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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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那么人民满意不满意就是机关工作的尺度。机关工作人员的
利益应当得到满足，但前提是要服务得好。既不能只谈利益、不讲
服务，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给建
立机制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明明有自己的利益，却非要说成是没
有任何私利的“公仆”，老百姓是不太相信的。他们更能接受的是
那种不避讳个人追求、同时又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
之间关系的公务员。苏联的情况是如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
况也是如此。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本意是要纠正以党代政的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党把国家管理职能交还给政府的构想，大体上是正
确的。但是，苏共的改革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盖
在于没有理顺党政关系，使执政党回到正确的位置，因而也无法使
苏共重新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苏共
自身的改革没有能够把这个党建设成一个团结的、能够与其他政
党竞争的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有谈及；其
二，由于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不到位，政治体制出现了真空，导致国
家权力运作的失控。苏共党内的许多当事人在总结
年代以后
的改革时都有这样的认识。例如，曾在当时任总理的雷日科夫，虽
然赞同党政关系的改革，同时却认为：“由于几十年间形成的制
度，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法律上，国家权力机关都未作好立即承
担这些职能的准备。需要时间来确立法治国家的全新制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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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让社会按照法律运转。”利加乔夫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强
调，应该“有计划地把管理和经营职能移交给各级苏维埃，但一切
应当从加强苏维埃的物质基础及其威信开始。实际上却反其道而
行之：尽管苏维埃还是软弱无力和没有经验的，但却着着实实地强
迫党放弃管理权。其结果便是无政府状态”。他作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
“：当农民筹足资金和人力后，他开始建造宽敞的新房，在他
从事这项不简单的事情时，他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只有当一切都
准备就绪后，他才拆除老房屋。而我们呢，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有
建造起任何新东西，却匆匆忙忙地摧毁旧东西。”利加乔夫是把
这种改革战略的错误看得很重的。他指出：由于转向政治体制改
革“：民主化进程已不可控制，社会丧失了政治稳定，不受约束性
占了上风，纪律急剧下降了，法制崩溃了，法律不执行了。在经济
改革最复杂的阶段，社会稳定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而把国家抛入
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是明智的吗？”事件之后的这些反思，都有
一定的道理。
启示之二：从机制上保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后来称工
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无产阶级不可能整个
阶级都坐在体现统治的职位上。例如在一个国家中，政府首脑只
能有一个人，行使决策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就产生一
个问题：这么庞大一个阶级，如何才能体现自己的统治阶级身份？
［俄］尼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③［俄］叶戈尔
库兹米奇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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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保证作为领导者的党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之间的
和谐和一致？
苏共，包括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
解决好这个问题。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不周延的。例如人们
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
统治；共产党能代表工人阶级，因为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
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求解放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圣
经”；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指南，是因为
它的科学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
从原则上说，这些观念没有错。然而，共产党是否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应由谁来判断？工人阶级听从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什么途径来
体现？工人阶级选择共产党替自己掌权，又是通过怎样一种形式
来授予这种权力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就
是说，在理论上，苏共是人民的代表；在实践上，苏共和人民之间代
表和被代表关系的机制和渠道并没有解决。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应当充分
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二是党支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如果在
这两个方面都缺乏科学的体制、机制和渠道，党群关系的融洽便无
从谈起。
苏共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导致了党和
它所代表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首先，苏共的党群联系和沟通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它声称所要
代表的那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
对利益问题，列宁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并始终注意解决这一问
题。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确定和调整党的任务，根据各
方面的利益去修正党的政策和目标，是列宁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样的范例比比皆是。例如，制定新经济政策，就是同时考虑农民
利益和党的目标之后作出的选择。但是后来，苏共在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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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陷入了教条化。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共领袖在这方面有严重
的失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理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实践，
包括群众的利益，都要无条件地符合理论。这种思维，使苏共不能
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党的理论与群众的实际的关系，从而把理论与
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党的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党所制定的
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体系万万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苏
共却不是这样。在苏共看来，为了“理论
”本身的“纯洁性
”，甚至
可以去牺牲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教条化倾向不断强化的情况下，
理论不但逐渐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而且逐渐变成了与群众利益相
矛盾的东西。当这一现实为广大群众所认识时，它对苏共作为人
民利益代表的地位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
为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是对的。但是，
苏共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问题的关键不是想不想发展，而是用什
么思想、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发展。不能摆正政党和民众之间的位
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是错的，经济发展就缺乏正确的方
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对利益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关键在于对个人合法利益认识
有误“。左
”的理论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忽视个人利益，实
际上是掏空了这一理论“为了人”的基本内涵，这就把公共利益建
立在了虚无的基础上。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曾正确地预测：
“由于这是个建立在无私观念基础上的社会，所以目前它正遭受
着无法消除的人类谋私本性的威胁。这些埋藏在人类的生理器官
中的本性，是几个世纪来隔代遗传的结果。如果这些本性不能在
一两代人中根除，那么政府的试验就会失败了。”如果不把对个
人利益的追求都笼统地看做“谋私”，而看做是必然需要的话，那
①［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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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后来苏联的发展被他说中了。
苏共在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方面不成功，在作为执政党
对社会各集团利益进行整合方面同样不成功。执政党和领导夺取
政权斗争的党有一个显著区别。作为与执政党对立的党，党的主
要职责在于表达所代表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作为执
政党，则要尽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以使自己有比较牢固的执政基
础。因此，由国家机器的社会功能所决定，政党在执政之后，一方
面继续作为本阶级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而且是惟
一执政党，它的政策不能不更多地体现社会各部分利益的一体化。
苏共不是如此。就利益表达功能而言，苏共更多起的是一种普及
作用，即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思想的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人们接
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政策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
很难判断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就利益综
合功能而言，在后列宁时期，苏共消除社会矛盾的主要思路受
“左”的“在野党思维
”的支配，往往倾向于依靠一部分人，而对另
一部分人（有时是社会的多数）实行强制和压制，其政权的巩固以
损害相当部分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这大大削弱了党执政的基础。
其次，苏共没有从制度上支持和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
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的旗
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列宁曾明确指
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
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
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明确这一点显然是想说明，
共产党政权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实现劳动群众的管理，劳动群众
的民主权利应是不断扩大的。但是，由于建立的体制缺乏表达民
主的渠道和途径，苏共与群众的隔阂，在列宁当政晚期就有所显
露。为此，列宁曾对当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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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后来，随着高度集权体制的强化，
党群关系的消极面并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
后来的实践中，苏共越来越远离了民主的基础。在斯大林确立的
传统模式中，群众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被统治者。而且在
党内，在领导层圈子里
“，主人
”这个神圣的字眼被专用做对斯大
林本人的称呼。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苏共在许多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扬民主，
并且不能说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总的说来，苏共对群众是缺乏信
任的。对群众缺乏信任，使苏共往往害怕群众，对扩大群众的民主
权利持消极、保守的态度，例如，苏共看到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
的弊端，提出了加强人民监督的问题，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人民监督体系。但是，尽管这个体系在组织上十分庞大
且无所不在，真正的权力却有限。首先，它对党的系统没有任何约
束力，只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指
示、计划情况
”进行监督；其次，无论是人民监督委员会，还是其他
有权起监督作用的群众性机构，如工会、生产会议等，都不是决策
机构，只有咨询权、建议权。所以，虽然组织是健全的，却无法阻止
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的泛滥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又如，无论是苏
联宪法，还是苏共的历届党章，都把群众的选举权放在重要的地
位。然而在实践中，这项权利的落实却打了很大的折扣。苏共干
部长期实行委任制，党内外群众的选举权实际上成了使委任制合
法化的一种形式。苏共为推广选举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和
民主选举的要求相距甚远。到
年代，苏联才开始在某些生产企
业中实行工长、总工长、工段长的直接选举制，在有关机关和团体
中实行科技干部竞选招聘制。到
年苏共二十七大，才提出要
普遍实行生产作业队长的直接选举制，并逐步推广到企业工长、班
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国营农场的分场主管人员。可以想像，苏共
这种缓慢的民主步伐，在反对派“归还”人民“普选权”的要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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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多么缺乏吸引力。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心
理，归根结底还是既得利益阶层怕失去手中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隔阂，使苏共的执政基
础大为削弱。到改革前夕，维持苏共强大外表的，实际上主要是苏
共手中掌握的强制性权力。党执政初期得到的那种群众性支持已
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改革后期人们对苏共的冷淡和遗弃，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状况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是如
此缺乏，以至于六七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和改革开始后出
现的反对派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扯起“民主”这面旗帜，把群众拉
到自己一边。对于以争民主、搞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共产党来说，这
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
正因为此，人们对苏共的改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对苏共来
说，在党群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它应当努力
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承认，苏共在改革之初有这
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民主化
”
“、公开性
”这样一些概念从其
含义说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还权于民”的色彩，因而颇受群众的欢
迎。然而，实践表明，苏共的改革并未能使党群关系变得和谐。相
反，在为改革激起的热情消退之后，我们看到，苏共与群众的关系
更加恶化，人们对苏共更加失望，乃至最后认可了对苏共生存权的
剥夺。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党群关系的角度而言，仍然是由于
苏共长期脱离群众的错误，只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错误是
由声称要纠正这一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体现的。
这种错误表现在：
首先，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被他批判的前任苏共领导一
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