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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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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表对戈尔巴乔夫连任总书
记投了赞成票,占当时代表总数的
。国外不少报纸也观察到
了这一点。如德里一家报纸报道:“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总书记,
表明人们对他的党的领导方针的信任投票。这是在国家历史的转
折阶段第一次通过全党的信任投票、而不是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投
票选出总书记。”苏共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党的多数在思想、理论
上的迷失,说明苏共自夸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其说服力甚至
比不上“新思维”,反映出长期以来苏共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重
大缺陷和失误。
其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助长了“左
”的倾向,强化了投机
心理,造成了党员心理、道德和思想素质的严重下降。教条主义往
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从固定的条条出发,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
因而往往导致“左
”的倾向。由于这种教条常常是难以做到的,或
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言行不一的风气就在党
内蔓延开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人乘机混入党内,攫取权力,另
《真理报》

日。


第 286 页
一些本来抱着真诚愿望入党的人则深感失望,逐渐丧失了理想和
信念。这种状况从
年代到
年代整整影响了几代人,使党内
普遍潜伏着对党离心离德的危机和信仰危机。在改革进行了几
年、人们被改革激起的巨大热情消退之后,这种积蓄已久的危机便
开始显露出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在改革中屡屡
表现出机会主义无原则性和对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大多数党员
对苏共不断衰落和最终垮台表现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淡和漠不
关心,都与党内长期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再次,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使党失去创新精神和革命政党的
锐气,虽然提出改革却又不能领导改革,在同党内外的“民主派”
和反对派的竞争中丧失领导权。在戈尔巴乔夫对党进行“根本革
新”之际,反对他这一套做法的声音也是有的,后来还有一部分共
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起来制止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他们声称坚持马
克思主义,反对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有的还谴责戈尔巴乔夫搞“资
本主义复辟
”,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但是,在同戈尔巴乔夫的
“主流派”和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斗争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败下阵去。就连轰动世界的“八一九”事件,也不过坚持了

小时,最后还是输给了对方。究其原因,盖在于“左派”对于他们
要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而没有“发展”,对于改革只有谴
责而没有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因而实在难以把广大党员和群众
吸引到自己一边。很显然,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苏共内部长期的
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它使苏共总是扮演阻挠、妨碍改革的角色,
而不是推进、引导改革的角色,这就很难使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苏
共的领导。
此外,党员对于党的领袖的盲从,在对待党的历史方面走到否
定一切的极端,也都反映出苏共在长期的思想建设中存在的严重
问题。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虽然苏共长期以来没有放弃过党的思

第 287 页
想建设,但这种建设却是不成功的。它试图用一种先进的思想和
理论来武装全党,结果是,在机械地维护了这个理论的每条原理的
同时,却丢掉了这个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使整个党在不断
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显得极其落后、无能。党实际
上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主心骨的党。
曾做过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的博尔金,在因卷入“八一
九”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写了一本叫做《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的书,
对苏共的失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知为什么,人们往往比
较喜欢引用他书中把苏共失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等一小撮人叛卖
的观点。其实,博尔金的思考远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们不妨把
他关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的认识那一段摘录下来,供读者
品味。他写道:
“不管对选拔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干部方面的缺陷批评得多
么正确,看来导致党被削弱和党的领导者中出现冒险主义者的最
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生活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依靠这种
思想,我们不仅完成了
年的革命,而且团结了人民,经受住了
国民经济改造的艰苦条件的考验,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战胜了
希特勒帝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取得了不愧我们伟大人
民的地位,它的伟大胜利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实际上没有一次重
大的国际行动不是在苏联公开的或非公开的赞同下完成的。
“共产主义理想胜利地传遍了全世界,鼓舞了许多国家的人
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它对敌人的理论观点也产生了影响,资
产阶级世界的实用主义者从共产主义理想中吸取了许多对自己有
用的东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所争取的东西用于实践。但是这个

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本世纪
年代中期开始‘僵化’,
我们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
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每天接触生活,

第 288 页
认为我们宣传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公式已经过时和落后了,
他们力图使这一伟大思想适应急速发展的生活实际。但是欧洲共
产主义遭到了苏共的强烈谴责,我们的意识形态卫士不仅不容许
在苏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阻挠在西方国家这样做,结
果常常造成各国共产党的分裂。
“科学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形势,要求提出能够把群众联合
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为
首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不愿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革
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党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在对于世
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主动权,无力地、教条
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
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
空间。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
果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问题所
在。苏共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放弃;但
也不能把它变成僵死的教条。党的指导思想的僵化,最终不可避
免地要导致党的机体的僵化。许多政党最后放弃马克思主义,实
质上不过是对这种僵化的反动。
人们常常为究竟是“左”的东西、还是右的东西葬送了苏共而
争论不休。我认为,事实是清楚的。苏共的失败,既有“左
”的原
因,也有右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左”对苏共的葬送。苏共一
直未能摆脱“左
”的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首先出现的
就是“左”,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作为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
桥梁;在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又认为这是暂时的退却,全党
①[俄]瓦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89 页

代末
实际上处在一种“容忍”和伺机进攻的状态;这就为斯大林
年代初抛弃新经济政策提供了前提;赫鲁晓夫上台后,不
是反思斯大林的整个路线,而是只追究个人功过,因而在许多方面
依然如故,甚至在自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提出建设共产
主义的口号;即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有所后退,也远未回到正确的
认识上来。所有这些,都说明苏共没有跳出“左”的框框。长期
“左
”的束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以致大
多数人已经无法分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的教条的区别,反
倒认为,要创新,要前进,就不能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改革中人们
对苏共采取墙倒众人推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这一状况
造成的。
启示之四:努力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
一个执了政的党,怎样变革和调整自身的体制和机制,才能适
应领导国家和社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
重大的课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没有解决
这个课题,苏共才变得越来越阻碍、而不是推动苏联社会政治经济
的发展和进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
件和任务的要求,努力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使党的活动科学
化。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党
内民主。苏共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权、缺乏
民主为特征的模式。因此,改造这个模式,重点在发展民主。民主
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的确是一个社会制度“可持续发展”
的“真谛”。共产党的根本历史责任,不是代替人民管理社会,而
是让人民逐渐学会自己管理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个目
标,要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实现。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忽视了

第 290 页
民主建设,民主和自由这些价值观念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
国家里似乎成了稀缺资源,得不到重视,甚至干脆丢给了西方国
家,成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和他们用以标榜资本主义、攻
击社会主义的一张王牌。这是很不正常、很不明智的。西方国家
在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如尼克松所说:“与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
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和民主之所以有
生命力,是因为它没有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规定个人和民
族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民
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
理。
”尼克松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出的这番话,
道出了一定的真理,值得我们思考。
要发展社会民主,就必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
社会民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执政党
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不仅是领导者、先锋队
和惟一的执政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党的状况对整个社会
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如果在惟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
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
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
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社会民
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此外,共产党居于社会和国家的核心地
位。党的内部不民主,要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就没有任何可
能。苏联社会缺乏民主,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证,都首先是从党内
缺乏民主、党员无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开始的。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机制上体现
民主集中制、按这一原则运作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是整个民主
①[美
尼克松: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91 页
集中制的基石。但是,从操作层面上看,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真的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体现,例如领导者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
都要全体党员的同意。恰恰相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最后
落实到多数服从少数的形式上,例如全体党员服从党中央,一个
省、市的党员服从党的省委、市委,一个工厂的党员服从厂党委等。
从组织学的角度说,这是正确的。所以,关键不在于这种形式本身
民主不民主,而在于事情的另一面,即这种形式如何体现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从机制和操作上如何保证这个形式上的少数代表的
确实是大多数的意志,而不是名义上的,更不是这个少数可以打着
代表多数的旗号为所欲为。换句话说,这个少数要有多数的合法
授权。没有授权,这些代表便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做。做到这
一点,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领导者是否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而
在于是不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科学的机制。苏共所缺的,正是这
样一套机制。在苏共党内,在整个授权过程的几乎所有关键环节
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被虚化了,也即民主集中制的基石被虚
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机关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
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
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
所取代。这不单单是技术上的问题,带来的也不只是无关紧要的
消极影响。我们知道,一旦人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权利感也会得到
强化。这种权利感是无法取消的,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显示出来。
如果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体现,它们就会以反叛的形式、以沉默之
后爆发的形式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再发扬民主,恐怕就为时已
晚了。苏共的失败,也多多少少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科学、完善的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监督,指的是政治运作中的监督,而不是
指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监督,其对象主要是权力,是掌握权力的机关
和个人,首要目的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监督制度有两个方

第 292 页
面,即党内监督和对党的监督。苏共的监督则把所有这些关系都
弄混了。首先,苏共把政治监督混同于一般监督,把生产监督、商
品监督、技术监督、公共道德行为的监督等都纳入到同一监督体系
中,看似监督内容广泛,实际上是用各种琐碎的社会管理掩盖了政
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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