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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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列宁已经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项临时的政策，而是共产
党把农民吸收进来搞社会主义的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
列宁也仍然认为农民经济只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联姻，
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
列宁在这一阶段所表达的思想变化非常值得研究。可以肯定
地说，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与其说是有了结论，不
如说是他的结论在不断改变、深化。能看到列宁思想的这种发展，
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在列宁去世前他的思想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
度，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尽管新经济政策如同
列宁在
年理解的那样，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本质的区
别，但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即在原则解决市场同国家的关系问
题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两种政治方针都没有超出“国家社会主义”
的思想。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列宁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全力以赴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其余大多数时间在巩固政
权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下度过），这对于任何一个天才和伟人，对于
回答什么是和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都太短太短了。
尽管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新经济政策
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是全党的认识水平很不一致。许多已经被
列宁深刻认识到的东西，在当时并没有为全党的大多数所认识。
布哈林是少数比较正确地理解列宁思想的党的领袖之一。布哈林
后来甚至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年布
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的报告中指出
“：依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
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经济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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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哲学家波格丹诺夫也讲道：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时期，市场是组织经济的因素。而现代
形式的市场，也将是过渡时期实行国家调整的基本手段。”但是，
党内大多数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相当部分的党员和干部仍然把新
经济政策看成是“退却
”，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急
不可待地要转入进攻。这是后来苏联发展方向发生逆转的重要因
素。斯大林成了这些人的突出代表。
表面看来，列宁和这些人之间只是认识程度的深浅有区别。
但是实际上，这后面隐藏着方法论的根本不同。列宁的观点和看
法之所以经常不断地变化，是因为实践在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始终
在寻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国情的有机结合。而这些
人之所以跟不上列宁思想的变化，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头脑中已有
的理论来审视实践，评判实践，宁肯冒理论无法实现的险，也不愿
根据变化的实践修正理论。俄国党的历史上，这种“左”的观念是
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左”的思想对这个党具有强大的影响。在确立新经济政策
的过程中，列宁同党内的“左”的思想的斗争是这时期活动的一条
主线，正是通过这一斗争，才使布尔什维克党逐渐走到了更加符合
实际的道路上。但是另一方面“，左”的土壤并没有被铲除。列宁
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没有在党的政治路线中
体现出来。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内大多数的基本思路仍然是：新经
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一待时机成熟，就应该立即停止这种
退却，重新开始消灭商品货币的进程。列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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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下
在确立了党的目标和任务之后，可以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促
进这个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这是执政党和地下党的最大区别。
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看到并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巨大能
量。然而，正确地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就要对国家权力的本质和
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恰
恰出在这个方面。党对国家的特质认识不够，过分强调阶级和政
党对于国家运作的主观任意性，低估国家权力异化的可能性，没有
看清官僚主义等现象与集权体制的必然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党
政关系的处理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党越来越为权力的
阴影所笼罩。这个结果，不能不影响到后来。
领导，还是代替？
对于国家的认识，列宁早些时候是比较清晰的。在《国家与
革命》中，列宁关于未来国家的描述，忠实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
对巴黎公社进行总结之后概括出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在革命胜
利后，要建立“人民管理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为了“防
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使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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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将这样一套思路付诸实施。在俄共七
大上他指出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
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
”
不过，列宁很快发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俄国，这种
设想并不现实。和任何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无产阶级的国家机
器也是一套复杂、精巧的体制和机制。它不是像列宁原先设想的
那样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
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
能够行使这些职能。所以，掌权的工人阶级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
权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无法做到的。在
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年俄共八大
上，列宁以他特有的坦率承认
“，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
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
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机器仍将保持
“政治国家
”的特性。既然如此，那么，国家机器成为超越社会之
上的力量的可能性就仍然会存在。实践已经表明，国家权力机构
的运作具有惊人的不受控制的力量。对它是否控制得住，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体制的形式。这使得国家体制形式变得非常重要。人
民群众直接掌权已经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体
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探索和打造这种体制和机制，是
掌了权的共产党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低估了国家体制
形式的独立特性。等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真正成了国家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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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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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们渐渐感觉到了国家权力作为不愿受控制的力量的巨大张
力。苏维埃机关取代旧国家机器成了整个国家运作的基础，实际
上不久苏维埃的网络就取代了党的网络，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
领导控制各州的主要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党本身怎样
活动的问题。党的机构的功能在衰退。这种衰退如此明显，以至
于有人就此提出，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政权），现在共
产党员在苏维埃中占优势，所以党可以取消了。这显然是一种危
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有两种：一是，认真研究政党和国家机器
的不同性质，给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以恰当的定位，
充分体现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二是，政党作
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分取其中的部分权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
探索中，后一种思路在实践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把政权机关的职能大量地转到自己手里的
方式，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可以说，这正是政党国家
化、行政化的最初起点。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做了
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第
一，建立党的部门管理机构和组织专职队伍。
年党的八大决
定成立
个部作为党务管理机构。其中
个部会后立即成立：情
报和统计部，组织指导部，档案和分配部，巡视员部，总务部。还有
两个部稍后成立：农村部和妇女工作部。第二，由党的机关行使人
事分配大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要做专门的分析。第三，党的
机关在经济上独立于苏维埃国家机关，由中央委员会直接给地方
党委会拨经费。这笔经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供。第四，大量接
受新党员入党。为了适应党接管国家权力的需要，党的队伍在执
政后第一年就扩大了
倍，两年扩大了
倍：年
月有党员
人，到年月八大时，党员人数已增加到
万人。到年月，又猛增到万人。年月十大时党
员总数为万。仅年月的“党员周
”里，就发展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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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新党员入党。新入党的党员相当一部分被充实到党和国
家机关。
约
年，在党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占到全体党员的
。
通过党对权力的控制和接管，党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
国家和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都以上下级的关系服从党的机关。
列宁明确强调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
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
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
题。
”②
弊端初现
在这种情况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对于已经出现的这种以党代政的状况，列宁自己也遇到过不
少。
年
月，列宁写给斯大林一封信，从信的内容上可以看
出当时党政关系混乱的程度：
“斯大林同志
请中央书记处（如果不归它管，而归组织局管，就请组织局）
决定：
立即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列
勃
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及其妻子季娜伊
达
巴甫洛夫娜
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办理去德国的签证；
）根据格
马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赴德治疗所需时间给这
两位同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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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到阻碍，难以满足我的这一要求，请告诉我是哪些阻
碍。”
显然，连列宁也不清楚哪一个机构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
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假期的问题不通过国家系统来解决。
在批评不负责任、相互推诿的官僚主义现象时，列宁举过一些
典型的例子，说明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例如他批评道，对外贸易
委员部连购买一批国外罐头的事也不敢决定，非要等政治局的决
议，等政治局委员的亲自干预。列宁借此说明“，在我们党同苏维
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
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
决，
，，
。
当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党政关系的混淆带来的后果是
有认识的。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第三年，党的八大就专门
作出决议，试图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自职能。决议认为，无论如
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
否则“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职能的划分包括两点：其一“，党应
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
其二“，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对于如
何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机关职责的问题，列宁后来也提出了基本原
则“：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的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
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
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
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鉴于党政不分
带来越来越多的消极后果，以及处理好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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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列宁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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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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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后来的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都多次强调
党政分开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
且愈演愈烈。这和理论上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有关。实际上，什
么是领导，什么是代替，什么是总的领导，什么是频繁干预，甚至什
么是领导，什么是管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词典中也都不是分
清楚了的。例如，列宁本人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
讲过，党现在的任务是管理俄国。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
说服人们，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
地进行组织工作。在其他一些地方，列宁也多次讲到党对国家的
“管理”问题。这里屡屡谈及的“管理
”，显然指的是政府治理。这
种“管理”，非但不能和“总的领导
”相提并论，倒是很容易和“琐碎
的干预”混在一起。所以列宁也承认，领导和代替实际上是很难
区分的。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关的上层领导，这是一
回事。列宁甚至说
“：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
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主观上一
直想把党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