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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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