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朝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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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9日起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21世纪的太阳”
羊角岛宾馆大堂之侧有一家书店，内中《金日成文集》达38卷之多。那里除了供应朝文书籍之外，考虑到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外国客人，所以也供应各种外文版图书。
在中文版的图书之中，除了《金日成文集》《金正日选集》《金日成传》《金正淑传》《金正日传》之外，一本封面上印着正在升空的火箭照片的书，引起我的兴趣。这本书的书名是《金正日时代的朝鲜》。这是一本薄薄的150页的小册子，在中国顶多定价10元人民币，而在朝鲜，凡是卖给外宾的东西都把价格定得高高的，这本小书定价25元人民币。
我买了一本。回到客房里细看，才明白这是一本“出口转内销”的图书。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自由记者”，名叫名田隆司。所谓“自由记者”，大约也就相当于中国的自由撰稿人。这本书是由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以及朝文版，还用不同的文字出版，其中包括中文版。
我还看到一本署名“井上周八”的日本人所写的厚厚的《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总书记》。
读了这本《金正日时代的朝鲜》，我从头至尾都没有见到这本书曾经在日本出版的字样。也就是说，这位日本“自由记者”写的书，只是由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而已。扉页上印着“主体89年”。
这本《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一开始，写及金正日接班时的政治背景：
由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社会主义市场的解体，来自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压力，金日成主席的逝世，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等，共和国正在经受着种种考验。因此，全世界正在注视着英明地领导朝鲜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这一国家的领导者——朝鲜劳动党金正日总书记。
《金正日时代的朝鲜》详尽地描述了“历史性的日子”：
1997年10月8日，全世界的耳目都集中到共和国。那天下午5点，共和国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把金正日书记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特别报道。
特别报道满怀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进入主体革命的新时代的历史转变期，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代表大会，道（直辖市）代表大会，各省、中央及履行道党委职能的党组织代表大会反映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与心愿，把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推举为我们党的总书记，这是在我们党和革命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变。
最后强调说：“在金正日同志领导下，正在沿着主体的道路向前迈进的朝鲜革命事业必将克服种种障碍，经受考验，取得最后胜利，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作为七千万同胞统一自由和繁荣的主体祖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这是金正日时代到来的一种宣言，又是共和国人民决心的流露。
“民族最大的喜讯”“反映七千万同胞一致心愿的民族最大的喜讯”“民族的大幸运，最大的光荣”“热烈支持和欢迎”等等，所有报纸都把他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一事当作民族共同的喜庆事。
作者记述了一位朝鲜普通妇女听到喜讯时所说的非常激动的话：
“将军从各方面关怀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护是说不完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帝国主义封锁了我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为给我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一向站在艰难的行军的前头。人民喝粥，他也喝粥。为了克服困难建设幸福国家，他一天也不休息，每天每日都在忙于工作。每当听到或看到他工作的情形，我就觉得他是伟大的人民领导者。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要为的是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将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金日成是在1994年7月8日去世的，而金正日则是在三年多之后的1997年10月8日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作者并没有说明金正日为什么在金日成去世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公开露面，而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位置一直空着，虚席以待。
1994年７月20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一篇文章，揭开了这个谜团：按朝鲜民族的习俗，自古以来就有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的说法，以此体现子女的忠孝。在举行葬礼时，丧主不发一言，是祖传的规矩，所以，金正日在父亲金日成的追悼会上只是沉痛默哀，不发一言，是遵循了这一习俗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即“三年不改父之道”，是至孝。荀子在《礼论》中说，三年之丧必须“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为至痛饰也”。
实际上，从1994年７月８日金日成逝世那天起，金正日就已经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仁不让的领袖，开始了金正日时代。只不过金正日因“有孝在身”，需素服三年，“家有殡，不巷歌”，未即就职。
直到1997年10月8日，金正日这才终于就职，正式就任那空缺了三年多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职。金正日还担任了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从此，金正日成为朝鲜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但是，金正日并不兼任国家主席一职。
金正日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
取消国家主席职务，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
朝鲜使用“主体年号”，以金日成的诞辰之年1912年为元年，同时决定将金日成主席的生日４月15日定为“太阳节”。
原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改为常任委员会，政务院改为内阁。内阁总理代表朝鲜政府，洪成南任总理，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金永南任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那本《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一书印着的出版年份为“主体89年”，也就是这么来的。
在金正日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际，朝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金正日运动。朝鲜在宣传金正日的时候，反复强调的是金日成生前对于金正日的评价：“金正日同志是文武兼备的真正的人民领导者”，“我对我国有金正日同志这样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感到自豪”。
协助金正日主持军队工作的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次帅对于金正日的评价是四句话：金正日是朝鲜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久经考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指导者、百战百胜的钢铁元帅、真正的人民领导者。
随着宣传金正日运动的日益高涨，对于金正日的评价也随之高涨，最后的定位是：“21世纪的太阳”。从此，遍及朝鲜城乡的大街小巷，都刷着这样的标语：“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在那本日本人所写的《金正日时代的朝鲜》结尾处，也这么写道：“我断言，领导世界自主化事业，引导21世纪前进的人只有金正日总书记。21世纪将成为朝鲜的世纪。”
当然，由于朝鲜国家主席取消，而金正日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即党和军队的最高首长，却并不是国家元首。当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的时候，曾经使韩国官员困惑和尴尬：金大中作为韩国总统，会谈对象不应当是金正日，因为按照朝鲜宪法，国家元首应是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然而，谁都明白，金正日没有元首之名、却有元首之实。倘若金大中不与这个“21世纪的太阳”会谈，将毫无成果可言。
“主体思想”
在金正日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际，废除公历纪年，把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定为“主体元年”，从此朝鲜不用公元，而改用“主体年”，足见金正日对“主体思想”的无比重视。
早在1982年，70岁的金日成就在平壤大同江畔主持建造了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寓意是“主体思想是指引朝鲜人民前进的灯塔”。
朝鲜劳动党把“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方针。
“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创立的，是金日成思想的核心。金日成用三句话概括“主体思想”的内涵：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
朝鲜劳动党规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这“三自”之中，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便是“政治上自主”。
在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之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四国的时候，金日成决心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纯洁性”。
1992年4月，在金日成80诞辰之际，据称“世界7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政党代表以及许多进步人士”齐聚平壤。4月20日，他们共同发表了《平壤宣言》，即《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据称，“这是向全世界号召要基于主体思想重建并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平壤宣言》的主要观点如下：
“今天的时代是自主性的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的神圣的事业。”
“就最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国家中社会主义受挫的事态，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煞有介事地叫嚷社会主义的‘末日’。这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庇护旧秩序的诡辩而已。在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受挫，资本主义复辟，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极大损失，但绝不可能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性。”
“社会主义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社会。”
“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将同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全世界所有进步政党、团体、人士紧密团结起来，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奋勇前进。”
“要满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为开辟人类未来奋斗到底。最后胜利属于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民。”
“社会主义事业必胜不败。”
金日成在《平壤宣言》发表之后两年去世，金正日接班。金正日把“主体思想”定为立国、立党之本。
金正日主动提出访华
中国是现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是朝鲜一江之隔的近邻。
在金日成时代，虽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有过曲折，可是就总体而言，中朝关系是友好的，是密切的，甚至是兄弟般的。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与朝鲜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几十年来，金日成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着不错的友谊。金日成曾经39次访问中国，这便是明证。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金正日接班。人们关注着金正日对中国的态度。
除了小时候金正日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在他踏上朝鲜政坛之后，只在1983年随着父亲金日成访问过中国。那一次，金日成带着金正日来到中国，有意把自己的接班人介绍给中国领导人。金正日见到了邓小平。
此后，金正日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
在金日成晚年，中朝关系一度不愉快，原因是中国与韩国建交。
据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1991年11月，他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即感受到韩国的热情；而韩国总统卢泰愚也单独会见钱其琛，向他表达与中方实现建交的愿望。
钱其琛说，他能出席汉城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部长级会议，韩方帮了很大忙。当时中国曾与韩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在汉城的台方人员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韩方信守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方人员参加。
钱其琛说，从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韩国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不过，中韩建交谈判非常敏感，一是涉及朝鲜，二是涉及台湾，所以这一谈判最初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47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告诉他，中韩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耳目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权丙铉回忆说，为了掩人耳目，他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权丙铉说，他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参加谈判的韩方人员分别取道香港、东京和上海前往北京。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
中韩建交谈判在北京进展迅速。
这时，中方考虑到中朝多年的友谊，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要向朝鲜方面通报。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告诉金日成主席，中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