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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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以
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
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
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
第57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12）
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
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
〃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
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圳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
〃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椎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
。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
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惧面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
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子。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第58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
下策，以为…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如果在该进的时候不前进，在该退的不回收，就会让自己遭致失败。曾国藩把握了进退的智慧，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进退必先观大局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译文：研讨事情，要从大处分清界限，而不适宜从小处剖析细微。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
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第59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2）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人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