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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人为什么活着-稻盛和夫-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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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事件。要知道并非因为是孩子,就不应该辛苦地工作,辛苦工作反而是磨炼人格品性不可缺少的条件。
西乡隆盛被流放到冲永良部岛时,才有机会读到王阳明的学说,以磨炼自己的心性。提到人性,安冈正笃先生曾说过,必须依“知识、见识、胆识”三个阶段来提升人性,否则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他的意思是说,知识只要翻开百科全书或字典就可以学到,既没有必要强记,也无须填鸭式地过度汲取,否则也只是流于常识丰富而已;比吸收知识更重要的是将知识组合成有条理、有逻辑的信念,变成比知识更有用的见识;不过即使拥有了见识,如果不去实践这些理念,对提升自身的人性还是助益不大,因此有必要将见识提升为胆识,也就是转化为执行力。
这里提到的胆识,是指同时具有见识和勇气,这都是历经苦难才能培养出来的人性品质。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日本人形容他们是“怀珠抱玉”或“具有胆识”,西乡在冲永良部岛培养出来的就是这种胆识。
事实上,就算无法产生胆识,只要有勇气,也能够转化成相当的执行力。然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类才会表现出勇气呢?通常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理由,勇气自然就会涌现。因此,在培养出大无畏的胆识之前,不妨找一些正当理由来鼓励自己。例如,此刻如果我不出面,局势恐怕会变得难以预料吧?我如果不努力完成这件工作,公司的结局会如何呢?
大义和志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志向主要是指个人的目标,大义则是指非利己的、舍弃个人立场且对众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大义是从比较大的格局切人,例如为世人、为社会,或是为身旁的家人等。如果能用大义来鼓舞自己,就可以激发出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就能逼迫自己发挥执行力。
有胆识的人做事不需要假借任何名义来鼓励自己,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当挑战极为远大的目标时,就有必要给自己一个名义,然后借此名义鼓励自己去完成这个目标。
欠缺执行力的人或凡事做不好的人都具有一个通病,心中总是盘算着:“上司交代做的这件事,如果做了对我有利吗?成功的话可能调薪,还是可能调升经理呢?万一失败,最好能找个理由推脱。”由于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往往也因此失去了执行的勇气。
像以上这样,不给自己一个名义或理由就办不成事的人,事实上并非少数。对这样的人而言,成功的秘诀在于:凡事不妨试着先摆脱私心,为自己找个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吧!

第十六章  情与理
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

每当有人问我,谁是我最尊敬的人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前一章节曾提及的西乡隆盛。
明治政府诞生之后,西乡移居东京。虽然他当时已经领到很高的薪晌,但是仍然住在商店街中的民房,只雇用一个女仆,平常总是穿着棉布粗衣。西乡难道是心灵尚未安定,或是心中已无欲望?我认为,应该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的缘故。
他注意到,当初他们这批年轻志士,就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幕府和封建制度才起来革命,建立新政府的。然而,他眼见这一群人在就任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之后,也开始搬进豪宅、穿着华丽的衣装、身旁妻妾成群,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心志也开始堕落。
西乡自己也是新政府的核心官员,亲眼目睹了这种堕落的景象,心情格外悲愤,因此他撰写了“明治维新并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严正文章批评当时的现象。同时他也感到很懊恼,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做对了?自己难道不是被那些想得到天下后享受奢华的人利用了呜?西乡警告自己不应该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一如继往地过朴素的生活。
西乡因而和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渐行渐远,之后又因为主张攻打韩国,与其他人意见不合,而终于离开了重要的官职而下野。欲望强的人可能会执著于地位,西乡却没有此种欲望,因此很快就返回了故乡鹿儿岛。
结果,和他一起到新政府任职的那些鹿儿岛的年轻人也都跟随他辞官返乡。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仍然存有时新政府的不满,西乡为了不让这种情绪爆发出来,也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更优秀的人才,于是在鹿儿岛设立了私学校。
当时,一位出身萨摩(今鹿儿岛县北部)的警官被逮捕,他承认自己是为了暗杀西乡而回到鹿儿岛的。事件尚未真相大白之前,部分私学校的学生已经怒火中烧,于是,攻进了新政府在鹿儿岛的弹药库并夺取了枪炮和弹药。明治政府获悉之后,立刻以叛变为由发动军队来镇压。
当时西乡正在大隅半岛打猎,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回鹿儿岛。本来他想要劝队年轻人的暴动,但是不知为何当时他的态度并不积极。我想,理由可能是西乡觉得自己对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也可能是基于西乡个人的情绪吧!
堂堂一个大丈夫会被个人感情束缚,而做出异常的决策,这样的事情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回想前一章提过的故事,从西乡曾经为了人情义理而想陪同僧人月照投海自尽的事件来看,西乡的性格本来就是情感重于理智,因此也就没什么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在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中,西乡“我也一起去”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整场战争中,他只是跟在年轻人的后面?带头的是青年将校桐野利秋,西乡始终未曾担任指挥官。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结束,那个一直能灵活运用智慧、屡立战功的大人物,在此重要的战役中却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是跟随在一群年轻人的后面行动而已。
当时,也有一些军队因为仰慕西乡的英名,远从九州各县赶来支援,还有对明治政府感到不满的旧武士前来响应,但都被西乡拒绝了。从西乡种种应对的态度,实在看不出他想打赢这一仗,有关这件事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也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我只能想象,可能是因为西乡本来就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吧!
当我就读旧式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被强制教导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我感觉,即使到了现在,自己仍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当时教我们修身养性的老师,针对人格品质最恶劣的人,他描述道:“有一个小偷到一户人家去偷窃,刚好那家人回来了。如果这个人真的只是小偷,碰到对方家人进门时就应该逃逸无踪,但是也有人会跑进厨房拿起菜刀挥舞威胁,于是由小偷变成强盗。这种由小偷变成强盗的人正是最污秽的人!”
他还提到另一种情况:“假如你的亲友在某种情况下杀了人,跑来找你并告诉你‘我刚杀了人,救救我吧!’你会怎么做呢?”从应对这个问题时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人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我们只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个性都比较软弱、畏缩,大家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把朋友训一顿,然后劝他去投案。”可老师却告诫大家不可以这样做,他说:“既然是亲友,而且他又跑来投靠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会被判罪也要庇护他。”
现代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以前的老师教导我们这就是人类的情和义,我想他教的应该正好符合西乡隆盛的价值观吧!
西乡的个性富于情与义,我认为这是他最令人心仪或值得当做榜样的理由。但是,有时我又无法接受被人情义理束缚的人,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无情。然而,就在我创立京瓷时,我曾考虑:“虽然我的核心思想充满西乡的情义,但是经营事业,我得效法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才行”。
事实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松风企业,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当时的我,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做个有情有义、品德完美无缺的“完人”。等到自己经营企业时,才知道所谓的完人,行动时应该同时具有西乡的情义和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两者兼具才能成功,于是我才开始研究大久保利通的哲学。
当我回到西乡的故乡鹿儿岛,告诉那里的人有必要学习“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时,得到的回答多半是瞧不起的眼神。然而,当时我依旧认为自己应该“融合大久保利通兴西乡隆盛的品质,创造稻盛和夫的新形象”,并打算依此目标经营自己的人生。
拓展事业时,如果只用感情去判断和行动,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即使用感情判断再依据理性行动,方向可能还是错的;还有一种方式是用理性判断,也用理性执行,这样一来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工作了。
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
关于这点我原来并未留意,而是从过去的员工那里听到:“那时社长突然出现,告诉我应该这样做才能替自己解危。幸好跟随一个严格的社长,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偶尔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是扣心自问:“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吗?”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想那些大概都是我在无意间说出去的话吧。
被人刻意地夸奖,有时还是会感到开心的。然而,如果有人记得你无意间讲的话,再由对方说出来时,其中不但充满了感情,而且更让人觉得欣慰,因为你知道对方是真诚地接受了你。
太重感情的人,我认为只适合和他发展私交,一起工作就会产生很多纷争。例如,当有人求我:“财务调度上有点困难,请帮助我一下好吗?”我认为对方人品很好,因此当他的担保人,周围的人还因此夸赞我是正直的大好人。
但是,相似的情况有时却惹来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个人因为担任很多借贷的保证人,因此背负了很多债务,结果自己的公司都倒闭了。在此情况下,恐怕没有人会称赞他是“正直的大好人”吧!
还有一种情况,有人来借钱,第一次因为同情就借给他了,于是在他的口中我是“大好人” ;接下来又说:“可以借更多一点吗?”这时如果拒绝他,他不仅忘了应该为第一次借他钱而道谢,还因为第二次借钱遭拒绝而产生憎恨之心。这就是一般人的反应,而这种憎恨之心将会带给当事人更大的伤害。
我建议,第二次会拒绝的人不妨一开始就拒绝,原则上还是应该谨守住先讲理性、再谈感情的程序比较正确。我会有这种想法,原因之一或许来自小时候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理性的人,母亲的个性刚好相反,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母亲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心怀感激,而父亲则经常严肃地责备我们。
例如,有时母亲会对父亲说:“孩子的爹,有个亲戚告诉我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来做吧!”父亲总是说:“等一下!”然后,要求母亲做更详细的说明,等她说完了,父亲就冷静地分析其中的利弊,然后对母亲说:“那不是很不合理吗?”并提醒母亲太感情用事了。
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亲戚的提议,所以她先放了感情进去,忘了做理性的考量;父亲则一定是先冷静地分析才得出结论。我觉得,母亲的个性有点像西乡隆盛,父亲则像大久保利通。我发现,父亲和母亲一来一往的互动,对我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十七章  勤劳
劳动的目的不应仅止于取得粮食、免于饥饿,名是为了磨炼人类的心智。如果每个人都勤奋努力,就能够培养出美好的心智,让人类变得更齐美。我们不访为劳动下此新定义。

日本文学家内村鉴三在他的著作《具代表性的日本人》中,曾经介绍过日本的土地改革家二宫尊德(1787一 1856)。
二宫尊德既无学历也无资产,只是个农民。十六岁时父母双亡,二宫尊德的伯父收养了他,从此,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像小奴仆一样不停地劳作。由于只有深夜的时间可以利用,渴望学习的二宫尊德就.点着油灯努力用功读书,结果伯父却责骂他“浪费灯油”。于是,他挑灯夜读的希望破灭了。即使如此,二宫尊德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经常头顶着晨星或在满天星空的夜晚勤奋工作,再利用白天上山砍柴或刻草时,一边走路,一边读书。
长大之后,二宫尊德一直拼命地工作并过着节俭的生活,利用自己的积蓄将父母的田地买回,并且在农业上有了非常优秀的表现。当地的领主风闻他的能力,请他负责协助政府振兴那些贫穷的农村,使他声名远播。晚年的时候,二宫尊德甚至接受德川幕府委托从事治水工程和产业辅导工作。此时的二宫尊德已经可以和其他的诸侯并坐在宫殿中。据说他的言谈举止、宫廷礼仪都非常端正,不少同座的高官还以为他也是出身于高贵的大户人家。
这段传说主要是在强调:二宫尊德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农夫,从来也没有机会学习宫廷礼仪,每天只是从早到晚不停地耕地劳作,却能够将自己的心智磨炼到此种程度。换句话说,人如果非常努力地工作,不但可以得到生活上需要的粮食,也可以借此磨炼自己的心灵。
我认为,通过劳动塑造人类的心智,对现代日本人而言格外重要。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渐渐确立了“提供时间、换取报酬”的劳动价值观,认为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金钱。
劳动本来的目的应该并非只是为了获得报酬,特别是在贫穷时期,勤于劳动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诸如想休息、想偷懒、想玩乐等欲望,通过控制欲望,也就可以锻炼人的心智。
问题在于,眼前的社会过于富裕,日本人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获得粮食而勤劳工作,只要打零工就足以维持生计,于是,很多人开始拒绝被固定工作绑住,宁可成为打工族也不愿意到企业就职。更极端的是,有些人高中毕业之后就赋闲在家,既不想就学也不想工作,而是选择继续靠父母供养来生活。
很多年轻人过了二十岁还待在家中,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也逐日增加。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来不曾通过劳动来磨炼自己的人性品格,这是造成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像释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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