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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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在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反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的学生又主要住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中心。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我就说了我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那几十万右派的悲惨榜样在那放着，他们也要跳出来，释放压抑得太久的报国激情。

她脸上带有一点惊讶和意外表情说你是这么分析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继续沿着前面的思路说去年初我看到一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汇编》，里面有大量的五七年反右的文件和文章，看后很自然的想法是要随时准备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有点像五七年的右派，但我们心里想的确实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了一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感叹地说你最初的想法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工作组重用了我，而你是受到工作组的排斥，结果我们俩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顺着她的话接着说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是在于他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命运完全由别人决定的时候，这点我感触尤其深。现在我隐约感到和高中的个别头头的关系有点问题，表面上看好像和我关心慧君的事有关，更深层次想好像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不去关心慧君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存在一个如何和他沟通的问题，他怎么不能给人一点空间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我不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不少看起来很风光的事都不是我有意去争取的。五月份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武汉的学生造反派搞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常委中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在商量谁去时柳英发说外面这样乱，何儒非脚不方便不能去，李乾你年轻，还能代表红十月的水平，就你去吧。当时武斗不断升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这样我受命危难之时，成了十三名常委中唯一的中学生，担任中学部部长。在那里我也没呆几天，因为觉得那里没多少事可干。再说出席国宴、和周总理碰杯的事也是很意外的，在商量去机场欢迎总理的人员时，我说名额有限我不去。在去机场的人走后我出去办事，在大门口刚好碰到回学校来的钢二司武昌联络站负责人张志仁，他喊住我说他还有两张去机场的票，要我和他一起去，就这样稀里胡涂地来到了机场。在机场碰到了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他对我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要走，总理还要举行一个会谈，你代表中学钢二司参加。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谈和会后的宴会。你说是不是很偶然？现在我担心红十月可能的分裂，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的矛盾和可能的分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搞得不好是不是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是又要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想到这些，有时感到害怕，不敢再往深处想。

沉默了一会后她说你思考问题的深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你将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你能想到这些，多少就会有一些如何面对的考虑。换个话题吧，三年多来你一直执着地关心慧君，慧君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在这方面不懂，说不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情感，我尊重你们。不过我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说你很能干，很实在，我当然也有同感。不过命运有时是很捉弄人的，就拿我来说，昨天是工作组的红人，今天是潮流的弃儿，谁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想到和你能这样谈得来，谈的时候能放得这样开。我知道我有时有点激进，骨子里天生就有点冒险精神，但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审时度势的。慧君心地善良，胆子又比较小，她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

慧君一直没做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整个下午屈伟都缠着我不放，连舒国良他们来都没能在一起好好谈一下。

晚饭后那里都没去，在房里看书，听见珊君叫慧君给我送东西过来。一抬头就看见她已走过来，笑盈盈地把一个果品盒塞到我手里说是珊君要送过来的。我接过一看是蜜饯，那时候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连忙朝那边房里说珊君谢谢你。那边传来声音：莫谢我，要谢就谢慧君，我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慧君低头一笑转身出去了。蜜饯含在口里冰甜冰甜。

这时好像有人进了隔壁房间，问屈妈妈是不是慧君有个同学住这里，屈妈妈说在隔壁。我觉得不对头，神经一下绷紧了，刚把被子底下的手枪揣在怀里门就被推开，进来三个人，都是二十七八岁，那副长相让人觉得都不是良善之辈。屈伟机灵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屁股底下就是我的第二支手枪，他把手放在下面，紧张地盯着，像要随时作出反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是不是孔威一伙的人？

走在前面的问我是不是叫李乾？

我把蜜饯咽进肚里反问你们是哪里的？

他不正面回答，只是说有点事你出来一下。

我怎么可能跟几个陌生人走呢？他们就想动手拉。

我把伸过来的手一打说，放规矩点，你们想干什么？

说着心里有点想掏枪了。

听动静不对慧君珊君都跑过来了，一边把那伙人往外推一边说你们要干什么？

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两个身着警服的人，领章帽徽齐全。走在前面的年纪稍大一些，四十多岁，一副老公安的派头。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受警备区的委托，对李乾实行拘留。你是李乾吧？

我点点头。

他掏出一张小纸片说你在上面签个字。

后来了解此人就是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关队长，二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他时还提到这一幕。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慧君一把将小纸片拿过去看了一眼说大声喊不许你们把他带走。

我把小纸片从她手里拿过来，看见了“拘留证”三个字，但此时我还不知道拘留是个什么概念，以为就是到警备区去住几天。事后回想慧君可能清楚拘留的含义，她跟我说过她妈妈解放前几次坐国民党的牢，要不然她不会又是推又是打，还拿脚踢那个警察，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似的不顾一切，坚决不让他们带我走。我从未想过那么一个柔弱女子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会有那么厉害。我怀着只是到警备区去住几天的想法要她不要这样，说过两天我就会回来的。她听我这样说，不再打闹，默默地帮我清点要用的生活用品，这时我已在拘留证上签完了字，身上的枪也交了出去。

警察拿出了手铐。

她有点发怒地问拿手铐干什么？

警察说这是规矩。

她边说等等边走到屈妈妈跟前，取下屈妈妈手上的表，走过来跟给我戴上说你在里面需要掌握时间。

她默默地陪我出门，默默地陪我下楼，默默地陪我走到警车前，屈伟突然往车上冲，要和我一起走，被警察一把拉下来。我上了车，她就站在车窗外，此时我还以为要不了两天就会回来，根本体会不到她像被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似的感受，她近乎呆滞，满眼哀怨，凄凉无助地站在那里，任凭寒风阵阵袭来，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雕塑，一尊哀怨天使的雕塑。

别了，青春。别了，戛然而止的青春萌动。不过，这是我后来才领悟的。

十八年后，我从监狱回来不久，再次踏上这让我百感交集的土地。

冬日的阳光还像从前一样温暖，那逝去的一幕恍如发生在昨天，一切是那么清晰，余音还在耳边缭绕，这里的一切也好像还是一如当年。眼前还是那条四周吐着泥土芬芳的小路，路旁还是那一泓碧水的小湖，湖边还是那依依袅袅的垂柳，但柳下已不见那一脸稚气的少年。

我缓步朝那栋曾经很熟悉的楼房走去。

那里有我什么？我去干什么？是为了凭吊那早逝的青春还是为了寻找那不再的激情？我甚至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在我犹豫究竟要不要去见那被我搅得不再安宁的一家人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抱着小孩的少妇正和一个婆婆在说着什么的画面映入眼帘，我的心突然一阵慌乱：是她？！我慢慢走过去，在离十多米时我停了下来，是她，肯定是她。十八年的风雨似乎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一颦一笑依然还是旧日模样，那是她的小孩？这么小，好像还不到一岁。在确定是她后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脚步没有移动，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十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出现她会怎么样？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不经意朝我这边望了一下，突然她的表情一下凝固了，瞪大了眼睛，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最后，那熟悉的惊喜再一次出现在她脸上。

她抱着小孩走过来说李乾？是你？！

我也朝她走去，俩人相距几步时，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就像面前有一道无形的高墙。昔日的少女已为人母，我依稀看见了十八年前的那双眼睛。我和她都闭口不谈那十八年前的往事。她说这些年真不知道你是怎样熬过来的，我说过去了就觉得还好。她要小孩喊叔叔，小孩只是紧紧抱着妈妈，看看她妈妈又看看陌生的我。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她三十多岁才成家，从农村招工到一家工厂时，全厂上下都说她的男朋友还在监狱里关着，并且是在她家里被抓的。她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是我难以想象的，而这些皆因我而起，但她从未流露出任何责怪我的意思，还是那样善良和友好。1977年她从工厂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学院任教，她有一个幸福的家，现在北欧定居。屈妈妈见到我依然当年一样高兴热情，这个×学院硕果仅存的老红军在安享晚年。只是小屈伟因这件事屡遭厄运，屈妈妈找到老朋友当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面都未能改变，最后神经失常，在我回来前两年病死在精神病院。小屈伟的遭遇让我唏嘘不已，她反过来安慰我，说他的死跟我没关系，怎么可能呢？她的善良只能让我陷入更深的自责。

警车在一座建筑物前停了下来，沉重的铁门被打开，走进去，看到到处写着“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我感到不对头，这里不像警备区，再说警备区在汉口，汽车不应该过江呀。

这个关队长一边走一边说刚才那个女孩是你什么亲戚？那么凶，要不是看你是革命小将犯错误，我们要对她不客气。

我根本不屑于理他。

到了一个值班室前，他进去时让我停下看看墙壁上贴的一个规定。一看是个什么看守所犯人守则，一共是二十条，我心里的火直冒。他从值班室出来后问我看了没有？我大声告诉他第一条对我不适用，第二条对我不适用，第三条……凡是以“犯人”二字开头的我都告诉他对我不适用。

他看了我一眼，跳过这个话题说把你的皮带解下来，还有鞋带，还有手表也要取下来。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解释地说这是规定。

我望着他的眼睛说我需要掌握时间。

他迎着我的目光说里面不需要掌握时间。

下面接着就是本书最开头的一幕。


注释：

①“７。20”事件：是1967年7月间在武汉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1967年6月4号武汉军区发布发布“六四通告”，认为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形势严峻。重申“工人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