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窍牒染秃鹊模詈笏饰乙灰乙∫⊥贰Ｋ岛纫坏闵砩吓托蚁胂胍彩牵吖ヒ艘槐Ｔ趺春鹊娇诶镂兜拦止值模拖褚桓鍪裁炊甲暗哪就霸诜胖枚嗄旰螅虻サ匿啼逃帜美醋暗目谎还伤挡怀龅钠度萌撕攘擞械阆肱唬罄刺嫡饪钦艄沟摹�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顺序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喝了一口菜汤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反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我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肯定要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踢了一下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跑上来。
我大声说到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应，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第六章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要一显身手的时候，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太阳的升起。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到武汉大学游泳池游泳，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声赢得沿途不断的掌声和喝彩。
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校长易××，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反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离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反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反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反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反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学生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东西虽然我们闻所未闻，但却是我们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头上的乌云，原来在北京，毛主席早就为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反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3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