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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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一年前，号子里来了个新犯人，从他口中听说外面出了个大案子，从武昌到汉口同时出现了数百份内容极其恶毒的反革命传单，为了破这个案子，几乎所有单位都成立了 “1。3案件”专案小组。对这个作案人有个基本画像：主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有很强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不一定挨过共产党的整，但个人或者家族的历史上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平日里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这是假象。对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作案时至少有两个人。几个月前碰到一个对古诗词颇爱好的老中医胡佛根就是因“1。3案件”给抓进来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支援了他一点洗漱用品，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一次漱口和洗脸，这天上午的热水让他洗了个澡，看守给他理了个发，又给了一套棉衣，这个叫胥约拿的外地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不再像个让人嫌弃的叫花子了。
知道他就是“1。3案件”的主角时我很意外，意外的是他竟然这么年轻，事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他也才二十八、九岁，完全不像公安机关给出的画像。但他写的字会让你打消任何怀疑：古朴苍劲，雄浑有力，有古之遗风，完全不像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写的。看着他的字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张伊人副校长，他曾经是湖南军阀张贞的秘书，就书写的笔力而言，两个人有得一比。
在洗澡时就发现他伤痕累累，手腕上的伤疤很刺眼，不过当时没有问他。一开始他对我极具戒心，尽管几乎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我支援他的，但在他眼里我是个异类，是与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革命小将，一些话可以跟别人说但不可对我讲。后来他不无歉意对我说，刚来时对我有戒心是因为关在长沙时吃过苦头，曾跟一个在押的省无联①的小伙子说了几句实话，没想到那人是特地安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汇报上去后他被打得要死。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我对他没任何恶意和威胁，有一天他对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我家所在地很偏僻，离岳阳市区还有一百多公里，家里是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
“什么叫扫地出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有些不解地问他。
“当时对我们地主的财产有两种搞法，一种就是把财物拿走，房子还是留几间给你住，东西拿走再多，那也只是大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还在；还有一种搞法就是把你全家赶走，只让带极少的东西走，叫扫地出门，让你顷刻间一贫如洗。我们全家十来口人就只让拿了一床棉絮。这床已看不出原色的棉絮就是当时带出来的，你别看它脏，它是用上好的棉花打的，用了十几年，这几个月没有被套，在牢里盖是它垫也是它，还是完好无损，撕都撕不坏，就是脏了一点。”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脏兮兮的那层想验证一下，没想到要撕开还真不容易，费劲撕开一点后，看到里面还真是雪白的，凭我在产棉区劳动过几天得到的一点见识，完全相信了他对这床絮的说法。
“虽说是扫地出门，但跟那些家里有几个被拖去镇压了的相比，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个地主但没有民愤，我们那里又很闭塞，家族观念很重，胥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土改那一阵风过去后，反正靠劳动吃饭，也没有谁跟我们过不去，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古董从哪里来的呢？”
“我这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们那里偏僻，但学习的风气很盛，什么《楚辞》，《论语》，《史记》，《汉书》，几乎是家家必备。至于《古文观止》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那里属普及读物，随便拉个小孩都能背几篇给你听。”
“我听说你的传单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还有一份是你写的诗，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说了的，如果我要说出来就是继续放毒，要加倍处理。”
“是你一个人作的案？”
“是我一个人。”他说这话时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听说同时在武汉三镇都发现了你的传单，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实蛮简单：告同胞书和诗都是我早就写好了的，蜡纸是我刻的，纸张、油印机到处都有，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个布袋装好，到岳阳坐晚上的火车，到武昌时天黢黑，我租了一辆小三轮汽车，司机在前面开，我坐在后面把传单往外面撒，车子从武昌开到汉口，我的传单也从武昌撒到了汉口，传单撒完了天还没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又这么隐密，那怎么被发现的呢？”
“祸从口出。我以为事情已过去一年，肯定没有事了，再说我们那里这样的传单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了这事，当时听到的人也没有当个事，又传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传八传，总有人把这事当事啊，被人举报了。一开始只是在公社里面办学习班，也没有当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来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个月后突然绳捆索绑把我转到岳阳城里，不几天又把我送到长沙，后来又把我转到这里。在岳阳的日子真难熬，他们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认他们也参与了，把我吊起来打，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这长时间还没好。有次他们要把我的两只手铐在一个手铐里，我的骨头粗，铐不进去，他们就放在地下用脚使劲一踩，硬给铐上了，我的妈也，那一脚下来的时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叫起来。我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吊起来，铐子的一头铐住双手，另一头系根绳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过去。”他边说边摇头。
“那最后呢？”
“还是没承认。”
“你那几个亲戚呢？”
“他们受的罪不会比我小，也都没有承认，后来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转到长沙。”
“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又是刻蜡纸又是油印，他们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感谢我的。” 他浅浅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骄傲。他这话可以理解为没有因受刑不过而乱咬无辜，也可以理解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凭我的直觉，他很可能是一个人把事情全兜起来了。他脑袋里装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气质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你估计你的案子什么时候会判？”
“那不是现在的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六条》上说了，杀人、放火、放毒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这属于放毒，要等到运动后期。”
“那个放毒不是指你这个放毒，那是指用毒药害人。”
“我这是放毒，长沙的提审员都跟我说了，说我在武汉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汉来消毒。”
“那你认为会怎么判呢？”
“在我们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这样的反动传单在岳阳根本不算什么，武汉会重一点，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年，我这虽然说是放毒，但我又没有毒死人。”
面对这个固执地认定反动传单的“毒”就是放火放毒的“毒”的老兄，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但我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在牢里面呆了两三年，谁要问我“1。3案件”的主犯该怎么处理？既然众口一词都说他极其恶毒、极其反动，那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会说：杀。但牢狱生活在改变我的某些思维。我碰到好几个人在说到“1。3案件”时，都说这家伙极其反动，极其恶毒，但问到传单里写的究竟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当时在单位还是负点责的人。看来那些结论实际上都是别人作出的，他们只不过是跟着说而已。有那么恶毒那么反动，肯定是胡说八道，那会有什么市场？拿出来见见阳光，让革命群众批透批臭，化毒草为肥料，岂不是好事一桩。但我接触过的人，没听说有谁见过。现在要我说他该杀，那我肯定要先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心里清楚，在武汉三镇影响这么大的反革命案件的唯一主犯，十有八、九怕是在劫难逃，但他压根就没有一点这个准备。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你根本无法去改变行将面对的死亡，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也许是命运对你的一种关照，要不然，在恐惧和绝望中等待不知会在哪一天降临的死亡，岂不是比死亡本身更痛苦的事。但我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你写的东西怎么样毒阿？你说点我听听，我关的时间长，见的案子多，可以帮你分析一下会怎么判刑。”
“那我把那份告同胞书给你背一下。”他在犹豫了好一阵后之乎者也地背起来。
大概只背了个开头，他突然说；“不背了，不背了，干部说了不许讲的。”
从他背给我听的这一部分来看，听不出有多大问题。那文白混杂的语言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平等，自由，沐浴阳光和春风是每个人本能的希望和追求。他后面会怎么写呢？我太想知道了。我想告诉他，就你这案子而言，你现在的表现与你最后的处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现在那怕表现得像个圣人，最后该把你拖出去挨枪子也不会打一点折扣的。如果他知道这不可改变的最后结果，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跟我说，但这对他太残酷了，我张不了这个口。他对最后的可怕结果还一无所知，心里还有对未来的希望，虽然我很想了解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但不愿给他精神上带来太大的折磨，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让他在这平和的心态和对未来的希望中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吧。
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有时对于一些事情的理解幼稚得近乎好笑，但他骨子里不乏豪爽和文学上的追求。这话不是说的“1。3案件”，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那传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感觉是从同他的一次争论中得到的，那天我想在他那里讨教一点诗词格律方面的常识。
“我没有正而八经地学过诗词格律，只是浅浅地看过一本有关的小册子，但有时喜欢写点什么。这是我们那个组织成立一周年要办一期墙报时我写的一首七律，你看看。说着我递给他那首诗。
七律——庆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一周年
十月染就战旗红，跃马横刀征途中。
翻天覆地一载去，联翩浮想万般来。
铮铮轶事垂青史，浩浩正气贯长虹。
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
“你这叫什么律诗啊？”他一看就笑起来，“押韵有问题，平仄更不用说，你这充其量只能算个打油诗。不过写得还有一点气势。”
他那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在安慰我。
“那你帮我改改？”
“这不好改，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改出来的东西两个人都不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诗写得也不行，这多年写的诗不算少，但自己满意的只有两句，那是几年前我追寻崔颢的足迹到武汉来过一次，在龟山、蛇山转了两三天，想找点灵感，但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写出一首像样的东西来，诗是写了几首，都不怎样，但有一联我是很得意的，我们那里的几个很有水平的老师看过后也很欣赏，这两句是：岩悬静影鱼栖树，江映云天鸟戏波。”
“从意境上来说这两句确实有点想象力，但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我在武汉住了这多年，还没有见过哪棵树的影子能映在长江里，长江里是有鱼，并且多得很，但谁看得见？既看不见鱼又看不见树影，如何鱼栖树？水平如镜才能江映云天、才能有鸟戏波的情景，长江什么时候有过水平如镜？这两句你说是在你们湘江写的我还有点信，这跟我们长江，跟我们龟山、蛇山有什么关系？跟崔灏更沾不上边了。”想找他讨教一下，他倒自我陶醉起来了，我故意跟他钻牛角尖。
“龟山上的树影怎么不能映在长江里？”自己唯一得意的一联竟被一个对诗词还未入门的家伙歪批一气，他有点急了。
“能，能，能，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不过那时候不仅没有你，连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没有出世，跟你写这两句诗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在长江还是一条小溪流的时候。”
“你不懂诗，不跟你说了。”他有点懊恼了。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当真了？”看他竟像个小孩一样的恼怒神态，我连忙对他说。
听了我这话他才慢慢平和下来。可以为了两句诗就像小孩一样使性子的人怎么跳到政治的漩涡里去了？真替他有点惋惜。
“要是判了刑我们能在一个劳改队就好了，你是当地人可以让我少受欺负，我包你三个月内搞清楚平仄格律。我们互相帮助。”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真希望有这一天。”我这是说的心里话，但心里也清楚他到不了劳改队。
转眼他来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没提过一次讯，这天他突然被叫了出去。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就只是要他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他还说武汉公安的态度比湖南的好多了，在那边提讯不是打就是骂。我问他提审员有没有透露一点怎么样处理的信息，他摇摇头后说不过态度蛮和善的。
在那以后的两天里，他给我谈到的诗、词、掌故、轶闻很奇怪地都和死亡有关，这是我事后想到的。
他给我说写《腾王阁序》的王勃溺水死后在阎罗殿上不服，认为阎王在他远不到而立之年就让无常收了他，是天妒英才。接连三天傍晚在鄱阳湖上总会有一个声音反复在吟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的魂魄不愿散去，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自己的盖世文才。阎王很头痛，王勃的魂魄久不归位，这样在外游荡总不是个事，有人给阎王出了个主意。第四天晚上，当鄱阳湖上出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吟唱时，另一个声音跟着出来：“何如落霞孤鹜齐飞。”王勃再说出“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王跟上一句“那比秋水长天一色。”王勃顿觉自己最得意的一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