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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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
这纸条传到了周总理手里，总理看了一下后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我有点后悔，一个中学部的负责人，怎么对面上的情况说不出一个字，总理会怎么想？在听别人汇报的过程中，我发现总理对那些津津乐道自己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的发言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你的态度。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心理上的冲击使我一开始有点茫然，慢慢地有点清醒了，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倾听、学习和思索。
座谈会结束后是宴会，在二楼的大厅里举行，主宾席比普通席要要大一倍，总理，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刘丰等在主宾席，我所在的12席有警备区负责人张绪，中学红联负责人史灼华（后来进入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等。凉菜、热菜一道道端上桌，茅台酒、红酒分别在面前的杯子斟满。席间宾主分别致词，阿利雅当时是阿尔巴尼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后来做了总统，他说话风趣，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总理提议为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为山鹰之国尊贵客人的健康干杯，全场起立，举杯致意，我一饮而尽。茅台酒把我呛得不行，张绪看着笑了起来。他打趣地说，小将，这样不行，你要加油啊。宴会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张绪不停地劝酒，但我清楚自己的酒量很小，怕出洋像，只是拿红酒或汽水抵挡。无意中看见总理离开了座位，到其它的席上同人碰杯，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特殊身份的入会者才能有的殊荣，对张绪说总理要能到我们这一席来就好了。张绪说小伙子，你放心，总理每一席都会走到的。这句话让我立刻兴奋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总理，盼着他能快点到我们这一席来，满桌的佳肴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握着酒杯急切地等着，杯子里面是茅台酒，满满的，我再不能喝酒，但只要能跟总理碰一下杯，我就要一口干。几次站起来张望，张绪要我别着急，坐下来等。总理终于走近了，我坐的位置在走道边，最先和总理的酒杯碰上，口里说着祝总理身体健康，两眼望着自己景仰已久的共和国总理。
这样近的距离看总理，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我突然觉得总理有点憔悴，皮肤不似我想象中的那样光滑，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额头透着沧桑，两鬓已有明显的银丝，和下午在机场远远看去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感觉反差太大，大得在我心中引起震撼，这震撼的中心就是这一代领导人会离我们而去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这类问题，就像他们会永远带领我们朝前走一样。我为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暗暗吃惊，甚至自责：怎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总理和每个人碰了杯后，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下肚，感到心里一阵发热，看着总理的背影，心想如果一个人的衰老能够替代的话，我肯定会第一个在周总理面前站出来，不管他同不同意。
随后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等也纷纷从主宾席上下来同每一个出席宴会的同志碰杯，我的思绪还在总理身上，同这几位的碰杯就没有了那种激动和兴奋，只是礼仪上的表示。有几个脑袋转得快胆子又大的举着酒杯到主宾席给总理敬酒，更多的人想去时，被劝阻，这个更多的人当中就有我。
这一席上有两个中学生，东湖中学的史灼华显得很文静，大概我是参加座谈和宴会的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而所在的学校名声不小，无形中就成了张绪的主要打趣对象，不是劝我吃就是要我喝，人在兴奋中没有多大的食欲，肚子里没装多少东西进去，脑子里却不断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看见站在一边的服务人员，我几次产生了要他们也坐过来一起吃的冲动。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平等的，他们还比我大几岁，我坐着吃，他们站在一旁看，我有点坐不住的感觉，再说一大桌子的东西根本吃不完，不吃还不是浪费了？
事后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并不好笑，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不自觉的流露。不是只要你出生平民，在平民中间长大，你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平民性，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一阔脸就变、甚至未阔脸已变的事。平民性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溶在骨髓深处的对普通人的关心和爱，并且这种对他人的关心和自己的境遇无关，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是就在芸芸众生当中。几年后我被关在京山时，一次在拉圾箱里捡到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关于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报导，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平民性。这位大使的姓名早已忘记，但这句评语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日本政府对首任大使的委派真可谓用心良苦，这里的“用心良苦”四个字决不是贬义的。
现在这位善意的长者要我把这段经过写一下，怎么写呢？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再提这件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改变我的处境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要能发挥作用早就发挥了，还用得着到现在来提？提一下这事能对我问题的处理有帮助只是这位长者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可能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想了一下后，决定把这事还是提一下，对别人的好意总还是要给予回应，不然有点不近情理，就在材料后面添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康生副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由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武汉，接见我们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同我们举行座谈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无限希望，阿尔巴尼亚客人对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表示的热烈支持和对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的深切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敬爱的总理和康生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在新的形势下，为人民立新功。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能够有机会面聆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能够有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我该拿出多大的革命热情来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拿出多大的革命干劲来兢兢业业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和应该干的事，来报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教导和希望啊！可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去掉头脑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以感情代替政策，仅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没有认真注意党的政策，使行动超越了党的政策界线，犯了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实在太不应该了，想着这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但错误已是客观存在，已经发生了，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了，痛心疾首的悔恨在刚开始时还是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我现在唯一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断地对自己头脑中出现的颓废思想、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斗争，正确地接受这个深刻的教训，接受有关部门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处分，争取为人民将功补过。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后，我又一次回忆了座谈会上那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表现，感到太难找出我由衷佩服的人了。座谈时的表现是平日里的思维习惯，工作方法，决策能力，眼界大小的真实反映。一个能担当大任的头头要有德有才有识。我以为德就是革命的坚定性加上宽广的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才干，而识则是胆识，视野和预见性。而这样一批人不经过相当的磨练，想真正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能在磨练中经受住考验，能在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的恐怕不会太多。没想到的是，后来在狭隘的清算政策面前，在政治舞台上这批人只能作为靶子，在需要时供人射击。问题早已不是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是肉体在这个世界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听说1972年有一份准备杀关管的268人名单，其中18人是曾思玉亲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钢二司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全在杀头之列，柳英发就在其中。这份名单把湖北省地县和武汉市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网打尽。追求目标的远大、美好，同所得到结果的残酷、血腥成正比，这是始料未及的。
对宴会我只字未提，对座谈也没有一个字的具体介绍，那些对我已是历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还可能刺激某些人的神经，我应该把它在脑海里封存起来。这样做只可能辜负了那位长者的一片好心，但愿他能理解。
注释：
①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等三个组织的统称，称为“钢派”。钢九一三是武汉钢铁公司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②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三所学校造反派的统称，称为“新派”。新华工是华中工学院，新湖大是湖北大学，新华农是华中农学院，“三新”也是这三所学校的统你。
第十八章 遗书
尽管每一天都是难熬的，一回首，竟然在这十平米的狭小牢房里已经呆了十八个月，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坐牢时间的计算单位已从分钟、小时、天、星期逐步升级为月，以后还会升级成以年为单位。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逐渐变得麻木和无奈，最后会适应，甚至于会习惯和认同。时间是一个太伟大的雕刻家，它可以改变一切，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这个看守所关的囚犯一般是从汉口这边的几个公安分局里从拘留升级为逮捕后转过来的，在这里算新面孔的房客，实际上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请”进来了，从他们口里只能听到一点旧闻。尽管消息闭塞，人已有点麻木，但是，外面有一阵风里面就会有一个浪，整个政治气候的冷暖多少还是能有点感觉的，近来我就感到有点冷。
一个多月前来了几个人提我的审，为首的有五十多岁，头发都已经花白，照理说他已不是无端就能血脉贲张的年纪了。不知为何，我一进预审室他就无比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我气焰嚣张，关在牢里还不老实，遥控指挥我的同伙在外边为我翻案闹事，无产阶级坚决不答应等等。他唾沫横飞，一副义愤填膺、对阶级敌人深仇大恨的模样。我却一头雾水，不知他在说什么。他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认定我是在玩反审讯的花招，更是怒不可遏，要一下把我打垮，就从卷宗里拿出一份铅印传单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不是你写的？！你跟我装什么蒜？！接过一看，是一份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严正声明，署名单位除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市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外，还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全国著名造反派组织的驻汉联络站。我心中一阵惊喜，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有关我的声明，尽管这声明的落款时间是一年之前。不过我很快回到现实，要对付眼前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我冷了他几分钟不做声，等他像有点沉不气了，我问他了不了解关在里面是个什么状态？一心指望我低头认罪的他被我这样一问后好像有点傻眼，我要他到看守所值班室去问一下我关在里面有没有可能遥控指挥外面的人，问清楚了以后我再回答他的问题。我清楚值班室只会说不可能，如果说有可能，那这里的看守不就是在说自己是一群饭桶？我要这家伙去碰碰钉子，让看守来教教他，不愿意再和这家伙浪费口舌，他悻悻地走了。
事后我感到好笑，世上也有这样的蠢人，这岂不是在给我通风报信、为我打气？燕妮丹等同学在设法送进来的纸条中告诉过我他们正在努力，只是不清楚具体在怎样努力，今天看到了，心里很宽慰，在宽慰之余，也感到一股寒气从背后袭来，他们在清算造反派，秋后算账的来了。
前几天看守把我叫出来说是提审，在路上我就在想这次是不是又要落实谁的什么新罪证？不想搞点什么新名堂是不会来找我的。预审员是个新面孔，自我介绍是军管会的，现在我这案子由他负责。应他的要求，我复述了“12。5事件”的经过后，他很关切地说你年轻，被坏人利用了，现在要检举揭发幕后操纵的坏人，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我说“12。5事件”没人操纵，从头到尾我都一清二楚。他说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们背后有黑手，黑手就是任爱生。听到这话，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撞击了一下，感到来者不是一般的不善，这手下得很黑。一件原本很简单，很清楚、很单纯的事情，就是一批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学生，在革命导师教诲的指引下，在群众专政和打击流氓势力的号召下，对他们所深恶痛绝且一再寻衅闹事的几个流氓所干的一件过头的事，这虽然是一个迷失里的冲动，但跟什么派性，观点完全不沾边。派性在我们身上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能善待把我们红十月的人打得下了死亡通知书的本校对立面就是证明。现在眼前这个人硬要把这件事说成一个政治事件，把它变成能置一个宽厚的长者于死地的大棒。当年这个长者因公开批评湖北省委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行为，被武汉的“特动”①和流氓连手绑架，他拼着一死逃出了魔窟，现在眼前这个阴谋又要将他死死缠住，如果上次只是老红卫兵和流氓的胡作非为的话，那么这次就是湖北当权者曾思玉、刘丰们的精心罗织了。上次他的拼死一跳还有成功的可能，这次这个宽厚的长者恐怕在劫难逃。这位军管会的来人大概以为对原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现省革委会副主任都能肆意罗织罪名，那我不更是他们手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一碟小菜，敢不识时务么？想到这里心一横，你们低估了这碟小菜，我的态度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但这颗算盘珠子绝不是由你们想怎么拨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