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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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横，你们低估了这碟小菜，我的态度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但这颗算盘珠子绝不是由你们想怎么拨就怎么拨的，想我顺杆爬，做梦！时间会证明这个“利用论”的可笑，会证明“幕后黑手”这个说法的荒唐，但目前这个长者恐怕正在遭难，我真担心他那羸弱的身体能否经得起这第二次摧残。当然，时间会淡忘我在此时坚守了良知和付出的勇气，这不重要，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
我明白地告诉他，你根据你掌握的材料得出你的结论，但我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得不出这个结论。除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初任爱生在昏迷中我看过他一眼外，此后直至“12。5事件”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同任爱生没有任何接触，我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揭发。这个预审员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拍桌大骂我是国民党法西斯，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果负隅顽抗，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他要我回号子后好好想一下，想好了写份材料，不要错过这从宽的机会。
回到监号后心里很不平静，看守所近来发生的事也是寒气逼人。“7。20事件”后被中央称为一小撮坏头头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就被抓进来了，前不久他们出现在外劳的队伍中。外劳是待处理的在押人员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首先远离了饥饿，其次家人可以见面，送吃的送喝的只要家里有。仅这两样，同在里面忍饥挨饿，饱受思念亲人之苦，还随时可能镣铐上身相比，是从地狱进了天堂。从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到基层单位杀死造反派的凶手，他们全部从地狱到了天堂，看守所没事也要找些事给他们混，实在没事干，就在外面坐着晒太阳，这当然不是看守所所能决定的事，只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而已，这就是现在的大环境。同监号有一个江汉区汽车油箱厂的党支部书记，伙同保卫科长和几个凶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抓起来活活打死，几天前被军管会喊出去谈了一回话，回来后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我，他的问题可能快了。几天后被叫出去外劳，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没见他的人了，据说放了。外劳的队伍清一色的百万雄师，并且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不动声色的已放得差不多了，再看造反派，别说外劳、释放都没你的份，还被精心地罗织罪名，戴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往死里整。如此分明的区别对待，是个傻瓜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来。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可能找军管会去理论一番，但心里的声音总要找一个机会发出来，正好，那个军管会的不是要我写揭发材料吗？你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的，你不想要的我倒要给你一份。于是一份题为《我要革命》的材料一气呵成：
从我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毛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光辉、最灿烂的远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毛主席就是掌握革命航船驶向共产主义的最天才舵手，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引革命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灿烂的灯塔。作为一个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必须要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历史使命，就必须把个人的安危、利害、得失统统置之度外，把革命、斗争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离开了革命，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离开了革命，人活着干什么事呢？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前，对火热革命斗争的向往，渴望能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为人民的事业横枪跃马、冲锋陷阵，向阶级敌人大冲大砍大杀的强烈心愿，常常在我脑子里翻动，使我热血沸腾，有时彻夜不眠。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来临时，我简直欢喜若狂。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没赶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上啃树皮，吃草根，北上抗日打东洋；没赶上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出鞘，枪上膛，痛痛快快干一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没能沾上边。如今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在新中国诞生后出世的青少年就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了，就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锐利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作全面的大砍大冲大杀了，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多少个和我一样青春似火的青少年，跃跃欲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聚精会神，孜孜不倦，谁都在准备充足的精神粮食。战斗打响了，憋了许久的青少年，一个个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奔向战场。夜以继日，一张又一张的革命大字报，像一发发的炮弹，一把把的钢刀杀向“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把资、封、修的黑货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杀声震天。在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三论《造反有理万岁》时，心中的革命激情简直不可遏止。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这样的赞扬和支持，毛主席对革命青少年寄以这样无限的希望，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一丝一毫的位置呢？什么也不能！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领航，我们只能更坚定地革命造反，造反革命。九。二——四绝食，三上北京告状，揪王××，封《湖北日报》，揪陶铸，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炮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湖北省委，在同刘少奇及其在中南的代理人陶铸，王××的生死搏斗中，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们面向北京，仰望明亮的北斗七星；多少个难忘的白天，我们挥笔奋战，痛击罪恶的刘邓陶王，“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能够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为人民冲锋陷阵，横枪跃马，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尽管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多的苦头，一个又一个的反复，我们却真是乐在其中。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孕育革命胜利之花的大地上浇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革命真是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要想我离开革命，除非我停止呼吸。革命二字，要我心中深深扎下根，革命，革命，我永远要革命！
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几岁的娃娃，刚踏上革命的征程，就面临这样一场风暴，别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令是一般的阶级搏斗，我们也无任何经验可言啊——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跤，要知道，我一不是为了名，二不是为了利，我是要革命！就是摔跤我的脸也是朝着前方的啊！当然我恨我自己，恨自己没能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毫不掩饰姑息自己的错误，更不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做的一点事来安慰自己，来为自己辩护，我无情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这些你们都是看到了的。同时，我还要说一句，谁能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空前全面，空前深刻的大革命中一点错误都不犯呢？连那些南征北战几十年，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老将都尚不能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啊！青少年相对于其它年龄的人，之所以更加敢干革命，敢于造反，就是因为他们顾虑少，框框少，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不也是因为同样一个原因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跌跤，要允许人家重新站起来革命啊！我想：对我们这些好心办了坏事的红卫兵小将，在牢里关了一两年，该止步了。作为处理我们问题的机关和负责同志该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不顾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在武汉市的整个中学生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太大啊！把我们同那些将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只想到个人的吃喝玩乐，甚至打架闹事，偷盗扒窃的，为非作歹的人比一比，长期把我们关在这里，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谁痛谁快呢？法治，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啊！对我们这些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青年，要有所爱惜，不要这样随便轻易处置了吧！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心都是红的啊！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只会奋勇前进，决不会后退半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啊！
我被隔绝了革命，隔绝了斗争，隔绝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喊大叫的战场，隔绝了曾给我巨大帮助的群众，我失去了自由。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给我以更大的痛苦了。在这漫长的十几个月里，梦里我都在喊“革命，革命，我要革命”，盼了多年的革命刚开了个头，就眼睁睁地被迫同它离开。还有那么多的革命任务等着我们去做，还有那么多的硬仗等着我们去打，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还有多少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啊！外面，革命的步伐一日千里，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幅沸腾的革命景象，我怎能坐得住在里面“闭门思过”呢？国际上帝修反磨刀霍霍，张牙舞爪，为非作歹，国内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千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拼死的斗争，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很远很远。在我同社会不多的接触中，确实觉得有不少封资修的黑货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加以大刀阔斧的砍杀，需要我们作持久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斗，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血。“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自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一切，我怎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管呢？尽管我身置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以极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呆下去，这简直比死还要难受。革命，革命，这是我发出的肺腑之言，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
写这份材料是同军管会的一个抗争，我不能直言他们的不公，更不能说他们的屁股坐歪了，心里的话不能全说，也要说出一二，这样写也算是一种曲笔吧。
几天后这人来要材料时我交上了这份《我要革命》，这次他要彻底失望了，以后军管会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要过任爱生的材料。管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土匪法西斯也好，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罢，那是你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说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要说清楚。你们看了后不屑一顾也好，暗自好笑也罢，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让你知道这颗算盘珠子不由你们拨，在这个时候我说出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
时间在朝前走，“9。27指示”下来后的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恐怖，牢里面已人满为患。新来的囚犯讲，外面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被认定是骨干分子有事无事过三刀，什么“五不准”学习班花样翻新，抓住了一点事就往死里整。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姓黄的司机，大约一个月前压死了一个据说是维护交通秩序的红小兵（当时官方的小学生组织），他说他这情况按常规根本不会抓，这回点子低，一自己是个造反派，二那个红小兵的父亲是部队一个什么官，不过最多也就判三年。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还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想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死神正一分一秒地向他逼近，第二天一清早他被喊出去开宣判大会，一个小时后看守来要我把他在号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一下，写一份清单。听到这话，全监号里的人都傻了，怎么就这事把他给枪毙了？太不可思议。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了结，他是造反派，后来听说是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杀的。以前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得手肯定会再次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决不会手软，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残酷和血腥，黄司机的命运降临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要说问题，我比那姓黄的司机严重得多，那司机都能轻飘飘地杀掉，杀我不更是名正言顺？应该有点准备，不然哪一天就毫无征兆地拉出去给毙了，想说什么也来不及。我就写了两份东西，一份是给军管会的，算是政治遗言：
我不知道我这案子是划在教育面里面还是划到打击面里面去，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交待当时的情况，绝无一点歪曲和隐瞒。同时，我还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一点建议：打击面不要再扩大了。就我的看法，除对方兴国，符军，祁援朝不怎么了解外，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人。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不惜流汗。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毛主席说“打击面要小”，对这样的好人，我请求不要处分他们，不管怎样的处分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污点，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上辈和后代。对革命来说，是多处分一个人好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无论把他们放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会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革命献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处分他们呢？让他们的历史更清白一些，不是对革命更有利一些吗？给他们留着清白的历史，他们一定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