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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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一时有点犹豫，副院长的级别比他不知要高几级，他不可能不听这位副院长的指示，但为这事上刑具他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妥，但总要让这副院长下台呀。到底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情急之中所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向这副院长耳语了一下，这副院长马上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出来，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回到了书记台的后面。开口前，脸上恢复了一点自信和威严：
“你上不上诉？”他跳开了前面所有的话题。
“上。”我说。
所长的这一招实在是高，我不可能不开口。其实心里面我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在等一个恰当的机会开口，所长的这一招让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我开了口，这位副院长就是胜利者。
“那你在这里签字。”他连忙说。
“不忙，我还有话说。”刚才我不说话，拼命逼我说，现在我只说了一个字就想这样了结，怎么可能？
“你还有话说？”这副院长似乎有点意外。
“有。”
“那你说吧。”
“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俩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
一屋子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那位副院长后面说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
在专门关押上诉囚犯的号子里，想起宣判时的一幕自己也有点奇怪，关了九年我怎么就改不了？还是那样冲动，想到哪是哪，这宣判对我来说就像即兴游戏了一回似的。几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画面，很惊讶那位大人物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竟然和我几年前在宣判时的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大人物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和颜悦色的对待，尽管法官的语气里后来带有明显的极力克制的愤怒；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铁窗的一隅，如果不是所长的高招化解了僵局，就要镣铐加身。
俞国新算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他已关了九年，他那点事判得了九年吗？冯栋在牢里染一身重病，差点没命，罚早已抵罪。应该承认，这份判决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还不是一网打尽，毕竟我希望保护下来的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和柳英发还是免予了刑事处分。这恐怕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不能。
要上诉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你怎么判我都要上诉，我不能认同在对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罪，我不能认同在对老红卫兵杀死不同观点的学生（武汉二中的钢二司学生王武军被老红兵活活打死，凶手就没的一点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刑。今天这个结果并不出我的意外，刚进来不久我就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有杀头的准备，我必须面对这现实，但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同这现实，我上诉是要表明我对这法律不公的不满。但我苦苦等了九年、熬了九年，我不会再继续等、继续熬下去，我的等和熬改变不了这眼前的一切。
上诉期限是十天。到第六天时，这样一份撤回上诉的文书交给了看守所，请他们转交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几天的考虑，觉得在过去多次的提讯和写的材料中，我对我们这件事的看法、态度和认识已比较充分地谈出来了。再在我的档案袋中增加一份重复的东西以表示我对党、对革命和对我自己的负责看来是多余的了。而个人责任的大小和刑期的长短又是我根本不予考虑的。
李乾 1976。8。6
其实这份撤回上诉的文书 在进上诉号子的当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号晚上就写好了，到上诉的时间过半时才交上去，我不能头天说上诉，第二天就撤回。
八月二号，我给家里写了判刑后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不要难过，也不必难过。
尽管您们的儿子在关押长达九年后又被判刑二十年，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伟大、正义的事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垮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步步缩小了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地盘，正在胜利地前进。对此，我们只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把一切个人的哪怕是最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
您们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举动比起那些只能得到一点自私而可怜的所谓“安乐”和“幸福”的惨淡经营来，要高出千百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真诚的人，20年的刑期可能会使他马上把革命理想放一边。而您们的儿子却能把遗书在衣袋里放了几个月仍神情自若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7月31号宣判完后，宣判员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到：“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们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现在处境的好坏和将来结果如何，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可以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将取得最后胜利和资产阶级必然会彻底消灭，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质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尽管表现得有些原始和粗野。由于要革命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也比那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正确”要高出千百倍。他们的正确，只会使社会停滞、僵化、倒退，而我的错误却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青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少数幼稚表现。我能够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不犯错误。而革命正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远朝气蓬勃的根本保证。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放心好了。如果说您们的儿子对一些并非很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上都不是随便形成的，而在形成之后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话，那么，建立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本能的基础上的，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认识、斗争实践的培养和巩固的世界观和信仰，是任凭再大的风浪也不可能使之动摇半分的。另外，您们为了我在我身上也看到您们所具有的那种勤劳、正直、富于牺牲精神和嫉恶如仇的品质而付出的心血也不会白费，并且我将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永远留在身上。
最后，请您们转告姐姐和姐夫：要他们让那两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外甥，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启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培养两名无畏的新兵而尽到自己的努力。
时间还长，再一次请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达观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您们的儿子李乾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
第二十四章 “娘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撤回上诉后，被转到判刑号子，给家里写了明信片，等着九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见面后就要送到武昌起义门的劳改分配站，再往劳改队分。
晚上躺在铺上，思绪万千，想起一年前写的一段话：
还没有见过面的大外甥已七岁，到了读书的年龄了，小外甥已有了五岁。在我的问题成为家里的阴影而给家里带来痛苦和不安时，两个小外甥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生气、乐趣和希望啊！母亲曾把她的希望几乎全放在我身上，尽管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祝福，但毕竟是她的心和全部精神寄托啊！在我刚被抓来时，我真担心母亲的心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并且打击是这样的突然。然而饱经风霜，受尽苦难的母亲毕竟挺过来了，尽管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会比正常情况下多两倍、三倍地增加着。
事隔八年，她老人家还在为桀骜不驯的儿子传送衣物，当她看见别人孩子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或做着别的事情的时候，母亲会如何的痛苦啊！虽然我也难得过，但我可以从书籍、从同别人的谈话从对未来的憧憬里找到自己精神的避难所，而母亲呢？
幸福和痛苦，欢乐和悲伤，总是像形和影一样同时存在着。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欢乐加重别人悲伤，痛苦显现他人的幸福。然而事情总是变化的，悲伤可以酿造欢乐，而幸福往往埋藏痛苦的根。所以，欢乐和忧郁的小鸟总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交替降临到每一家的门前，总会有人心里布满愁云的。今天，苦难降临到了我的身上，进而给家里罩上了阴影，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这又有什么不好想的呢？即令这种情况延续到生命的结束，也不应觉得意外，何况还不是如此呢！这个道理，我想母亲会懂的，甚至比我还清楚，比我理解得还深刻。不然，痛苦为什么压她不倒呢？但老人的心情总是和我有区别的，我的时辰还长得很，我是有能自由的那一天的，但母亲呢，她难道不担心自己不能见着自己的孩子吗？把我们关得人不人，鬼不鬼，染得一身沉疴，这也是为了我们好吗？在那些好听的言词后面究竟是些什么样东西呢？对百万雄师的人在关押期间，百般照顾，春节还放假三天，让其回家过年，而对我们呢？我并不是说也要把百万雄师的人怎样，而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这里我要说：如果谁以为让我们吃的亏越大，受的折磨越多，他的那一套货色就越是推行得开，越是不会受到抵制，那就错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不管一时怎样，总会被否定的。
这段话是1975年8月7号写的，时间又过了一年，我的所思所想所忧，什么都没有变，就象时间凝固了似的。
明天家人就要来，我那受尽磨难的母亲就要来看她九年未见过一面的儿子了。
九年前在那瑟瑟的北风中，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目送儿子渐渐远去，现在儿子披枷带锁，经过九年漫长的跋涉终于走过来，您一定百感交集，有太多的话要对儿子说。虽然我还不能回到家里重沐慈母的春晖，仅只是隔着铁窗见上一面，并且这铁窗的阻隔还要持续十一年，这一纸判决也不是我九年前那个开始的终结，顶多只是那多舛命运的一个驿站，但毕竟九年的思念有了一个结果。
明天将见到的母亲肯定不是九年前的模样，我也不是那个背着书包要去车站的少年，假如一切能够重新来过该有多好！如果真能重新来过，“12。5事件”肯定是不会有了，但我的命运会是另一个模样吗？难说。性格即命运，那颗不安分的灵魂决定了我只能有一个坎坷的命运，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改变性格，可我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认识、是信仰、是追求，这能改变吗？我改变得了吗？母亲，您不总是要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吗？如果您希望我改变自己，在这一点上可能我要让您失望了，也许您根本就没有指望我会改变，您对您的儿子太了解了，我想您会有眼泪，那是对儿子未知命运的担心和无可奈何的哀伤，也许还有对上苍的哭诉。
我给您和父亲写了一封信，现在再看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家信不如说是红十月的英雄情节在九年后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对那橡皮法律的抗争。这封信要不要交给你们？我还在犹豫，如果你们看了，看后是放心还是更担心？我怀疑更大的可能是后者。
明天我在您们面前将不会有眼泪，我不能哭。虽然大哭一场的理由是足够的，九年来，多少大谬不然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多少委屈和不公连一个诉说的地方也没有，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大得让我这个幼稚，单纯却又太执着的中学生事前无法想象，只能用惊骇来形容。痛快地大哭一场能让我把多年郁闷于心的痛苦尽可能多地释放出去，以能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将临的磨难。哭一场我是痛快了，但母亲您会是什么感受？您会怎么样想？我的哭泣会使时间回到从前，让您感到眼前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儿子，从而让你感到一丝安慰？还是会让您在心里想象儿子这九年来的遭遇？连那样倔强的儿子也有了哭泣，这会是一种怎样难以忍受的经历，从而这哭声会像钢针来锥剌您那颗已承受了太多痛苦的心？母亲，如果儿子的无泪让您感到意外和不安，从而责怪儿子对亲情的冷漠，那我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而不会对您作任何解释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这个社会，无愧于党和人民，我无私无怨无悔地奉献了我的一切。而在我有愧面对的人们中，最对不住的是三位母亲：孔威的母亲，傅强的母亲，还有我那虽无比疼爱子女却又能教子以义方的母亲。
九年了，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勇气面对那两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是我杀了她们的儿子，如果法律将所有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有命案的不分派别观点，统统绑赴刑场，我不会有任何怨言。面对那一纸判决，我不服的是法律对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等根本上的区别和不公，而不是对我个人量刑的轻重。
那两位母亲将永远走不出痛失爱子的阴影，在这一点上我将负疚终生。我们三个都是家里的独儿子，当年都是十八岁，当不可知的命运安排了我们在那一刻毁灭性的相撞，从而完全改变了三个家庭的生活轨迹。这件事对个人、对家庭都是难以承受的悲剧，是惨遭横祸，是夺子之痛，那两位母亲的思维可能会终生停滞在1967年12月5号的那个时刻，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件事却只是或许能避免的代价，整个社会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比个人、比单个家庭要大多了，社会不会把这些都遗忘，但它终究要向前走，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个时刻。我祈求那两位母亲也能朝前走一步，那怕只是一小步。
法律对造反派的不公，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今天的不公将促成明天的大公？应该是的。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要抱怨的呢？
也许后天我的想法会有变化，但至少这变化明天是不可能有的了。母亲，您能承受吗？
这又是一个九年等一回。
从通知我准备接见的那一刻起，心就跳得利害。去接见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