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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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语调让我听着一惊，心想坏了。这本来是句好话，本意是这么忙还来关心我们一队的事，是感谢的意思，怎么语调一变一下子变成了质问，变成了陈队长在多管闲事呢？
从尹股长的表情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意思说变了，不然他不会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明显地他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搞公安的在犯人面前会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这大概是一种职业习惯，当着那多人他没有承认自己说走了嘴，而是以歪就歪地顺着那走了样的话说了下去，并且情绪也随着那走了样的话升了温：
“我们一中队的事情我们自己搞得好，不要哪个来指手划脚。年××，有毛病就改，工作大胆的做，我支持你，只要我们中队支持你，哪个说你都没有用。”尹股长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
“尹股长，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哪个在指手划脚？”陈队长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形象的人。
“哪个在指手划脚哪个自己心里清楚。”尹股长丝毫没管陈的感受，还是顺着他的情绪往下说。
陈队长还想说点什么，可能是意识到当着这么多的“外人”，这里不是争吵的地方，没再开口。他是强压住心中极度的愤怒和委屈离开的。
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所遇到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当着我们的面，干警们为我们的事发生这样的争吵，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可能上去劝阻，你是谁？要你来劝？弄得不好他们会调过头来搞你两句，那不是自讨没趣？我们都一脸尴尬地坐在那里，默不做声，时间变得很难熬。
“尹股长，现在生产任务有点紧，我们是不是先回去，有空再接着开？”觉得在这里呆着太难堪，会也没有了再开下去的气氛，我向他请示。
“好吧。”他说。
此时尹股长虽然还没有平静下来，但他未必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失态。
回到车间，做活都没有心思。这两个都是我很尊重的人，这个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是管教我是犯人，而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水平、智慧和人文主义的色彩。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欧文，是否读过欧文的东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让我想起当年的欧文。把犯人当人看待，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犯人的人格，没有暴虐的心理，这和欧文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不是每个犯人都能幸运地碰到这样的管教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矛盾，更不愿意看到这矛盾激化下去。
尹股长是位好老头。他在一年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我很想去他家里吊唁对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怕因犯人的身份遭他家人的白眼，虽和几个好友商议又商议，但终未能去，后来听说有犯人去到他家吊唁，他的家人非常客气，我后悔不已，此事一直视为心中的遗憾。回想在新生汽修厂升格为武昌监狱后，一次我并非有意地顶撞了新来的监狱长，这位监狱长要拿我开刀，尹股长顶住了。他一方面批评我怎么能用质问的口气对监狱长说话？一面以老公安的资格坚决顶住了监狱长的要求，说别人没什么问题你怎么整？最后搞不出问题来怎么样收场？他保护了我直到他去世。这是一位让我一再想起的老人。
陈队长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的某些影子：一心想做点事情，清正廉洁，敢直言，敢犯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眼睛里容不下一点沙子。就像他怕我犯错误一样，我也不愿意他因太性急而冤枉走一些弯路。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刚，容易受到伤害，总想找个机会把这方面的想法说出来，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伤害他的人中竟然会有我。我的这次发言可能是对他不曾料想的伤害，他受到伤害后甚至没法开口言说。他和尹股长只是气头上的争吵，只是一种情绪上冲突，时间会让这个冲突‘淡化，他们会很快忘记这场不愉快。但我的发言会不会让他感到一种失望？甚至于改变他的某些想法和做法？一个人的观念如果发生了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陈队长说他再也不管一中队的事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言，不相信他真会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不愿意他这样做。我产生了要对他说点什么的冲动，想把在心里考虑了许久的话多少说点出来。他年龄和我相仿，性格相似，在学校所受的熏陶应该是大同小异，我不怀疑我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我的某些感悟可能会对他有帮助。这回我要把角色暂时变换一下，让角色再错一回位，像他平时“敲打”我一样，这次我要“敲打”他一回。十几年的监禁生活中我常常忘掉了自己的身份，说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话，做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事，这次我又有点不安分守已了，要给他写一封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直到拿起了笔。
陈队长：你好。
尽管世界上有些事情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尤其是涉及到某种微妙的精神活动时。但我还是要提笔写这封信。你对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怎么看的，我不清楚，本来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我弄清楚。但听说你有“再也不管一队的事了”的激愤之言后，我却不能不对那次发言作一点也许是无益的补充了。
在发言之前，我不是没有顾虑，但顾虑的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而是怕失去良心上的清白感：会不会被你看作是以怨报德。在发言之前我反复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违背做人的道德和良心？我的举动已说明了我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在纷扰着我那相对宁静的灵魂，理智在肯定自己，感情却固执地投否定票。这里我不再区别理智和感情了，想到什么说什么。
使我产生发言冲动的原因是听说你到电工组去明言不许旁人在生产上帮年××的忙。我感到这太不近情理，太过分了。对年××我不是不了解，但用人要扬长避短，从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到对自身的要求，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我之所以第一个提名他负责纪检，只是看中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全心。也许我的长处比他稍多一点，但要我负责纪检就一定没他热情高，在劳改队能像他那样热情的人是不多的。搞这些工作是要费时间的，有时要影响一点生产。同他搭档，给他帮忙的江××都没有异议，你怎么还有异议呢？，换个人也许生产上不需要别人帮忙，但他不行，技术上他不行，但他能热心搞纪检，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时暗暗地我在心里有点可怜他，由于技术上不行，在小组说话没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丁××的脸色，在中队说起来是个管纪检的副主任，却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发言权也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交给他的事当个事做，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那样卖力，却得到这样的“关照”，是不是有点抱屈？发点牢骚，诉说点委屈，从他的水平来说不是很自然的么？
为这件事你和尹股长发生了冲突，这真是冤枉。其实尹股长对你是很尊重的，每次召集我们开会时，只要提到你都是称管教股的陈股长。他和你冲突起来真有点突然。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心里本来是句很得体的话，到了嘴边却走了样，人的情绪也随着走了样的话走了样，使本来的谐音变成了噪音。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在生活中，只要是彼此都没有坏心，任何情绪冲突带来的创伤都是容易愈合的。你也这样认为吗？
发言后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个有事业心，想认真干点事的人，我的发言可能会起什么副作用。会不会让人得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结论。当然，我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用微不足道也不能说明我的实际价值之微。但我是了解一点自己发言的份量的，不论旁人对我的发言是认可还是否定，但都是会注意的。如果没有年××那件事，我会无条件拥护你召开座谈会的那种方法，最后我的发言实质上却是否定。事后我有总结和反省，也许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我会采取有所不同的态度。同时，我想你的方法是不是也有不妥之处呢？我认为是有的。不知你还记不记得72年在智利发生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激进措施，把一大批原来的支持者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酿成或触发了军事政变，阿连德不仅自己饮弹身亡，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因此夭折。当时新华社的评论是说明了议会道路走不通，我认为还说明了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这不是一个犯人向管教股写的思想汇报，只是一个凭良心办事的人对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凭良心说的话。
祝工作顺利
李乾 83．7．3
我不可能直言不讳，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并且他在九天之上，我在九地之下，但有的话也不妨说得重一点，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怀疑我的用心，不会给我小鞋穿，并且多少能听进去一点的。我认定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人都是理智的，尽管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最终理性会占上风。
写完这封信后，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到劳改队后，我思想上所有撞出的火花都是发生在和干警之间，在他们面前有时我还敢错一下位，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因为我认定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理性和宽容，我才敢这样做。不知道陈队长收到这封信后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和尹股长俩人都未再提到过此事。
第三十五章 佛光
自1968年初从恩格斯的著作里了解到一点欧文的主张和实践后，欧文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他那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他让我把在“12。5事件”的过程中一直持有的对此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变成一种锥心的痛，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人性恶的一面，对照欧文让我对自己的反思一步步往前走。这反思是从浅表开始的，最初只是认为自己的方法不对。这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从公安机关到法院，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过：只要没把人打死你一点事都没有，是你们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杠杠，所以错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认识比他们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因为我开始想到了对这一类人的改造问题。十几年前在看守所里对那个流氓团伙的龙头老大秦飞所作的努力，就是我对这类问题的一种思考。
虽然有一点收获，但总感到意犹未尽，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惑自己：为什么在面对接连下来的病危通知书时都能善待本校犯下那样暴行的老红卫兵，却在连孔威、傅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枪毙他们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从表面上来看是“革命”，是“正义”，是“理想”，是“追求”，是所有这一切让我深信不疑、义无反顾，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何以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样真诚地表现出来。
在十几年的反思之后，开始觉察到这是不是在我一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某一层面的人划归为社会的渣滓，冷漠地把他们视为可以消灭的另类？而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而已。是不是在不易察觉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在自己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全力以赴地投身入自己所向往的革命时，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人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当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不是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去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和权利上的平等，却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而用这种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者的。不幸的是当时在自以为有思想时却丧失了理性，这对人对己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为什么博爱的思想和观念在我的心中远没有上升到自由和平等那样的高度？这是不是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敌人要像残酷无情的严冬”这样的说教中长大的一代人极可悲的局限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博爱的思想和理念却是很难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提出来，并且它被认识和接受远比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艰难。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要，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对一颗不愿沉沦的灵魂来说，最终走到这一步却是必须的。
前几年在三中队我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有想法也只能闷在心里，别说做，就连说说也不行。但现在有了变化，从管教股到中队都给了我一定的信任，在犯人中我有足够的威信，已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某些想法，我在等待着可能的机会，等待把我的思考和认识变为行动的机会。自信这和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抵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应该是创造而不是毁灭。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相反，我始终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种爱是发自内心，是无法改变的，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视我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我眼里我没有敌人。现在我想的和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希望为人民、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都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