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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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我的对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预期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说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敢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迟，今天就行动到这里，回校。说完就带领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对也不理。

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说罢就让队伍调转了头，没有人反对。虽然事先有几分把握，但真正落实后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队伍朝学校方向走去，除了有点杂乱的脚步声，没人发出其它的声音。黑夜使我们无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后的模样，就视觉冲击而言没有什么感觉，但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却是无法言喻的，不管此时的感觉是紧张，是兴奋，是后悔，是害怕，还是其它什么。在当时集聚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中学生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这个行动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对这个行动的正义和必要是没有怀疑的；是义无反顾且身先士卒的。尽管离完成全部计划还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们希望的目的已达到后而自觉中止的。

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到意外的，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它学校，不说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们是群书生，搞文的你们怎么样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质疑》只有你们搞得出来，没想到搞武的你们同样不同凡响，一晚上就搞掉两个，而且最初还是准备干掉四个。我曾回答其中一个人说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

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从文化革命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想过，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二十二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

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只要这种冲突的能量没有安全地释放，这个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一群社会的渣滓，从来没有同这类人打过交道、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受干扰地进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化革命这个只受内心信念束缚的环境里，发生剧烈的冲突是不是一种必然？这一批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中学生在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几个主要的当事人从此以一生为代价，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体验、感受、反思，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脚下燃烧，正是在炼狱里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

对这个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举动，对这个将要而实际上已经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夜晚，这批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起码的思想准备，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一个人真正转过弯来。

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说了几句要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学回了家，其它的同学回寝室睡觉去了，我和符军到了何儒非、柳英发那里简短地汇报了一下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在意对丁洪宝行动的中止，看似平静地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当决议付诸行动并且成为事实时，显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严重性在心理上对他俩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何儒非有点不相信地问孔威、傅强真的死了？

我说死了。

柳英发问符军掌握孔威、傅强的材料多不多？

符军说多。

当冲击波过去后，柳英发恢复了本色，说起话来干练利落：把他们材料整出来，提上纲，贴出去。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三十多年后我在《文革亲历者口述（柳英发）》中看到：李乾回来汇报的时候，“脸色嘎白，浑身发抖。”那可能是我的真实状态，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是必然反应。

此时应该是凌晨三点多钟，同寝室69届初中的小屈伟还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学屈慧君的弟弟。见我回来，连忙把我的被子打开，又要去打洗脸水，我摇摇手，示意不用。真的有点累了，连衣服都懒得脱就倒在了床上。平时见了我没一点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伟也识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没有硬挤到我旁边，要我给他讲点什么。

刚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着一小瓶浅红色的药水走进来，告诉我是镇静剂，他担心我睡不着，要我喝掉。我连忙起身说用不着，他还是坚持把药放在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离开。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务组负责人，能文能武，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校初中部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和百米冠军，文化革命前我们关系就很好，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行动他是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之一。我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关心，同时我想，如果他内心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会想到镇静剂的，但我确实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后，突然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怎么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就这样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种幻觉。然而我内心十分清楚，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我一手指挥的，一切都没法改变了。

抵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虽然睡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已好多了。不久，舒国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红十月的中坚来了一大帮。一见舒国良我就问岳中杰、高胜祖的情况。

舒国良说昨晚我们把岳中杰、高胜祖送到医院不久，傅强也被他家里人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他还活着？舒国良一开口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你听我讲完，别着急。当时是还有一口气，医生把伤势一看就摇了摇头说，这是高手所为，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是致命的，没法救。不久，傅强就没有了动静，送到太平间去了。

听到有人竟称我为“高手”，内心的活动有点复杂，平生第一次，怎么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里想，没表露出来。没有问也不敢问傅强的家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那怕该杀该剐，但在父母眼里总是最珍贵的宝贝疙瘩，总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强的母亲那一声绝望的叫喊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舒国良接着说我们是在同一个病房里，他的妈妈看到岳中杰、高胜祖也是枪伤后，问这问那，好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怕出意外，他俩又没有伤到骨头，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时，我们已在他面前。

我不无歉意地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你，让你受了伤。

这不怪你，又没有伤着骨头，过两天不就好了，我没事。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这个后来从锅炉工的位置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反过来担心我，话题一下子转移到我身上来了。

舒国良说昨晚我是没睡好的，翻来覆去，总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着说孔威家现在围满了人，都以为是流氓打流氓，说好戏在后头。我班上几个住在汉寿亭的同学有点担心，担心街坊知道了他们的事后，传到那伙人耳朵里后遭报复。传到对方耳朵里是迟早的事，别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难。

说点别的好不好？一个个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有那么严重么？该紧张的应该是他们。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话题，你还没有吃吧？走，过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论是碰到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关切的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现在全校师生最关心不是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这批人特别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钟我们还端着饭碗，仓促中革委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

革委会主任、原学校政治处主任耿祺华神色凝重地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有责任。孔威、傅强两个是流氓，该不该打死？今天不议论，这里只落实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参加了行动的人员的名单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尤其是不能扩散。二，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时要有人值班。三，为防止对方的报复，李乾同志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最好是离开武汉市，等情况明朗了再说。

柳英发说赤手空拳总不行，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去弄点枪来。

我感到有点滑稽，怎么紧张的变成了我们？并且紧张到这个程度。不管庄洪运，丁洪宝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阎罗殿走了一趟，现在应该是他们通身冒冷汗的时候，绝对不敢找上门来。不是说他们个人一定没这个胆，而是不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我们再散布一点消息出去，离开武汉的就会是他们。怎么打击一小撮流氓嚣张气焰的结果竟成了灭造反派自己的威风呢？依我的性格，会把我的意见毫不犹豫的说出来，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让我的锐气小了许多，未曾有过的疲劳感一下子袭了上来，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现在集体来要债了，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争取到大家认同。

休息几天也好，该静下心来看看书了。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也表示没意见。


注释：

①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武汉流行的歇后语，鼓楼洞是横穿蛇山的隧道，光线很暗，故而说那里的麻雀是在黑暗中长大的。

②烟子：武汉的方言，意思是原先结下的仇恨。

③硬糖：武汉的方言，意思是不怕事的硬汉。

④汤饭：武汉的方言，意思是胆小怕事的懦夫。

⑤钢工总：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⑥点水：方言，意思是告密。

⑦拐子：武汉的方言，本意是哥哥的意思，引伸为一群人中的头目。

⑧“一小撮”：1967年的8、9月份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在武汉被湖北省委和老红卫兵称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南下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人就自称为“一小撮”。开始他们的人数是极少的，也称为“少数派”。

⑨百万雄师：当时武汉市最主要的保守派组织，核心部分是市人武部组织的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武兵”。




　　　　　　　　　　　　　　　　　　　　　　　　　　　　　　　第三章　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八九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