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韩国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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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不容许自我批评的国家
由此，我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时，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它作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还可以理解，但在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发达国家的韩国，人们却要生活在这样可怕的不自由的空气中，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韩国是一个压抑的国家，它试图将所有的东西都像罐头一样压缩在自己狭小的国土上，只剩下建立在臭烘烘的辣白菜缸文化上的苍白无力的“自由”和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这个辣白菜缸中咕嘟咕嘟地腐烂下去的社会。
只有“爱国心”、“爱族心”才是韩国至高无上的法则。可以大声喧嚣，大肆鼓噪，说韩国是充满自由的国度。其实最没有自由的不正是韩国吗？在酒馆里聊天，尽可以毫不留情地贬低、批评政府，批评金泳三， 但是绝对不允许批评或否定“我们国家”及“我们民族”。
3。围绕竹岛问题日韩两国国民的不同反应
最近，有关日韩两国关系的竹岛问题在韩国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呼号：“独岛（竹岛在韩国的称呼）是我们的土地！”这已成为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在韩国，“独岛不是我们的”这种话万万不能说。一日，谁借着酒劲儿说出：“独岛是日本的国土吧？”那么他一定会被指责为“民族的叛徒”、“亲日派”、“卖国贼”。
同样的问题在日本社会是什么状况呢？我曾经问过日本人：“你们认为竹岛是日本的领土吗？”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竹岛的名字，有人则说：“大概是日本领土吧！”也有人说：“不是韩国领土吗？”其回答各不相同。甚至有很多知识分子主张：竹岛不是日本领土，而是韩国领土。
但是在韩国，只能在一定是“我们的领土”这一绝对不可动摇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绝不允许“不是我们的领土”这种否定或疑问式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绝对走极端的国家。
4。绝对不允许“亲日”的国家
所谓的“反日派”、 “亲日派”的区别也是一样。必须说日本—切都不好，哪怕稍微露出—点肯定日本的苗头，都会被贴上“亲日派“的标签。在我居住的广岛，有—位来自韩国的崔吉城教授。崔教授近年来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研究的成果，提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化理论，主张韩国人应该反省以往的“反日”情绪，并在日本积极进行演讲和著述活动。
我很钦佩崔教授有别于普通韩国人的思维、尖锐的探求精神及正义感，但是在日本的韩国人，却诽谤中伤崔教授是“亲日派”。
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不能出现更多像崔吉城那样的“亲日派”，预示着韩国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有这样一件事。1997年夏天，我见到了一位年轻的韩国实业家K。交谈中偶然说起崔教授，他不顾我们是初次见面，情绪激昂地说：“崔教授是亲日派！我绝不见那种人！”韩国人简直如同说恋人的名字一样，动辄给人贴上“亲日派”的标签，对这一点，我感到滑稽极了。
过去，大文豪李光诛作为“亲日派”、 “卖国贼” 遭到流放，就是因为发表了《民族改造论》，提出应该改造“平凡地生活在殖民地的优秀人才”，应该改造民族的病体，有这种雄心壮志却被骂成是“卖国贼”，其“罪名”至今也没有能洗清。
可谓“中国的李光洙”的大文豪鲁迅曾经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但是同时作为伟大的文学巨匠和革命文人，他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两厢 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5。对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给予客观评价的新动向（这部分内容明显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最近在韩国学术界，出现了突破以往的民族主义式的、极端的“反日”思想禁区，更客观地评价日本殖民统治的动向。说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侵略和掠夺”的史学观点一直占绝对上风，但现在也出现了以往不曾有的观点，主张不仅要看到其掠夺的事实，还应肯定其对韩国的开发并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
在韩国提出“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学者，首当其冲的是汉城大学经济学部的安秉直教授。安教授认为有必要纠正过去在韩国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应该重新评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开发，提倡修正以往将独立运动势力特权化的历史观，以及由于反日情绪而被扭曲的历史观。
安教授提出，殖民地时代朝鲜取得的很大发展，不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殖民地开发的结果。应该重新认识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日本带来的货币制度、土地调查等现代化制度的价值，并承认日本在学校、港门、铁路、公路、通讯及银行等方面的扩张开发所带来的贡献。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多次听祖辈讲述关于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开发，但是在韩国，安教授的主张却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观派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反驳。汉城大学社会学科的慎镛夏教授，就严厉地谴责安教授的“殖民地现代化论”是被日本方面“殖民地美化论”所利用。
这很自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韩国，对那些伤害“民族”、“国家’’的意见不会有人拍手称快。即使在心里表示赞同，也不会冒着风险将它表达出来。韩国社会原本就不允许既不黑也不白、既不大也不小的中间层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不是贵族，那就—定是奴隶。行为稍有出格，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压制或轻视。
三、为什么韩国比日本缺乏创造性
1。不可模仿他人的强迫意识
我有个日本朋友叫中田，与韩国女留学生恋爱并结婚。有一次见到他，问他结婚一年的感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妻子总是在教训我，而我总是被教训。”问其原因．理由是：韩国妻子总是喜欢教训别人“这么做”或者“这么做不行”，丈夫觉得自己更多地处在被教训的境地。“也许这是日本人好学的特性。”丈夫如是说。对此我也有同感，禁不住笑了。
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教别人就比别人优越，被教则好像低人一等，学别人有伤自己的自尊心。这与被动的日本人正相反。韩国这个民族最讨厌学习，尤其是模仿他人。实际上，与其说韩国人回避模仿，不如说他们看不起模仿，而一定要创造出某种带有独创性的东西。
“独创性等于不模仿”，韩国人的这种强迫意识非常强。实际上与这种观念意识正相反，人类的文化并不是像泉水—样白己涌出来的，而是通过传播和包容，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也就是说，无视其他种类文化的存在，就不可能具有独创性。在国际化时代的今天尤其如此。
韩语中的学习一词用“工夫”来表示，其实就是从中国汉字学来的。韩国人讨厌模仿，大肆宣扬“独创性”、“原创性”，但韩国文化本身，其实就是原原本本地模仿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并且今天仍在通过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化（虽然憎恶）来发展自己的文化。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韩国人高喊“不模仿”，已经成了顽症，于是就误认为自己的文化有独创性。归根结底，它不过是韩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明显地偏离现实。现实地讲，韩国人是模仿的超级优等生。韩国有种风潮，他们看不起日本文化，称其为“模仿文化”，事实上他们比日本人更忠实地模仿中国文化。
日本是有分别地根据某种选择的原则，巧妙地区别模仿或不模仿，即使模仿，也是经过了改良的吸取。相反，韩国则是毫无区别，全盘接受。到头来竟然狂热地认为：在中国，汉族的明朝被夷族（满族）的清朝所灭，所以中国中华文明的命脉已经断了。因此，他们主张朝鲜才是继承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正统的“中华文明”。出于这种传统中国文化的意识，韩国人至今都绝对不承认韩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而是原创的文化。
2。日本始于模仿，又超越模仿
与韩国讨厌“模仿”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日本。在日本，模仿就意味着学习。现代日语中的“学习”就出白古代日语的“模仿”一词。对日本人来说，所谓的学习就是真正的模仿的开始。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只要是先进的异国文化、异国文明，都会坦率地对其作出评价，并且迅速引进，进行复制加工，然后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东西。
这其中隐含着日本人学习的本能。日本的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就沿袭着“守”、 “破”、 “离”这样一个流程。“守”就是从根本学起，从基本技巧开始原原本本地进行模仿。接着就进入打破其传统的“破”的阶段。通过打破其古老的格式、模型及技术，最终摆脱学的阶段，进入“离”的境界，即在这个阶段彻底确立自己独创的东西，树立新的自由的独立的空间或流派。
日本人经过“守、破、离”这样三个阶段，在40年间对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完全具备了凌驾于其原创之上的才能。不仅在现代产生了以“日本制造”的高度信誉和性能而自豪的汽车及工业产品，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具备了学习的才能和气质。
始于彻底模仿的日本人的“学”，其本身就是一种独创。火药枪最早是由登陆种子岛的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的，那时候仅仅只有两支，但是40年后的1583年，日本的火药枪就已经普及到全国了，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火药枪制造国的水平。
以焊接术来制造铜制佛像的方法，在708年传人日本，在大约40年后的747年，奈良巨大的铜制大佛就开始开工兴建了，而向日本传授了铜焊接技术的中国和朝鲜．当时还没有建造出这样巨大的铜像。
产生这样超速度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正是因为日本人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具有复制、挖掘、消化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正是日本人特有的独创性。但是，这种深刻领会学习方法的能力，真的是一句“善于模仿”说得那般轻松吗？
3。过于受“观念”束缚的韩国
韩国人指责日本文化一味模仿，是因为他们不懂这样的日本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西方人说日本文化是“模仿文化”，对此随声附和的韩国才是缺乏独创性。事实上尽管韩国大嚷大叫“独创性”，但是最终能超越日本，真正向世界夸耀的文化又有多少呢？韩国在技术上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东西。
至今韩国现代化滞后，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通过模仿而学习的态度，即使模仿也缺乏超越和创新的才能，缺乏独创性。而且，日本拥有而韩国所不具备的，仍然是学习方法、学习方式。日本在文化上没有“绝对的观念”，而韩国被“绝对的观念”紧紧束缚。简而言之，韩国受儒教绝对化意识形态、观念束缚，无法冲破固有观念。中国也是由于这种绝对化的理论，尽管比日本更早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文明，但是其引进、普及及现代化进程，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这都是因为那种固有理念，而主动拒绝了学习和模仿外国文化。
只有日本得以成功地模仿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来自自身文化的独创性、创造性之类的强迫观念，相反，它贪婪地引进外国文明，并加以消化、吸收。但是，在韩国，自身文化的独创性、纯洁性的固有观念及绝对的理念根深蒂固，所以对引进并模仿外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尤其又涉及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问题，这对学习外国文化更是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在韩国对是否开放日本文化市场的争论，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从某种角度来看，韩国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这一点令人怀疑。
都说通融在日本行不通，实际上日本最富有通融性。只要仍然禁锢在强直的固定观念中，韩国人就绝对不会产生灵活学习的文化。不懂如何学习的民族，只能是自断生路，最终招致自我毁灭。韩国已经有了李氏王朝灭亡的教训，怎么样才能让韩国更善于模仿，才是韩国人最应该研究的问题。
四、不思反省的“浮躁的国家”的悲剧
1。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完全丧失了生气的韩国
1998年1月，汉城的天空格外阴云密布，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街上有很多缩着脖子在冷风中颤抖的行人。亚洲经济危机的寒流无情地降临到了韩国大地。我在韩国街头发现了与以往形成鲜明对照的情景：韩国人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像死鱼一般毫无生气，肩无力地垂着。微笑不见了，代之以严寒中僵硬的表情。自杀者剧增的消息在流传着、
仅仅几个月前的1997年8月，我来韩国时，看到生气勃勃的韩国人脸上洋溢着开朗活泼的笑容，每个人都是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样子，让我再次领略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韩民国。而今天的韩国却是消沉阴郁。 餐馆里，经济危机菜谱也很快登场了。与过去同样的菜现如今去掉了奢华，价格也下降了。这是经济危机时期采取的对应措施。看到这些，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滑稽。国难当头了，于是摇身一变，开始大肆提倡朴素与节俭、自我克制等，如果平时更多一些计划性，更多一点踏踏实实努力的精神，对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起码不至于这样措手不及。
在汉城，见到一位中国记者，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在韩国人忧郁的表情和精神状态，酷似以前日本殖民地时代的表现。韩国人在顺利时，极端夜郎自大，不顺利时又陷入极度自暴自弃中，韩国人在这种极端的性格之外，没有中国人那种中庸的二元论。随时可能极度兴奋，否则就是过度悲伤，性格容易走极端。应该有更积极地接受现实的态度。”这番话正中韩国人悲剧性格的要害。生长在中国的年轻记者能如此敏锐地分析韩国人，实在令找惊讶。
韩国人的确是顺利时得意忘形，否则就一切都无所谓。韩语中有“心巴拉姆（兴致高涨的心情）”一词，全世界也只有韩国人能创造出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