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韩国人-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北京高尔夫球场禁止韩国人出入之前，东北最大城市沈阳一家酒店就已经做出了禁止韩国人入店的决定。
因为在这家酒店喝酒的4个韩国人在酒店里翻天覆地地大闹了一场。邻桌的中国顾客多次进行劝告，他们也听不进去。最后，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地打了韩国人，其中一个韩国人几乎被打个半死。其他韩国人则下跪求饶，狼狈不堪地逃出了酒店。此后酒店立即贴出“本店拒绝韩国人入内”的启事。
2。韩国人为什么遭围攻
相同的事件在长春也发生了。那是在1998年的冬天，3个韩国男人同3个中国朝鲜族女人，深夜在某—住宅区的3楼喧闹不止。敲酒杯，又唱又跳，其喧闹声之大，似乎要把整个住宅区翻个个儿，附近居住的中国人实在无法忍受，便劝告道：“都几点了？居民们都在睡觉呢，请安静些！”
但是，劝告了两次也没起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于是附近的中国人第三次发出警告。这时，韩国人的回答竟然是： “这是在我的家（自己租的），我掏了钱，高高兴兴地喝酒，有什么不可以？”
韩国人这种目中无人、厚颜无耻的行为，激起了住宅区内居民们的极大愤怒。他们闯入3楼，砸翻餐桌，不问是韩国人还是中国朝鲜族人，抬手便打。附近派出所的警察随后赶来，好不容易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后来，住在3楼的韩国人被赶出了住宅区。这是理所当然的。据说从那以后，只要提到韩国人，住宅区里的人们便表示拒绝接纳。
3。因过于猖狂、不守规矩而遭受殴打
我也曾见过韩国人被中国人殴打的情景。几年前在一家酒馆里，一个来自汉城的男人，一边炫耀手里的百元美钞，一边叫嚣： “你们中国人还没见过百元美钞吧？”那男人被我的朋友痛打一顿。我的朋友非常气愤：“把中国人当成傻子也得有点限度吧？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如此嚣张！本来设什么本事，非要显示自己多么能耐！”他抓起韩国男人，就要往外推，这时，其他中国人也一起拥了过来，将那汉城男人拳打脚踢一番。
我在短期回国时，在沈刚西塔朝鲜族居住区里，还见到过被两个中国朝鲜族男人打得浑身是血，像条狗似地拼命逃窜的韩国人。据说是因为以办韩国邀请为由骗取中国朝鲜族人的钱财，结果被发觉，漏了马脚。当时，正好当警察的朋友也在，我问他为什么不管此事？他说：“这些可恶的韩国浑蛋打了也就打了，这种事时有发生，警察也只能是视而不见了！”
据朋友讲，仅沈阳，一周内就平均有2至3个韩国人因同中国人发生纠纷而被打。总之，都是因为太嚣张、不守规矩、行骗才挨打的。
在被称为中国朝鲜族之乡的延吉，也有因此类事件被打的韩国人。一个釜山来的韩国人在酒店内喝酒，两名中国朝鲜族女子左右伺候着。这个韩国人神气十足地喝着酒，夸耀白己在釜山是首屈一指的富豪，家中有汽车5辆，而旦都是进口车，就连汉城人在他面前也得点头哈腰地讨好他。
然而，如此傲慢自大地喝了3个小时的酒，最后却只付给两个陪酒的女人每人一千韩币（约7—8元人民币）的小费。在中国，此类小费起码也得50元以上。
刚刚口吐狂言说自己是釜山有名的富裕户，这会儿却掏出这般少得可怜的小费，同时竟然敢说：“在延边有这些钱可不得了吧？你们见过这么多钱吗？”听了这话，两个女人一声不吭地当场将其韩币撕碎，甩到韩国男人的脸上。这事当然不能就此了结，酒店老板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听说竟然有如此寒碜中国人的可恶的韩国人，便聚拢过来，将那釜山混蛋教训了一顿，其结果读者们可想而知。
像这样因为嚣张而遭殃的韩国人，如今在中国仍不断出现。我认为韩国人必须认真地扪心自问，冷静地思考一番。或许有人会想： “我又不去中国，这事与我无关。”可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去中国还是去其他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懂礼节，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常识，这对所有韩国人都是适用的。
从中国的高尔夫球场里被赶出去，从酒店里被撵出去，从住宅区里被轰出的是韩国人。如此这般让中国人发火，难道说对韩国人有什么好处？
三、韩国人果真是重情义的民族吗
1。深夜12点突然响起的电话钤声
韩国人认为“情”是最具韩国特色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是满怀豪情，以情为生的“有情民族”，并引以为荣。这种“情”，质高量大。
著名诗人徐廷柱曾在诗中写道： “如果这种情能够商品化的话，一定得注明韩国制造。”
李御宁也曾自我吹嘘过：中国人是“信义”民族，日本人是“理义人情”民族：总之，实际上都是由冷漠的利害关系而会聚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什么“情” 可言，就是说，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不讲什么“情”，只有韩国人才充满“情”，以“情”为凝聚力而共存。
我所结识的许多韩国人，如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公司经理、出版社编辑、新闻记者、作家、正走红的演员及中学生等，都认为韩国人是重情义的民族。
韩国人从来不反省这种“情”的消极的一面。对韩国人来说，否认“情”是不呵可能的。然而，所谓的“情”，到底有多么不寻常？
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我开始产生一种疑问，那就是，韩国人的“情’’到底是什么东西？韩国人真的拥有这种东西吗？
我这样讲，也许有的韩国人会气愤地说：“你想诽谤我们神圣的‘情’吗？”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克制情绪，以平和的心态听我说。
下面讲—下我的亲身体验。从韩国来到日本的朋友深夜12点突然打来电话：“喂，喂，是我呀，还记得吗？我是姜x x，现在在大阪，刚与童年时代的哥儿们喝完洒返回宾馆。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玩吧。噢，对了，宾馆的电话号码是……”真是充满“情”的声音。以高傲的声调要求我明天马上飞过去。至于我这边的日程安排如何，则与他毫无关系。从这里到大阪，不像由钟路（汉城市中心）到车站那么近，他竟然根本不考虑我所住的广岛与大阪之间有多远，他无视一切现实，更重视的是与我之间的“情”。
我有个在东京留学的韩国朋友A，平时因为忙很少联系。一天早上，他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当天上午10点之前向他的账户上汇15万日元。因为那天12点之前他必须交齐学费，但钱不够，所以要向我借。可是他根本不考虑我的情况（他也该知道，我怎么可能有15万日元现金），比如上午是否有时间去银行等等，而只考虑自己。如果不给他汇钱的话，他则会怨我无“情”。
喜好喝酒的韩国人找人喝酒也常是心血来潮式的，经常是夜里11点或更晚一些，突然从某个地方打来电话，叫我去某某朋友家一起喝酒，而且要马上就去。如果稍有些犹豫，对方则会大喊大叫：“唉，你怎么回事，真没人情味儿，别那么冷漠，赶紧出来吧！”
韩国人就是这样，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即便给对方添麻烦，也无关紧要。互相间不存在什么客气。更有甚者，有时会深更半夜抱个酒瓶来叫门，如同缠人的孩子似的，而且．这还体现出了对被叫门者的深厚情谊。
或许是因为出生于海外的缘故，我对这种韩国式的“情”难以接受。因为是朋友就可以不客气地给对方添麻烦，强迫对方做某事，这样的“情”，甚至令人讨厌。
韩国式的“情”到底是什么？韩国人总是说日本人冷漠无情，且有例为证，说日本人即便是对朋友也要讲究礼节，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韩国人看来，事情的确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深夜12点无所顾忌地敲朋友家的门，逼着朋友一起喝酒并非什么让人讨厌的事，这是韩国人的“情”，所以，日本人那种朋友之间来往也要遵守礼节，甚至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是如此，父母从外地回来给孩子们买了礼物时，孩子们都要很有礼貌地说声“谢谢”的做法，在韩国人看来，简直太冷漠无情，太见外。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人与日本人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家庭及家族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并以此形成了由友人构成的“我们”。在“我们”之外的那部分人，则都是“外人”。
在“我们”即自己人与“外人”即别人之间，有一条深长的鸿沟。为了填平这一鸿沟，建立信赖关系，就是说为了成为“我们”，需要一起吃饭，互送礼物，同时工作上相互配合，休戚相关。
这就是所谓的“情”，在韩国叫做人情。这种人情无止境地讲下去的话， “我们”（自己人）同“外人”（别人）之间的鸿沟就永远难以填平。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以血缘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讲究横向人际关系。因此，即使与对方不讲什么特别的“情”，也不至于产生像韩国人那样的鸿沟。不左故意为分享“情”而做出艰苦努力，也有可能成为朋友。所以，倒不如说越亲近麻烦越多。不如“因亲近才更讲究礼节”一样，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也要说”谢谢”。
中国人也很重视人情，但并非像韩国人那样仅限于血缘这一狭隘范畴：中国人宣扬理义，则使“义”的空间更加广泛。同时，在理义、信义的名义下，形成“帮会”组织。中国人在国外也是结成一体，共同发展。这种共同体就是“华侨”。
日本社会的交际空间要比中国宽泛得多，与其说 “义”，不如况是“理”支配着这个空间。也就是说，日本是超越了韩国的“情”、中国的“义”的一个“理”的天地。
中国人及日本人去韩国受到热情招待，容易误认为韩国是非常重情的民族。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在那不寻常的热情背后，一定隐藏着还礼、报答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前提是希望得到与自己付出相等的，不，甚至是更多的“情”。作为韩国人，若是不回报与享受到的“情”相抵的“情”，则意味着“欠情”。而欠情则又表明背离、分裂。
正如徐廷柱在诗中所写：韩国人的情“产于韩国”。以儒教的血缘关系、家庭关系为社会核心的传统‘w…r…w…h…u。c…o…m‘，将韩国人的手脚束缚住了。
因此，我想说的是，这种由“情”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在韩国这种“我们”社会中行得通，但是，在重视国际信誉、严格守信的现代化社会是行不通的。情，情，沉溺于情，反而将自己捆住，这便是韩国人真实的面目。
2。让人感到难受的过热接待
讲一个最近我体验到的韩国人那种“情”的故事吧。
1998年5月，我写的关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文化比较的《赤裸的三国志》（东方出版社）在日本出版发行，一时间成了舆论界的热点活题。汉城C出版社的Z社长看了朝日新闻的报道之后，突然给我家里打来电话。我家的电话号码是他从日本的出版社那里打听到的。
Z社长想将《赤裸的三国志》的韩语版在C社出版，于是给我戴高帽，说中国出身的同胞能够在日本用日语出书，实在了不起，希望今后能同我多多合作。
这话对我来说很难得，但却不得不告诉他，那本书早已于1997年末由韩国的苍空出版社出版。 于是，Z社长说如果有别的稿子，请不要给别人，一定交由他的出版社出版，，这位50岁社长的礼貌态度真不多见。
正好那时我同在大阪的弟弟明学合写的原稿有两部，还有两部书正在策划中，于是，同意考虑与他合作。就这样，我一下子寄出了四部原稿，结果很快收到了Z社长寄来的国际邮件，里面是由他亲笔签名的出版合同。就这样，我和弟弟的四部稿子全部签了合问。
出版合同上注明的条件倒是不坏。合同上明确规定，第一版版税为百分之十，各发行一万本，但版税要在一个月内交纳。在韩国经济颇不景气的时候，第一版就达到一万本，实在是个破格的数字。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预付款却迟迟不到位。我只好打国际长途询问，Z社长的回答足：“8月中旬将全部交齐，届时请你们兄弟俩到韩国来， 共叙友情，”一周后，他给我们寄来了往返机票。
前往金浦机场迎接我们的Z社长的热情实在感人。周到的款待，漂亮的宾馆，每天接连不断的丰盛佳肴，都说明了对学生身份的我们兄弟俩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并且询问我们妻子的年龄及身高，原来是为了赠送高级毛皮外套。他反复向我们强调：“人与人之间并非全靠钱财，而是由感情来维持的。”在听说我弟弟年内准备结婚时，又送了他一百万韩币（折合人民币约六干多元）。
对于过于重情的Z社长的做法，我们感到负担很重。出版工作尚未展开，并没有那么深的交情，就搞如此不寻常的人情攻势，反而使我们深感不安。
3。第二句话就是“让我们像兄弟那样地相处吧！”
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收到一笔预付款。Z社长说我们回国的前一天支付，可是，他当天夜里到宾馆来，说因发生交通事故而急需钱，所以只好动用预付款了。Z社长的胳膊用绷带包扎着，恰似由越南战场归来的伤兵。Z社长写了一份备忘录，约定一个月后一定付清，并还要招待我们。同时还要签约我以前的译作——《水浒传》全集共15卷。Z社长的做法让我感到很可笑。竟如此轻率地签合同？我不明白在上次预付款尚未支付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再签合同？：于是我向一张口就说“像兄弟一样相处吧”的Z社长追问道：“不守约的人还谈什么感情？”
我们一个月后重访出版社时，仍受到了热情接待。Z社长告诉我们，再过一个月书一定会出版的。于是我们为了今后能真正地像朋友似地相处，决定不再提钱的事。
然而实际上，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将Z社长当做什么兄弟，因为与其称兄道弟，不如严守合同。果然，口头约定最终全都作废了，什么以情相处，分享友情，为我们出版书等等，都是为了自己赚钱而编造的大话罢了。还伪装什么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