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杂感随笔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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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烽烟（烽烟元素）
男，1971年生。自由职业者。现客居深圳。1986年起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1998年后专注诗歌、诗歌理论及杂论创作。迄今在地方性刊物和全国性刊物发表诗歌、评论、散文、随笔和散文诗近六百首（篇），有部分作品获奖或被收藏。著有自选作品集包括诗论集《仰望苍穹》、诗评集《镜像》、杂文集《无处可逃》、散文随笔集《夜幕四合》各一部及诗集《灯下潮音》、《彼岸》、《侧身而过》三部。
系中国散文、散文诗、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当代实力诗人方阵成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网络楹联学会重要成员；华夏诗词研究学会会员。
写作观：因存在而言说——
烽烟寄语：
写作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存在。写手也是一种存在。
写手必须要呈现这种存在，并把这种存在提升和延续。
写手提供审美（个体）喻体与自然的吻合可能性。
写手需要达观，有真情实感。
写手不是单纯的技巧的代言人。
写手是灵感的提供者，并把灵感作一澄澈的见证。
写手的存在状态不是一个手势，而是一颗冒着烟的良心。
写手享有生活的发言权和代理权。但不是生活本身。
写手要懂得沉潜，并把这种沉潜的过程通过审美喻意作价值转换。
写手不是价值的独有者，而是价值的共同体。
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支香烟燃烧的过程。
写作是对语言的不断策反，并接受精神领域的审视。
写作是对个体精神思想乃至人性的真诚命名。然后，公布于世。
写作的不断边缘化，是因为人类的身份制度化。
写作的误区是把澡盆里的婴儿当作婴儿的保姆来抚养。
写作的目的不是教大家识字，而是让大家懂得思考。
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政治，但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另类服务。
写作这个行当，过去是一座寂寞的天柱山，现在是一个嘈杂的百货店。
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相对应的物态载体。不管载体如何搓揉自己，它都会把敏感部位留给你的思考习惯和写作行为。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的写手，往往把种种反常的设想作为写作的目的而激动着、探究着。实则这种反常的设想仅仅是思考的一个部件，它像一块有晕纹的石头，还需要有自然界的呼应才能显现更有魅力的存在价值。如自然界中的一条小溪，一棵草，一束花等。万物都有其对应。这是自然界与生命大系休戚相关的存在形态。
通常写作的成熟度决定着文本的价值。同时，这种成熟度又成为完成文本各种意义相融的复合性载体。它或许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晕；或是一曲圆润而不油腻的清音；或是一种胸无块垒的凝视；或是一条能够清洗瘴气的激流；或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奴颜媚骨的从容；或是一种能够终止哀声叹气诿求的大气；或是一缕浮生嚣尘决不浅薄的微笑；或是一丝净化高傲与偏见的淡漠；或是一种经过研磨的无须声张的厚实；或是一种并非刻意陡峭或险峻的挺拔。
文字来来往往，生活往往来来。只要少一些交通堵塞，多一些活络经纬，便好。
卷一 谁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小便
作者简介
烽烟（烽烟元素）
男，1971年生。自由职业者。现客居深圳。1986年起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1998年后专注诗歌、诗歌理论及杂论创作。迄今在地方性刊物和全国性刊物发表诗歌、评论、散文、随笔和散文诗近六百首（篇），有部分作品获奖或被收藏。著有自选作品集包括诗论集《仰望苍穹》、诗评集《镜像》、杂文集《无处可逃》、散文随笔集《夜幕四合》各一部及诗集《灯下潮音》、《彼岸》、《侧身而过》三部。
系中国散文、散文诗、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当代实力诗人方阵成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网络楹联学会重要成员；华夏诗词研究学会会员。
写作观：因存在而言说——
烽烟寄语：
写作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存在。写手也是一种存在。
写手必须要呈现这种存在，并把这种存在提升和延续。
写手提供审美（个体）喻体与自然的吻合可能性。
写手需要达观，有真情实感。
写手不是单纯的技巧的代言人。
写手是灵感的提供者，并把灵感作一澄澈的见证。
写手的存在状态不是一个手势，而是一颗冒着烟的良心。
写手享有生活的发言权和代理权。但不是生活本身。
写手要懂得沉潜，并把这种沉潜的过程通过审美喻意作价值转换。
写手不是价值的独有者，而是价值的共同体。
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支香烟燃烧的过程。
写作是对语言的不断策反，并接受精神领域的审视。
写作是对个体精神思想乃至人性的真诚命名。然后，公布于世。
写作的不断边缘化，是因为人类的身份制度化。
写作的误区是把澡盆里的婴儿当作婴儿的保姆来抚养。
写作的目的不是教大家识字，而是让大家懂得思考。
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政治，但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另类服务。
写作这个行当，过去是一座寂寞的天柱山，现在是一个嘈杂的百货店。
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相对应的物态载体。不管载体如何搓揉自己，它都会把敏感部位留给你的思考习惯和写作行为。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的写手，往往把种种反常的设想作为写作的目的而激动着、探究着。实则这种反常的设想仅仅是思考的一个部件，它像一块有晕纹的石头，还需要有自然界的呼应才能显现更有魅力的存在价值。如自然界中的一条小溪，一棵草，一束花等。万物都有其对应。这是自然界与生命大系休戚相关的存在形态。
通常写作的成熟度决定着文本的价值。同时，这种成熟度又成为完成文本各种意义相融的复合性载体。它或许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晕；或是一曲圆润而不油腻的清音；或是一种胸无块垒的凝视；或是一条能够清洗瘴气的激流；或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奴颜媚骨的从容；或是一种能够终止哀声叹气诿求的大气；或是一缕浮生嚣尘决不浅薄的微笑；或是一丝净化高傲与偏见的淡漠；或是一种经过研磨的无须声张的厚实；或是一种并非刻意陡峭或险峻的挺拔。
文字来来往往，生活往往来来。只要少一些交通堵塞，多一些活络经纬，便好。
第一篇：韩信在胯下看见了什么？
第一篇：韩信在胯下看见了什么？
韩信在胯下看见了什么？
◎烽烟
“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金黄的麦穗
暴露道德言辞。
我看见了你们，奔跑的云朵
你们的洁白无与伦比。
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远山的沉默
匍伏万古崇高。
我看见了你们，温柔的小草
你们比野花更招摇。”——
摘于烽烟自选诗《这些悲伤是那么原始》
桌上静静地摆放着《二十一世纪》，隐约中我记得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句话：“中国的国家财政承担能力下降，它将减弱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支撑能力。”这个论断所带来的争议，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伦理承担能力明显下降。
绕过这些问题引发的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纷争，绕过千疮百孔的中国历史，绕过道德的支离破碎……
我，以及与我同龄的朋友，把自己锁在屋里。等待着，生活给予我们的下一次的思想漂流。
漂流，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服从，但绝不是简单的认同。这让我想起1988年发生在深圳的“蛇口风波”。两位曾经在许多大学巡讲并迷倒了众多学生的伦理学教授、中国政党伦理的代言人，在深圳蛇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狙击。蛇口青年的论点是：自利是否不道德？而使这一诘难真正成为“风波”的，却是诘难行为本身对伦理学教授的社会合法性身份的挑战。座谈会开成了辩论会，竟有人挺身而出质疑中国历史中献身（甚至抵达神圣道德彼岸）的崇高伦理者。无疑的，自利道德与献身道德的选择权在这一刻出现了明显的不兼容。
使这种不兼容变成事实的根源，大约跟商业文化风暴的来临有关。这个有关道德的风波已逐渐平息。而近来又有权威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沦陷于市场经济下的世俗文化的包围。从这个角度分析，仍然可感到精英传统对边缘文化的不平衡裁决。缺乏容纳性、多元化的必然性的前提下的争鸣，势必在否定“痞子运动”的过程中，使精英传统出现精神上的缺失。
“商业文化在中国的弥漫不仅是平庸，它关系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存，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对此缺乏最起码的分析，或者干脆甘心做新的经济、文化买办。”（张承志《无援的思想》）“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张承志《撕名片的方法》）
我看到了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同时，很不幸，我还看到了文化所具有的高度隐忍性在这样的叫嚣中荡然无存。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些文人喜欢自造“绝境”的心理。建立在这种决意割裂世俗与精英两架马车气氛下的思想，我想所有的文化讨论都将回到零。世俗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崛起，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浅俗、平面化、感官刺激大于精神境界等），但就其消解政治文化的一元格局而言，其功过仍有待另行评述。
文化所需要的平衡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简单存在。一直未曾更改。所以，正确的途径应该不是挖空心思割除其“尘缘”，也不是强迫它接受“死亡”形式的道德宣言，而应该按过去对待精英文化一般从人性社会化的基本价值准则方面来规范它，监督它。
又一次想到了王朔。想到了他通过“文化的痞性”作自我拯救以及背叛文化的努力，当然，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这些异质的声音使王朔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但王朔遭到的却是文化界的狙击，而不是来自社会的审视。我想，这才是文化真正的可悲。游走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王朔，相信觉察到了什么。
当然，我亦想到了韩信。在割袍断义式的狂嚣和“痞子”的大笑之间，我看见淮阴侯韩信埋头经过道德的胯裆。“胯下之辱”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崇高道德的一种躲避过程。
或许王朔和韩信都在这一刻看到了躲避文化压力和崇高道德的方式－－
“以无耻告别羞耻。”
在所有悲伤的源头，从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到萨特存在主义的“选择说”、尼采的“权利意志说”，所有思潮中所隐含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或非道德主义被过份地放大了，这种放大的目的应该是用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上的伦理基础，从而建立一种广义上的符合人性与社会需求观的新的道德价值观。
而文化的私欲应该怎么消解呢？晚清以降，中国文化界的主旋律一直呈现“救世主”的姿态。烽火硝烟渐散去，百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已成为线装书丛林的成员。但文化拯救的惯性心态并未懈怠，或者说更为任重道远。商业的催化使文化有了依附点，而空虚感却促使人制造更多的变化来填充精神饥饿，这个带有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散布于文化空间，掩盖了文化对深层意义上的价值追求。
文化难道将从起点重新卷土重来？
推开窗，远处群山起伏，那里的确存在过一个黝亮的宗教信仰，它应该还存在着。而它的旁边，或许，将崛起一座我们这一代人此生都愿付之理想的贫弱的“希望工程”。
2004/9/20于深圳
第二篇：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第二篇：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烽烟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方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这种文化，我更愿意称之为－－地摊文化。
中国的文人大抵都有在地摊面前蹲下的经历。这种文化气质的高度弥散，让人想到老舍的《茶馆》。《茶馆》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窗口，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琐屑。而它的邻居－－地摊，则蹲在那里做什么？
一蹲就是上千年。
这让我首先想到中国的一些帝王，也曾逡巡于地摊的身影。如康熙的微服私访，或是乾隆下江南。他们和文化的不解之缘，影响了中国文化依附于政治后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之一就是喜欢在地摊上蹲下来，考察大江南北的文化气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有一点帝王个体的癖好。应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单纯的需求了，从金銮殿到地摊，其间隐隐显影出帝王治国之术与中国文化的脉络关系。
中国文化也是讲究层次感的，与草根阶层的蛮荒化相比，地摊所提供的精神运思之术（可谓之“心术”）和知识警戒，以及因此而外延的治国、宗教、谋权、处世、谋财等边缘文化版式，皆披上了独立的文化谋略的袈裟。而地摊，正是文化谋略的吞吐口。
先秦诸子百家、纵横策士、王公大贾对文化智谋及韬略的特殊期待，都在地摊上一一呈列出来。如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