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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烽烟杂感随笔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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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5——26于深圳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论文化的“裹足现象”及诗歌的“悲剧意识”

    文/烽烟

    生命存在于文字之中。文字是一种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为。“它们是人类的光明——也是人类的黑暗。”(《英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的文化史,从某一角度来说,属于奴才抗争的历史。从《史记》中列入《游侠列传》开始,到后来由于文网稍疏产生的《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侠义小说,均从开放型的时代特征中觅到文人的抗争性意识。最后出现了《水浒》、《西游记》达到抗争的高潮。建立在一种主观上的虚假的前提下的存在意识,这类文字的普遍意义在于:它们作的仅仅是客观上的一种精神反击。

    包括李白、杜甫。包括一切仗剑行走的诗人。他们最终都将回到这个虚假的前提,变成文字的奴才,生发出悲剧意识。

    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一部诗的历史。文化与诗除了有一种土壤和植被的关系外,它们之间还存在有另一种契约,一种感应,一种相互适应对方的性格。当然,还有一种强烈的融汇于对方之中的愿望。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诗人注重的不是天人的对立、冲突,而是天人的渗透、协调。这种偏重于人格的自觉和道德的追求,形成诗人主体对外界的感性认识。重阐释,轻认识。造成诗歌大面积的技术化、实用化、经验化倾向。中国古代的诗人之间的竞技,更多着力于机智、才气和学问,而缺少认知讨论。庞大的诗人群沉醉于“风雅”之中,忽略了对自然与社会本质的深究与叩问。在一种隐逸的追求中,在技巧的沧浪里,淹没了自己的全部价值。

    中国文化只是在诗歌中才表现出自己的活力,但最终也许会让人哀叹。相对来说,诗歌的审美、教化、认识三种功能中,以认识功能为弱。比起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容量的,作为“人生科学”的小说、戏剧,诗歌的认识功能就更弱。在人格与道德的交织催化中,诗人表达着主体性和经验性的东西,最终完成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

    “中国缺乏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朱自清语)这时候,诗歌作为一位“形象代言人”传递一种“心灵密码”。

    在使命感的百般折腾中,痛苦的中国文化的先锋者,注定要孤独。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诗句

    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完成他的爱情传奇。一位是“使君有妇”,一位是“罗敷有夫”,浓妆淡抹的西子湖畔,诗是美的。但诗终归是诗,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终究锁住了胡适“圣人”的面孔和姑娘无限的惆怅。

    这种情况下,诗歌沾满了道德的脂气,道德渲染着诗歌的悲剧性。作为文化的核心中坚,诗歌以“穴居”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存在使命。而这种穴居的方式决定着诗人的极度隐忍性——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坚决无情地或者把思想发挥到光辉的顶点,或者把它归结为廖误。”(金岳霖语)不可否认的是,诗歌的极限美感在于一“隐”字。美而隐,隐而美。基于生活场景中的“避难性”行为,诗人领悟到“隐”的重要性。但“隐”不是裹足而足不出户,它存在一种乖巧的探望(类似推窗问月的行为)。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有“空框结构”的特质。欣赏者可以从容地在空框中填入感受、理解、联想等。如果阅读者找不到这空框,“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但协调、整饬这种复杂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伦理至上主义。而诗歌一直都是在试图拒绝所有主义的介入。构筑在一种强烈化的忍耐与观照上的诗歌自觉意识,是诗歌对文化的自然反馈和暗示。参预、补充,甚至修改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这样的不断变动中,诗歌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一种文化面临变革、发展的关头,总需要有一个对比参照系。也许,只有将内与外的参照移到未来与传统的参照上,一种文化才能自觉自愿地向着新生命走去。而这过程中,诗歌必将排斥某些共过患难又失去意义、完成使命的精神产品。

    “兴奋源自错觉——云层是最后的札记

    卸下三十年的固执溶入自然

    皱巴巴的脚印,是一种签名习惯

    合上日子,测量久违的炊烟

    你将再次去远方潜伏卧底,并捎回早夭的涛声”——

    摘于自选诗《先行者》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元好问句)“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可者为物。”(王国维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传》)追求“无人无隔”之境的中国诗人们,虽然因社会与历史的原因,试图达到盎然生命及自然生机的契合与同流。但诗歌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于此,它有着更深更广的社会包容性与历史使命感。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李煜《浪淘沙》

    破碎的人生需要有取舍的描述,需要有取舍的想象。技术的存在类似一位德高望重的责任编辑,他将对一切复杂的描述作重新组版或裁剪。诗歌在这种看似简单的线性排列中捕捉历史的哀婉和虚无的诺言。

    “犹之说没有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渲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是那个样子。”(汤用彤语)正是基于文化的奇特承接性和包容性,诗歌作为文化的代表与核心,应该理所当然地坦然扛起大旗,不管有多少文化冲突、争鸣,不管自身发展如何多元,都该露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与气质。

    “想与人相似是真的与人相似的开始。我们将据以为己的词正是早已回荡在我们心灵中的词。”(莫瑞斯。弗雷德曼《否认虚无》)

    “小心弄碎慈眉善目的保护

    灯光为你穿上制服

    你守候一种秩序

    孤寂地观察世界的荒芜”——

    摘于自选诗《书签》

    诗人“兼济天下”的宏志是诗歌“入世”的根本原因。

    入世未果,落笔有霜。诗人在大悲大喜大痛大乐的爆发临界点,寻找属于自己的风趣。那里有遁逃,也有征服;有豁达,也有绝望。

    2003。3。1于深圳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临屏感悟)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烽烟

    生活中能够出现的所有现象,包括情感,都将在语言的精心谋划下,必然摒弃原形状态,安然指向并最终回到语言。这里触及到一个问题:诗和语言是否为一腹之胎?

    讨论这个问题是复杂的。诗和语言的单独性和共融性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手和手势的状态。语言本身是有实质性的、循环的存在,而诗却是游离的、不可确定的。它们的最终交汇使诗的不确定性变为行为可能。交汇所激起的不同〃亮光,成为诗歌多元化的源泉。值得指出的是:诗人更注意〃亮光的眩目性,而诗论者偏重于亮光的来源。语言仅仅是一种代码。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构成诗的内质。有一些网络写手的大量先锋性、探索性的〃诗,很大情况下只是停留于语言的回环、转换之间。缺乏语言以外的精神实质的大指向、大深入、大彻悟。即:形而上的伪诗。大量语言堆砌的肤浅,诗的美学的涣散,造成了诗歌的紊乱与无序。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诗歌写手仍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的缘故。

    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误导诗歌写手走向诗歌创作的边缘地带。这是十分令人扼腕沉痛的。网络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充满才气的写手正慢慢地同化并盲目地纠结于这个边缘地带,他们可能会形成矮小的丛林,但他们个体究竟想做什么?

    从诗歌八十年代的亢奋到九十年代的沉默过程,我想问一问:诗友们,你们正在扛的是一面什么样的诗歌大旗?

    〃下半身和口语化〃的出现,不可否认地为诗歌系上了一条腰带。但它们的存在也的确为诗歌运气发功创造了客观上的条件。我们应该看到:当一个诗歌写手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他首先会忽略了自我的存在,而全然不顾地用一种下意识的状态运用语言;接着他会把这种语言粗加工然后细化,并分工对接;而最终的修改则是回到自觉状态的正常行为。这涉及到一种非自觉行为和自觉行为的链接问题。而诗歌的读者却是看不到这个过程的,他们只凭诗歌的存在方式作诗性辩认和判别(这是完全自觉的行为)。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是下半身还是口语化,它只是诗歌发展的一个过程。必将被更具包容性和美学意识的完整性的诗歌所代替。

    毕竟,诗歌所具有的大众意识还未完全成熟。

    2002。10。27于深圳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文/烽烟

    让我们忘记诗歌版块所谓的“两岸三地”之说,让我们绕过“商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颓废与文化沉寂,轻巧地拨动女性写手剩余的弦音。

    常常的,诗和诗人所能关注和书写的只是“诗”的历史、人类已经存在和将要存在的精神文化故址,这样更多地显示出:诗人所要面对并描述和阐释的是一个多么浩大的精神整合工程。这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人性关怀、诗性对接、相研相倾全然不顾的创作状态只能让诗歌走向个人极端。这是痛苦的,也是容易模糊的、危险的。诗所承担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而更多地应该承担起时代荣衰、文化传承、世界变革等使命的终极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创作群体中,一部分来源于古典韵律的现代诗歌女性写手,她们从古典诗情中提炼出的那种宁静而悠然自得的诗境,不仅有助于现代诗歌的审美价值的定位,而且还极大促进了现代诗歌摒弃杂念、完整传递诗性的价值取向的尽快完成;另一部分女性写手则醉心于现代氛围的营造,她们选取近代诗歌的种子入土种植,借用自然之河的水质,悄悄地培,静静地灌。她们具自然的唯美色彩,缺乏人生拷问的积极意义;还有极少的女性写手在完成“世纪交替”之后,大胆借鉴国外优秀作品的创作方式和自由暗示的旋律,开始成为现代生活的搬运工。

    当我们试图越过诗歌的所谓“民间”和“官办”的矛盾泥淖,准备推开诗歌虚掩的门时,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有多少人还在热爱着诗歌?还保持着创作热情?——而这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也许只是诗歌审美价值的紊乱和狭促的境况。诗歌不能也不应该只是“极少数人”的事,它应该具有大众意识和抗大众文化冲击的能力。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推进现代诗运并使之溶入时代?

    而女性部落的存在,让我们看到她们忘记自身而对诗歌的全然默化与关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深研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理论与诗评局限于:忘记了她们的温存和偶尔的激情;忘记了她们对乡情的拥抱和神思渺远的情怀;忘记了她们复苏的智慧和柔软的理性;甚至忘记了她们的苦心孤诣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深切关怀。而她们的局限在于:缺乏集体创研的条件,松散、零星。无论是创作阵容还是心理素质、艺术资源都在逐渐减弱,这是令人痛心的。

    只有在我读到她们勇敢剖白自己内心的荒芜的作品时,我才感到稍有安慰。

    毕竟,女性诗歌的存在将面对勇于接受新的挑战,追求新形式的实验的考验。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耐心去关注她们完成这个考验的心愿。

    2002。10。30夜于深圳

    注:仅以此文祝贺广东第二届女性诗歌创研会的圆满成功。
卷八 生命镜像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文/烽烟

    让我们忘记诗歌版块所谓的“两岸三地”之说,让我们绕过“商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颓废与文化沉寂,轻巧地拨动女性写手剩余的弦音。

    常常的,诗和诗人所能关注和书写的只是“诗”的历史、人类已经存在和将要存在的精神文化故址,这样更多地显示出:诗人所要面对并描述和阐释的是一个多么浩大的精神整合工程。这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人性关怀、诗性对接、相研相倾全然不顾的创作状态只能让诗歌走向个人极端。这是痛苦的,也是容易模糊的、危险的。诗所承担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而更多地应该承担起时代荣衰、文化传承、世界变革等使命的终极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创作群体中,一部分来源于古典韵律的现代诗歌女性写手,她们从古典诗情中提炼出的那种宁静而悠然自得的诗境,不仅有助于现代诗歌的审美价值的定位,而且还极大促进了现代诗歌摒弃杂念、完整传递诗性的价值取向的尽快完成;另一部分女性写手则醉心于现代氛围的营造,她们选取近代诗歌的种子入土种植,借用自然之河的水质,悄悄地培,静静地灌。她们具自然的唯美色彩,缺乏人生拷问的积极意义;还有极少的女性写手在完成“世纪交替”之后,大胆借鉴国外优秀作品的创作方式和自由暗示的旋律,开始成为现代生活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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