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成为往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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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他写进了小说。　
别的人，包括我们那些中学同学也不会告诉他——大家都在忙着，你能想象在美国曼哈顿料理跨国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里为生计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日理万机的副省长、忙于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一道遮掩发生　
矿难的黑心矿主，知道这个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写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吗？你能想象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会写信给黄河岸边一个叫吴克勤的人，说“有一部小说写到了你”吗？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从一所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但是，岁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轨迹，早就把“同学”这两个字销蚀得斑斑驳驳，它早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类”的任何信息了。　
所以，我坚信吴克勤没有读到我的小说，我也坚信吴克勤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样满怀豪情奔赴革命圣地洛泉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得到权力以后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不久成为处长，不久成为副厅长，不久成为厅长，不久成为某公司总裁；有的花尽所有积蓄千方百计调回北京，不久却被裁员下岗，被强制拆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其间的老城区，成为远郊住宅小区条椅上孤独地享受阳光的老人；有的在农村干活过于努力，因为腰肌劳损而佝偻；有的则由于胆大妄为而成为大款；有的由于常年过不正常生活得了恶疾，过早离开了人世；有的非法贩卖盗版光盘，由于逃避城管人员的管理被汽车撞死在马路上……　
就像“同学”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义那样，现在谁还使用“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又能覆盖哪些人群呢？经常还会有人召集搞同学聚会之类的事情，在这类聚会上，这些人究竟能够找到多少共同语言？不要说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样的大福大贵，同样的当了高官，同样的赤贫如洗，同样的无权无势——坐在一起又能够说什么呢？你能述说近乎于黑道的甚至连带几条人命的原始积累过程吗？你能述说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进行巨额贿赂的事实吗？你能向另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诉你的艰难吗？你不能。　
吴克勤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但是后面的叙述却大相径庭，你找不到任何内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广泛社会联系中，在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中，“同学”关系显得多么纤细和些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吴克勤肯定不知道鲁平的故事。　
鲁平是我和吴克勤的同班同学，也在洛北插队，距离我插队的村子三十华里。就在所有插队知青按照时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劳作着的时候，就在吴克勤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让贫穷的世界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就小不声不响却淘气得没边没沿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也很少到知识青年集体灶上吃饭——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像黄鼠狼一样半夜潜行出去偷老乡的鸡，然后在他独自住的窑洞里炖着吃，没过半年，村子里的鸡基本上就绝迹了。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这个总是阴郁地打量人、甚至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怯着几分的人做了这件事情。鲁平做过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把生产队一只三岁毛驴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后像炖鸡那样在锅里煮。驴肉很难煮，而丢了驴在农村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队上的社员就全部出动去寻找。那时候群众对于鲁平的人品已经有了怀疑，队长就尝试着到他这里来看一看。果然闻到了肉香！生产队长让几个基干民兵强行突入，那个瘦小的人正坐在锅灶前慢条斯理地撕扯着煮熟的驴肉，看见荷枪实弹的民兵不但不怕，还慢悠悠地说：“先甭急，等我把这块肉吃完了跟你们走。”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过——驴是生产资料——鲁平就以破坏生产罪被关了半年县大狱。出狱以后，鲁平还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集市上去过，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浒》里的牛二一样躲避着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有的说到他缅甸参加缅共打仗去了，有人说他被砸死在了煤矿巷道里……各种极端的消息彼此矛盾冲突，但是在证实这个人的必然结局方面，却都很合乎逻辑。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调动工作回到北京，参加中学同学在一个豪华酒店里的聚会。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鲁平！　
此时的鲁平风度翩翩，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光可鉴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商人，倒像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首长。级别很高的首长因为手里掌握巨大权力往往显得很温和，而显得很温和的人又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人。所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出现在我们这些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或者完全说不上辉煌的人中间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巴望着他的大家打招呼，所以我并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往往时间都很宝贵，鲁平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我们中间，他像所有大人物在这种场合那样只呆了五分钟，和大家碰了杯，也没喝，就在人们热烘烘的簇拥下离开了酒店。　
关于鲁平的议论马上在进食他赏赐的美酒佳肴的时候展开了。所有人都钦佩地认为鲁平是我们三百多名同年级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人士，语气和目光中那种艳羡和尊崇，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鲁平目前的公开身份是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北京很多有名的楼盘都是他的杰作，经常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这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人们往往更加喜欢谈论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同学聚会谈论的都是鲁平的财富。　
我听到一个同学——这次聚会的一应开销，都是鲁平让这个人代为料理的——说到他前不久曾经被鲁平邀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因为能够接近鲁平而显得很高贵的人尊严地说道：“地点在好像是在温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独体别墅。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他的　
客厅。客厅一百五十平方米，摆设了很多据说不是复制品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价格，足够把他所在的整个别墅区买下来。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鲁平让我看他的‘镇宅之宝’。这是镶嵌在深棕色木质地板上的这么大一块黄金，”我们那个同学站起来，伸开双臂形容黄金的体积。当张着嘴巴的同学对于黄金体积的大小获得一个概念以后，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那位因为说出了一件罕见事物而显得有些自负的同学重新坐下来，“甭说别的，你们就说这块金子吧——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够算得出值多少钱。　
于是那位同学继续描述那次至少在他个人经历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览中看到的东西。　
鲁平是我见过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备家庭条件支持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高官，按说他没有理由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在创造奇迹，不但在创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奇迹，同时也在创造着鲁平这样的没有形状的人的奇迹。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多事，总要想到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又在想：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创造这种奇迹的条件和机遇呢？我还在想：如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十个鲁平这样的人，谷庄驿公社不就变成土匪的天下了吗？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如果”，实际情况是——那里只有一个鲁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被时代驱赶着老老实实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变成土匪的天下，它还是一个按照标准模式运转着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时光延续中，遵循着人的良知，同时也护卫着社会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没有完全变成土匪的天下。　
当这些人疲惫到没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无力再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进行看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吴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1）　　　
八十年代初，实行将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变，开始实行带有私有性质的土地制度，即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化说法是“包产到户”）。这样一个简单的、不彻底的向传统土地使用制度的回归，在中国大地上激发出的创造性和活力，简直如同排山倒海。　
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当初我们养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猫，这个漂亮的大家伙天生懒惰，中看不中用，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无法让它从昏昏欲睡中清醒过来，哪怕象征性地去逮上一只老鼠，以证明对于它的豢养是正确的，它让人尽失颜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只黑猫或者白猫，这个家伙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乎它，出自于本能地跃跃欲试想去逮老鼠。我们就让它去逮，它竟然就逮住了，逮住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老鼠，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但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它也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惊叹，世界上很多穷人和富人或者羡慕或者嫉妒地指着东方说：“看！那家伙逮到了那么大的一只老鼠！”　
历史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参与其中的人物人生命运的变革。　
在世界地图、甚至在　
中国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个叫马家崾岘的小山村，一个早已经被人遗忘的人的人生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吴克勤终于因为身体原因卸掉了当了整整十年的马家崾岘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开始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为自己进行粮食生产。　
据说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本来就是一个干活不惜力的人，现在能够完全为自己劳作了，当然更加拼命，他成了村里把庄稼务育得最好的人，每一年都超额交售公粮，但是他拒绝任何荣誉。　
我们应当关注这个人的这一重要变化。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乡上和县上都有亲爱的领导人想把他树立为“致富能手”，甚至开列出了非常优厚的优惠条件——低价供应化肥，免费提供粮食优良品种，优先收购　
苹果等等——诱使他在胸前佩带巨大的红花，在敲锣打鼓的喜庆气氛中好好当一个能够被宣传的典型，一个能够被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知道和夸耀的典型。　
所有这一切，都被吴克勤拒绝了。　
最后一次是在崤阳县县委书记的豪华办公室里，吴克勤客气地对县委书记说：“我尔格老了，不想弄那号事情了……”　
一直关心和支持吴克勤的县委书记陆嘉廷已经升任洛泉地委副书记，现在和吴克勤谈话的是新近提拔上来的年轻书记贾谊。贾谊同志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习过吴克勤的先进事迹，所以对吴克勤格外关注，刚上台就把吴克勤传唤到县里。　
现在，身材短粗的贾谊同志坐在皮面转椅上，亲自笑了起来，说：“话咋能这样说哩？克勤同志，你还是党员哩嘛！咋能这样说哩？快不敢。”　
但是现在不是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年代了，于是吴克勤继续诚恳地说：“尔格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其他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好好活着。这……该是能了么？”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亲爱的贾谊书记指点着吴克勤的鼻子，笑着说。　
谈话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吴克勤竟然完全不能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让贾谊有些意外，也有些恼火。贾谊书记端起巨大的茶杯，像模像样地喝了两口，并且从茶杯口上方凝视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把茶杯顿在桌面上。　
“你知道这叫啥不？”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仍然挂着。　
“啥？”　
“这就叫死狗扶不上墙，”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看来，我把你扶不上墙哩！”　
吴克勤并不觉得愧疚，轻声争辩说：“我上墙做啥？我凭啥要上墙哩？”　
“你走吧！”亲爱的贾谊书记突然面露愠色，飞快地站了起来，“你走！”　
吴克勤就走了，走得很轻畅。　
在贾谊书记的心里，吴克勤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家伙。但是在我看来，他很正常，无论心智还是行为，都很正常。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吴克勤内心发生了顿悟，我想，他一定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发现他并不在他所在的世界之中，他成了局外人。这个世界喧嚣着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再为这个世界存在了，他只为他的家庭而存在。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比喻为一种精神渴望的回缩，一种神圣义务的残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生和秀梅成了他的一切，就像当年荣誉和责任是他的一切那样。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对人生各个阶段进行非常精彩的描述，我记得他讲述过一个虔诚的教徒的故事：这个教徒一生笃信宗教，中年之时甚至当上了教会的执事。但是，这个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心绪却突然变得坏了起来，开始讨厌那些刻板的道德说教，讨厌那些没完没了枯燥无味的宗教仪式，终于，有一天半夜，这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一钱不值的混蛋。”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挥霍了大部分财产……这个被人尊敬的人就这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说明人在一生中非常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不因为什么原因发生就连他自己都无法了解的突变。　
为了描述这个变化过程，荣格在同一篇作品中用太阳来做比喻，假设太阳是人的情感和意识，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以此来描述人从少年时代到老年时代的精神生活过程——　
清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海中升起，俯瞰广阔而灿烂的世界。随着她在天空中不断升高，眼前的世界越发辽阔，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她会发现自身的意义，会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并期望自己给世界以更多的赐福——这就是她要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