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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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去死。
闭上眼睛，性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永远都只有一线一隔，我曾在小说《欲望手枪》里安排了女主人公的父亲在女儿与军官情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爱时达到高潮时死去，那篇小说给我带来男性仰慕者和媒体的恶意中伤。
我们拥抱亲吻，手拉手走进一扇铁门，穿过一个花园，在紫色绣球花的迷香中走进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我远远地站在座位后面的墙角，看马克与他的金发朋友们用德语问好、交谈。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不时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外国女人看自己同胞带来的中国情妇的眼光总是很微妙，有点像看一个入侵者，在华的洋女人选择情人或丈夫的范围远远小于洋男人，她们一般不喜欢中国男人，可无数中国女人又跟她们争洋男人。
跟马克在一起的某些时刻，我会有深深的羞耻感，我怕被别人当成与其他钓洋龟的中国女人一样，因为那样的女人都很贱，并不择手段只为了出国。为此我总是板着脸站在角落，对马克飘过来的脉脉含情之眼神报以怒视和冷瞥。很好笑。
马克走过来，对我说，电影结束后和女导演一起喝杯咖啡吧。
人太多，我们一直都站着看，我承认那些梦游似的冰川与火车的画面我都看不太懂。
但我想这个女导演是在尝试表现一种人类共有的生存恐惧感，无助感，她选择用了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形式，而且电影画面的色彩很迷人，在白与黑的强对比中又有紫色与蓝色的奇妙和谐，逛遍上海时装店也不会找到这种纯艺术的而又吸引人的色彩拼贴。我喜欢能拍出这样电影的导演。
电影结束时我见到了导演莎米尔，一个头发剃成男子般短穿黑色短裙的雅利安种女人，她有一双散发狂热的碧色眼睛，长而笔挺的腿。马克向她介绍了我，她用那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拘谨地伸出手，我却伸臂对她行了拥抱礼，她似乎有些意外，但很高兴。
就像马克事先对我说的那样，莎米尔是个地道的累斯嫔。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幽然情挑的有别于一般女性间交流的东西。
我们坐在Park97楼的雕花护栏边，在碎金闪烁的灯光和熏暖的壁画、氤氲的音乐气味中喝酒，Park的老板之一美籍华人Tony在楼下来回穿梭地应酬着，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匆匆做了个“你们好”的手势。
莎米尔咳嗽了一声，把我的红缎刺绣手袋拿过去，细细看了一会儿，对我微微一笑，说，“很可爱。”我点点头，对她微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你的电影。”
马克首先对莎米尔说。
“我也是。”我说，“但我被画面上的色彩迷住了，那些光线彼此对抗，但又彼此诱惑，很难在别的电影或街头时装店里看到这种色彩组合。”
她笑起来，“我没有想过时装店与我的电影的关系。”
“看完之后觉得像以前做过的梦，或者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也许是以前读CoCo小说时一瞬间产生的情绪，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比如先把什么东西打碎了，然后重新拼凑起来，令人多愁善感。”
莎米尔做了个用手掩胸的姿势，“真的吗？”她说话的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童音，举手投足忽而沉静如水，然后又会突然爆发，当她同意你的意见时就会伸手抓住你的手腕，用令人信服的口气强调说，“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她经历丰富，去过北极洲拍片，爬上过一道冰冻凝固住的大瀑布，叫“哀泣之墙”，像凝滞住的眼泪变成的墙。目前她在德国最大的文化交流机构DAAD工作，负责影视图像这一领域，认识北京和上海所有的地下电影从事者和前卫新锐的电影人。每年这个机构都会举办交流活动，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艺术家赴德。有很多人喜欢她，而我对她的好感则直接地来自于刚看过的电影《飞行旅程》。
她问起我的小说，我说讲的都是发生在上海这个后殖民情调花园里的混乱而真实的故事。“有一篇译成德文的小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迭给你。”我情真意切地说。
那还是在复旦读书时一个读德文的男生爱上我以后替我翻译的，他是个优等生，没等毕业就去了柏林留学。
她对我微笑，那笑像叫不出名的花儿开在春风里。她把一张写有电子信箱，电话、传真、信址的名片递给我，“不要丢，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她说。
“哦，你爱上CoCo了。”马克开玩笑地说。“Sowhat？”莎米尔笑起来，“这是个不一样的女孩，不仅聪明，还很美，是个可怕的宝贝……我相信她什么都会说，什么都会做的。”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我一瞬间浑身凝固，有过电的感觉。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最了解女人的无一例外地总是女人。一个女人总是能精确无误地揭示出另一个女人最细微最秘密的特质。
为了这句有知遇之恩的话，临别之前我们站在Park门口的树影里亲密接吻。她的嘴唇里的潮湿和温暖像奇异的花蕊吸引住了我，肉体的喜悦突如其来，我们的舌头像名贵丝绸那样柔滑而危险地叠绕在一起。我分不清与陌生女人的这一道暧昧的界限如何越过，从谈话到亲吻，从告别的吻到情欲的吻。
一盏路灯光突然熄灭，某种沉重如重击的但又超脱的感觉降临，她的一只手抚到了我的胸，隔着胸衣轻捻那突起如花蕾的乳头，另一只手滑到了我的大腿。
路灯光又突然地重放光明，我如梦初醒，从那股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中挣脱出来，马克站在一边安静地欣赏着这一幕，仿佛对此情此景很是享受。
“你太可爱——可惜我明天就要回国了。”莎米尔轻声说，然后她与马克拥抱，“再见吧。”
坐在马克的别克车上，我还有些恍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我轻抚着头发说。
“你首先被她的电影迷住了，”马克抓起我的手吻了吻，“一个聪敏女人吻另一个聪敏女人真是让人惊心动魄，聪敏的就是性感的。”这话听上去一点都不男权，相反体恤宽容令女人感动。
为了这句话，我一路上湿漉漉地飞翔，然后到了他那大得可以四处发疯的公寓。打开唱机，放上一盘徐丽仙的评弹唱段，一边脱衣服一边向厨房走去。
他突然想起冰箱里还有我特别爱吃的蓝莓水果冻，示意我稍等片刻，然后走进厨房，听到一阵盘盏的叮当声，然后他赤身裸体端着一盘果冻和银匙走到床边。“蜜糖，吃一口吧，”他用银匙喂到我的嘴边。
我们一人一口地分享着这盘美味果冻，四目相望，突然笑起来。他一把把我推倒，像个亚得里亚海边穴居的野蛮人那样拱着脑袋用冰凉甜味的舌头吻我的腹部。“你有一个美妙无比的私处，从柏林到上海这段距离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尤物。”我张着眼睛茫然地盯着大花板，肉体的快乐麻痹了我大脑知觉，夺去了我所有的智商。“最美私处奖”听上去不错，也许远比“年度最佳小说奖”更令一个女人心动吧。
他吃一口果冻再吃一口我，像食人族的酋长。当他挺身而进的时候我很快就遏制不住地爆发了。“想不想要一个孩子？”他很不负责任地咕哝着，用力戳着。一瞬间，性的感觉如此地排山倒海，以至于我像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做了爱。
二十六冷冷的圣诞
我什么也不干，我一直在等爱德蒙松的电话。
——让…菲利·图森吴大维坐在皮转椅上不停地操着鼻涕，晚报上说一种甲三型病毒性感冒影响了本市，市民们应该注意卫生防止疾病，保证睡眠和食物营养，空气流通。我把窗子打开，坐在空气清新的窗口，尽量让自己坐得舒服些。
“我总是梦见一个房间，放着一盆太阳花，花枯萎了，然后种子飘散，长出更多的太阳花，使人恐惧，还有一只猫，它想吃花，跳起来的时候跳出了窗子，坠楼消失了，我一下站在房间门外目睹了这一切，心跳加速，还有个梦是讲一个盒于，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只小一点的盒子，再打开还有更小的盒子，直到最后盒子都消失了，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很重，然后我要寄走这本书，但忘了地址忘了寄给谁。”
吴大维和颜悦色地看着我，“你内心一直有恐惧，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现的某种变化和自己的写作陷入困境，比如怀孕比如书出版的前景自我表达的焦虑，你渴望心想事成，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卡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就来自于你自身假想的牢笼，冯马士·墨顿说，‘人世间惟一真正的愉悦，是从自我设置的监狱中逃出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
“不算太糟，但也不是完整的。”
“你在担心什么？”
“永远消除不了的虚无感，同时还有一种爱的汁液鼓鼓囊囊地盛在我的胸膛里，却无法释放，我爱的男孩不能给我一次完完全全的性，甚至不能给我安全感，他吸麻醉品，与世无争，抱着小猫去了南方，仿佛随时都会离开我，我指的可能是永别。一个己婚男人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身体的满足，但对感情对内心的虚无感起不了作用，我们用身体交流，靠身体彼此存在，但身体又恰恰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精神交流。”
“对孤独的恐惧才使一个人学会去爱。”
“我想得太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男人不会愿意与想得太多的女人交往吧，我还能记住我的梦并记录下来。”
“所以说人生并不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你己知道怎么做，用精神分析克服绝望，你不甘于平凡，你天生有魅力。”他的话很温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安抚女病人，自从找他做分析师后，我就不太在平常约他吃饭、打球，跳舞了，因为担心一举一动尽在他眼皮底下被时刻分析。
阳光照进来，一些浮尘像思想的微粒一样翩蹑起舞，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支着脑袋，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女性意识成长中觉悟了。我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我是不是有些虚伪、势利、呆头呆脑，生活中的问题连成一片，我要花一生的精力就为了能克服这股来者不善的力量。
圣诞节。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黄昏的时候天是灰色的，但不会下雪，上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该下雪的时候下雪了。我看了一整天的影碟，抽了一包半七星香烟，无聊得透不过气来。我给天天打电话，没人接。给马克打电话号码拨到一半我就放弃了，今天晚上我的确是想和一个什么男人说说话，呆在一起的呀。
我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了一圈，最后决定必须要离开这个屋子，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在手袋里装了足够多的钱，我的脸也化过妆，我想今晚一定会有该发生的事发生。
我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小姐，去哪儿？”我说，“先随便兜兜吧。”车窗外的街景充满节日气氛，尽管圣诞不属于中国文化，但同样给了年轻时髦的人群一个可以纵情狂欢的理由。不停看到有情侣双双对对出入于餐馆，百货公司，手里拎着购物袋，商店也在借机打折促销。一个又将充满泡沫欢乐的夜晚。
司机一直在跟我搭话，我懒得理他。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此时正在放一段吉他的solo，然后主持人的声音嗡嗡地响起，说的是所谓北京新声中脱颖而出的一支乐队，然后很奇怪的，我听到了我熟悉的一个名字，朴勇。
几年前我还在杂志社的时候去北京采访过他和其他的乐队，当时我们手拉手在夜晚12点的时候走过天安门广场，他站在立交桥上说要向我表演行为艺术，他拉开拉链对着天空小便，然后他托住我的头亲吻我的嘴唇。这种粗放形式的浪漫使我好奇，但我担心与他做爱时他会要求在我身上撒尿，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的怪招儿，我们一直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并且很少联系。
朴勇的声音在电波里出现，他回答了主持人一个有关音乐创作的平庸的问题，然后他开始与一些听众交流。其中一个女孩问他，“中国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摇滚”，另一个男孩问他周围的女性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他咳嗽几声，用低沉性感的声音对着孩子们胡说了一通。我叫住司机，“在这儿等我几分钟。”
我说着下车走到路边的电话亭，插迸IC卡，很幸运地，我没费力气就拨通了电台热线。
“你好，朴勇。”我高兴地说，“我是倪可。”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夸张而动人的问候声，“嗨，圣诞快乐！”他在电台节目里有所顾忌，没叫我“宝贝儿”。“今晚来北京吧，”他轻率而快乐地说，“我们在忙蜂酒吧有个Show，然后还有通宵的派对。”
“好的，在圣诞夜我会飞来听你们的音乐。”
挂上电话，我在电话亭外来回走了几步，然后果断地钻进的士，对司机说，“往机场开吧，越快越好。”
五点多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北京，我在机场买到了机票，然后坐在候机厅旁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我并不觉得特别愉快，只是觉得不再恓恓惶惶，六神无主，至少此时此刻我有行动的目标，我有事可做，那就是去北京听一场热闹的摇滚以度过没有情人和灵感的圣诞。
飞机准时起飞，准时降落。虽然我每次坐飞机都怕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因为这种又大又笨的铁家伙在稀薄的空气中总是很容易掉下来，但是，我依旧热爱坐飞机。
我径直去了朴勇的家，敲门，邻居说他不在。我徒然地在那个四合院里站了一会儿，决定单独去吃顿好好的晚餐，飞机上的点心我一口也没吃，北京的餐馆价钱比上海的稍贵，但菜的味道幸好不那么令人失望。我不时地被邻桌的北方男人打量来打量去，他们那种北方特征的眼神会使一个独身来此过圣诞的上海女性深感安慰，至少证明她依旧是个迷人女性。
忙蜂吧，一个历来以摇滚人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