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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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这么想吗？”
“老天，男人都是这么自以为是！在你们眼里女人成了什么？逆来顺受的漂亮玩具吗？看来分析家也解决不了问题，钱花在白痴身上。”
“你说什么？”
“你有真知的见吗？我可再也受不了愚弄了。”
“如果你觉得我不行，大可请便！出去的时候请顺手关门。”
“哦，我受不了了，都是猪！”她狂叫着跑出去了。
“这样的对话可真够低俗的，一出闹剧。”天天笑着说，“但很好笑。”
我试着把天天画的一件白色T恤穿上身，一只卡通大脸猫，看上去很不错，不少内裤上有月亮、嘴唇、眼睛、太阳、美女的造型画。沙发上足足堆了几十套这样的手工品。“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卖掉这些作品。”我说。
“你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试试看吧，反正很有意思，卖不掉就送朋友。”
天天怕难为情，不敢去大街上兜售。我们选择去附近的华师大校园。校园里的感觉挺好的，清新、多绿、整洁。总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幻觉，当然这只是幻觉，象牙塔也有对外的窗口，不少学生佩有BP机和手机，在外面打工，特别是不少女大学生从事某种暖昧的职业，她们出售青春和智慧换取物质的快乐。当我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社会形势还没发展得这么快，顶多在相辉堂看一回女大学生模特队在台上搔首弄姿地走一走，而且那时候复旦和大多数高校一样还没有真正设立自己的电子网络。
我们挑了操场边的一条小杂货店林立的路边做生意。正逢吃晚饭时间，学生拿着饭盒去食堂，路过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也有人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我们的货物，问价钱。一切都由我来应答，天天始终保持着沉默。
“T恤60，内裤40。”
“太贵啦！”他们说，毫不客气地砍价。我不让步，因为过低的价钱是对天天艺术劳动的不尊重。天色暗了，学生骑着车去教室上夜自习，操场上已没有人打球了。
“我肚子很饿，”天天低声说，“要不算了，回家吧。”
“再等等，”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他，自己点了一颗烟，“等10分钟看看。”
这时，一个长得像乔治·迈克尔的黑皮肤美男子搂着一个戴眼镜的白人姑娘走过来，“Hello，艺术内衣，非常便宜。”我用英语向他招呼，在羞涩的天天身边我必须得大胆而自信，尽管小时候妈妈让我去面包店买块面包，都会让我紧张，攥钱的小手里全是汗。
“是你们自己画的吗？”白人女孩看着我们的商品微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她声音圆润动人，眼睛里有种聪明的东西，“是我男朋友画的。”我指指天天。
“他画得很好，有点像莫里迪格阿尼，或者马蒂斯。”女孩说。
天天高兴地看着她，“谢谢你。”他说，然后对我耳语，“便宜点卖给她吧。这女老外挺好的。”我假装没听见，甜蜜地对着这一对黑白留学生情侣笑。
“莫亚，你觉得呢？——我想全买下来。”女孩说着开始拿钱包，叫莫亚的男人黑黑的脸上有种威风凛凛的酋长风范，可能来自于非洲某地区。他体贴地搂着女孩，“我来吧。”他也拿出一叠百元人民币，白人女孩坚持自己付费，临走前她微笑着说，“谢谢，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们。”
近一千元钱到了手，天天跳起来，抱住我亲了一口，惊奇而兴奋地说，“我居然也能赚钱，以前我不知道。”
“对啊，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只要愿意，你能做成功很多事情的。”我鼓励他。
我们在附近的餐馆吃饭，胃口奇好，甚至还在音响效果低劣的卡拉OK包厢里唱英文情歌。“亲爱的，如果你迷失了方向，有我在你身边，亲爱的，如果你害怕了受伤了，有我在你身边……”一首老老的苏格兰歌谣。
八 离婚的表姐
八离婚的表姐
我周围住着19个男人，
其中18个都是笨蛋，
剩下的那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贝西·斯密斯
我的父母都打过电话来，他们终于向我投降了，中国的父母很容易在一份儿女情面前就范。
电话里他们的语气竭力显得温和而不失原则，他们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麻烦，当听说没人做家务时，妈妈甚至愿意过来帮忙。我劝他们，“多关心你们自己，多出去玩玩吧，等爸爸学校放了假，就可以去外地看看风景散散心。”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可能就在中年以后，能看清脚下的路了。也能参透很多道理，我希望他们可以变得没心没肺别那样牵挂我。这样就能有很多自己的快乐。
在电话里妈妈还告诉我一个消息，表姐朱砂刚刚离了婚，从原先的住所搬出来，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刚好我那张床也空着。再加上她在公司里做得也不是很开心，所以最近她的心情不太好，如果我有空，陪陪她，和她聊聊吧。
我微微有些吃惊。朱砂离婚了？
朱砂是个举止端庄的淑女，比我大4岁，从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毕业后，与同班的男同学结了婚，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商行里做事，她一直不喜欢别人以“白领丽人”这个词称呼她，她某些地方的不媚俗颇对我的胃口，虽然我们性情各异，志向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彼此的好感。
记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一直鼓励我向朱砂学习，她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已崭露头角，手臂上别三条杠，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唱歌、跳舞、朗诵样样都行，她的一张作天真微笑状的照片还被南京路上的上海照相馆天天地贴在玻璃橱窗上，引得不少熟人朋友同学去看。那时我很嫉妒我的这位表姐，有一次过六一节的时候我偷偷把钢笔里的蓝墨水滴在她的白色乔其纱裙子上，结果她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五朵小花”的时候出尽洋相，一下台她就气哭了。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干的，看到她难过的样子一开始我想笑，可后来我也有些难过起来。其实她平时对我蛮好的，教我做算术，分棒棒糖给我吃，过马路时总拉着我的手。
渐渐地，我们都长大了，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还记得她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复旦读书。那一天本来阳光灿烂，当新人在丁香花园的草地上拍录像留念的时候，天上突降大雨，朱砂披着被淋湿的婚纱的样子特别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脸上那氤氲的微笑，湿的黑的鬈发，白色的被雨粘上一丝颓败气息的纱裙，一切仿佛有种奇怪的脆弱的难以言传的美。
她的丈夫李明伟是她的同班同学，也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他高大白皙，戴一副银边眼镜，在德国领事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已在一家德国商会做一份金融快报的编辑。他不善言辞，但彬彬有礼，嘴角总挂着安静而冷淡的笑纹。我曾经以为有那样的表情的男人虽然不适合做情人，但很适合做丈夫。
想不到她这么突然地离了婚，又为这个城市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增加了一个小数点。
我跟表姐朱砂通了个电话，她的声音果然带着十分明显的阴郁，手机的效果也不十分好，听上去像在沙沙地下冷雨。我问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说在出租车上，等一下就要到温莎堡了。那是一个很受白领女性钟爱的女子健身中心。
“你来吗？”她问我，“可以一起做体操。”
我想了一想，“不，我不做体操，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话。”
穿过一个走道，在一个房间里有一群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紧身服，在一个俄罗斯教练的指挥下扮“小天鹅”跳业余芭蕾。在另一个房间，在一堆器械中我看到我的表姐在汗涔涔地跑步。
她的身段一直都很好，现在则略微偏瘦。嗨，她扬扬手。
“每天都来这里吗？”我问。
“对，特别是最近。”她边跑边说。
“小心健美过度，浑身硬邦邦的，这比离婚还可怕。”我开玩笑。
她不说话，很快地跑步，脸上都是汗。
“停下来歇歇吧，别晃来晃去了，我看了都头晕。”我说。
她递给我一瓶水，自己也开了一瓶。我们坐在一边的台阶上，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你越来越漂亮，小时候不好看的女孩大了都好看。”她试图说俏皮话。
“有爱情的女孩就好看。”我说，“你跟李明伟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他后来居然虐待你。”
她沉默，仿佛不再想提过去的事。然后她慢慢地也很简单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似乎是和谐而完美的。他们夫妇参加其他类似的白领couple的社交圈，经常有沙龙或派对举办，旅游、度假、聊天、聚餐、看戏，互通有无。她和丈夫都喜欢网球，游泳这样的健身活动，还喜欢同样的歌剧喜欢同样的书。这样的生活无风无浪，有闲但不无聊，有钱但没有多到吓死人，雅皮的生活虽然不够刺激但却是人生安稳优雅的反映。
光滑宜人的生活外表下，却还是有着暗疾。她和丈夫几乎没有什么性生活，起因是新婚夜在初次经验中她痛得尖叫。她和丈夫在婚前都还是纯洁的处子身，他们分别是对方生命中的第一个恋爱对象，也是最后一个，他们的婚姻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带上一点乏味色彩。
他们不太重视性，渐渐地分房而卧。每天清晨丈夫总是端着做好的早餐来敲她的房门，他吻她，称她是他的“公主”，每次她咳嗽他就给她准备糖浆水，她每个月的痛经一到他也会紧张地出汗，他陪她看老中医，陪她在百货店里逛来逛去，她穿黑色Chanel长裙，他就穿Gucci西装，她说话他就倾听。总而言之，是一对现代白领圈中的典范夫妻，只是对性撇开不谈。
当时有部电影《泰坦尼克号》正风靡一时，他们手拉手去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朱砂，也许是电影女主人公最后的选择打动了她，宁可不要一个安稳体贴无聊的未婚夫，选择一个激情澎湃的男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哭着用掉了一包纸巾，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爱过。而一个近30岁的女人没有爱过是令人悲哀的。
而当天晚上丈夫想留在她的房里，他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她摇头，心里很乱，很多想法需要慢慢地整理。没有爱的婚姻再加一个孩子太糟了。丈夫很生气，她也很生气，说不要孩子就是不要。
无名的裂痕出现了。丈夫开始怀疑她有外遇。有一个晚上问她腿上的丝袜为什么左右调过来了。原来早上他就留意带有一点红色指甲油的袜子穿在左边，而现在它在她的右腿。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很晚打电话来，她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另一房间里的话筒也拿起来了，“咯”的一声。
送上门的温情脉脉的早餐早就没有了，近似无赖的是当她忘带钥匙的时候他任她敲一小时的门都不会来开。
“想来真是可怕，就仿佛世界完全变了样，原来你自以为很了解的一个男人居然用这种方式对待你，毕竟生活了5年了啊，从天上到地下，转眼成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可怕，他了解你，会用你最受不了的方式折磨你……这就是男人。”朱砂淡淡地说，眼睛红红的，回忆使她心有余悸。
“可怕。”我点点头，一个温文尔雅。体贴异常的好男人转眼变成折磨女人的邪派高手的确可怕。
“为什么男人总认为一个女人要离开他，就必定是因为有了外遇呢？女人就不能只是因为自己的真实感觉而做选择吗？以为女人一刻也离不开他们？”朱砂认真地问我。
“因为他们只是一群自我陶醉的智商不高的家伙！”我肯定地说，仿佛自己是这个城市女权协会的会长。
九 谁在敲门
九谁在敲门
别来打扰我，别敲门，也别写信。
——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门，唱机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
音量很响，但我还是听见了敲门声。天天看看我，“是谁啊？”“不会是马当娜吧。”我说，我们俩没有很多朋友，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但也是可爱的优点。
我走到门边，从猫耳眼里一瞧，果然是个陌生人。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儿，问他找谁。“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向您介绍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吸尘器。”他的脸上浮上热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结下的领带，仿佛只要我说“愿意”他就会即刻发表一通不会令我失望的演讲。
“这个……”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鲁地打发一个不算难看也不算危险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脸皮的，他能把一身廉价的西服穿得这般整洁干净，就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鲁地打击这种自尊。而且我也没事可做。
天大吃惊地看着我把陌生男人领进来，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张名片给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大包，取出一个锃亮的吸尘器，“他要干什么？”天天低声问我。
“让他试试吧，我不好意思回绝。”我低声回答。
“如果试了又不买，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经在试了。”我言不由衷地说。
这还是我住到这公寓后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形，这城市的上门直销浪潮在90年代初作为商品经济新气象盛行一时后，到现在己渐渐平息了。今天这事纯属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弯腰，手持吸尘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扫，吸尘器发出不轻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机器吸附性特别强，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螨虫。”男人大声说。
我吓了一跳，“螨虫？”
他干完后把一堆脏物倒在一张报纸上，我不敢细看，怕发现有虫子在蠕动。“多少钱？”我问。
“3500元。”他说。
这远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我承认我对商品价格常识的无知。“但物有所值，等你们添了小孩，这机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它有助于保持家庭卫生。”我沉下了脸，他居然提到“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