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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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夏日草记。”
整整齐齐的小楷一丝不苟，看着这封没有任何有关旧事重提的信，我眼前出现了父亲在昏暗的扬水站小屋里，油灯下头戴花镜，捏着毛笔认真地给我写信的情形。看到这里，我的泪水扑簌扑簌地落下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那年秋天吧，父亲又一次让人送了一封信过来，他大致说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依他的性格，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十分地难能可贵。于是我的内心有些动摇。我决定给他回信一封，在信中问起当年的事，并要求他亲口告诉我那都是真的。
很快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回信简短，他是这么写的：
“国平吾儿见字如面：
家中诸事，你已全然获晓。然为父当初并无瞒你之意，实想待你长大成人，再一一相告。怎料事变世迁，东流不再，现一一如实相告。
吾儿信中所言之事，皆是事实。想为父当年一时糊涂，酿此大祸。为父予此事不求申辩，只求能以罪代过，人生之路长也，愿你不必因此过于计较。当年之事为父实非得以。
望你三思。
另，你母日日病重，盼你速速归家探望。你应时时想到乳母养你成人甚是不易。切记不管身到何时，你永是我滕氏子孙。
　　　　　　　　　　　　　父，夤夜所书”
后来，陆续又有几次通信，他每次都着重说了一些诸如“自己来日无多”……之类的话。这让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因他毕竟是对我有恩之人。于是，我写下一首《秋夜绝句》回寄给他：
西风凋树夜阑干，
东园谢烛眼望天。
飒飒秋风为谁起，
翩翩黄叶落窗前。
云开可解星射斗，
雾浓焉知月非圆。
早知今日非昨日，
便向经年似来年。
想了想，我又把尾联第一句小改一下，将它变作：“只待今日去昨日，便向经年似来年。”
后来听母亲说，子骏告诉她，当收到我的回信，父亲激动了大半天。他一个人拿着那封信像个孩子似的不停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后来，他把那封信贴到了墙上，一天到晚地看个不停。
就在给父亲的信刚刚寄去，又发生了一件与当年那两封信有关的事。
有一天傍晚，管教干部带着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到东园。管教干部告诉我他们来自青城市革委会，需要调查材料。年老的拿出一封关慎行写给我的亲笔信。
看到来信，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做了青城市革委会的二把手。他在信中说：“……我的朋友，该到了为你报仇的时候了。请你交出你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两封信，如此事属实……马上与滕家脱离关系，你将脱离目前境况……”
我冷眼看了看来人，说：“你们回去告诉关主任，问问他是不是记错了。”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的啪地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我骂道：“滕国平，你嚣张什么！对你这种死不悔改的东西看来根本就不能使用仁慈！”
说着，他怒不可遏地挥起了拳头。这时，年长的戴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了他，说：“算了，你忘了关主任是怎么交待的吗？对滕国平我们要讲政策。”
年轻人不再说话。看来我的朋友对他的手下是交待了一番的。红袖章问我：“滕国平，那你说，滕文正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不是他的受害者？”
我看了看他，把头转向别处：“无可奉告。”
“我让你再嚣张！”不等红袖章反应过来，做笔录的年轻人抬手给了我重重一拳。那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右腮边。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支持不住便一头趴在桌子上。直到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一次整整衣服，坐正。
我呆呆地盯着这个跟我儿子差不多少的的孩子，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畜生！”
这个年轻人再次挥起拳头，他又要动手了。
我从嘴里吐出一滩血水，一只手撑着桌子，两眼死死地盯着他。也许是我眼里喷出的仇恨之火灼痛了他吧，他的拳头竟停在空中不动了。
看着这个无知的孩子，我心底生出无限的悲哀。会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他们还没来得及知道什么是生活就开始从事这罪恶的行径：把对别人的伤害当作特权，并以此为荣？他随意地抬手打人，随心所欲地为侵犯别人而无动于衷，他们丝毫不把对别人的伤害当作一回事，更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力量还在不断滋长着。
“你再好好想想吧，”红袖章对我说，“明天我们再找你。”
二人走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知道，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已经让他够受的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想整他苦于找不到证据。如果交出这两封信，仅凭它们就已足够将父亲打入无底深狱。可是，我又想，这应该是我用来对付自己父亲的手段么？可是，我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一天能尽快到来么？
想了想，我马上就否定了把那两封信交出去的想法。我们之间虽然有着不可化解的的仇恨，但我不喜欢像我的朋友关慎行这种做事的方式。也不知为什么，从这一刻开始，我突然觉得这个姓关的人永远似乎都不会再是我的朋友了。我想，是他的做法伤害了我。一个人要想去战胜另外一个人，要想报仇，一定要用一种自己喜欢的而且必须是光明正大的方式，而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对别人落井下石；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非常爱我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不敢想象：如果把这两封信交出去，它会对母亲的心灵造成多大伤害。虽然我非她亲生，但她倾心于我的爱胜过了任何一个人。我不忍心让她承受失去丈夫的痛苦，更不想让她因我生出养虎为患的悲哀。
这让我想起弗郎西斯&；#8226；培根的那句著名的话：“有仇不报是一个人应当骄傲之事。”当这种念头上来，我决定一定要做一个英雄。虽然报仇心切，但我报仇的方式绝不会是这个样子。实在害怕有一天会坚持不住，于是，就偷偷回到城市把那两封信烧了。
我又想起想起了这件事。又是那两封信。这时我才明白它们对我的意义，也许这就是它们的意义吧。
关于那两封信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道破。它们对父亲来说几乎成为一个劫数，但他却在不知不觉间躲过去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些与你相关或无关的，你享受着它的后果，却未必一定知道真相。就像我知道父亲曾杀死我一家十七口人，我为此痛苦半生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是，转念想一想，它究竟为什么这样很重要么？
当年，就是想到这里，我才突然生出了回心转意，并与父亲同修于好的想法。
应该说，尽管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但他也必须找到一个相信自己并说服自己的理由。父亲尽管在当年心灰意冷，看淡一切，但据他所说，是我那封信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就是在那一年，母亲死了，我在下放与工作间走走停停，身无定所。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正是他最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刚刚被革命委员会宣布“双开”。对一个像他这样的，曾为革命胜利付出过很大代价的老革命者，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是一种可想而知的打击。不过，托人送到他手上的我那封信让他看到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希望。这是他在回忆中亲口对我们说的。
“如果没有行健那封信，也许我就活不下去了。再想想，想想远在天边的秀林，想想子骏，还有知非，宛晴，你们都还没有长大。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的。如果这样死了，我以前所受的苦，所有这一切都浪费了。”
当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随着政治风波的起起落落，父亲的价值被一次次推翻，又一次次重立，但他都保持了绝对的冷静。他最后一次被打倒是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被莫须有地批评为“有一些老干部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想做”。而此时看惯人生风云的他早已宠辱不惊，并把类似东西看得无关紧要了。所以，直到如今他也没有再恢复党籍的打算。
晚年的父亲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文革那几年，他一个人静静地住在大运河畔日本人留下来的扬水站小屋里，通过对《道德经》的研究，真正懂得了人这一生究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心境。他知道了，举凡世间诸事均不必执著不必强求的道理，从而由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渐渐成为一名信奉道家“无为”的信徒；再后来，经历过文革的大灾大难之后，又在无意间读起和尚当年留给秀林的几本佛经，他慢慢地发现，人生只不过只是一个苦难的轮回，要想自己能活得心安理得应该多行善事才对。这时，已经由儒家转向道家的父亲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处处人为善的佛教信徒。
父亲由道家进入释门，便开始真正追求起人生圆满，他把此认为人生圆融无形的真正境界。时间对一个人的改变与塑造就是这样，它总会让你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处。父亲就是这样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皈处。这条路尽管经历坎坷，也可能尽历磨难。但当你努力了，并去真正地用心去做了，你得到的将是心灵的安慰；虽然有时你觉得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为生命付出，你最终只能是水中望月，得到生命那如隔岸观花的不真实感觉。你会因此感到人生间的距离，后悔自己的碌碌无为，并眼睁睁地看着本来掇手可得的幸福却遥不可及。
当搬出扬水站那间逼仄的小屋，父亲早已是“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人了。
文革之后，出于对他人格的钦佩，在父亲八十岁那年，我的朋友，已经成为大书画家的张国之回镇省亲，专程前来看望于他。看到父亲房里的纸笔，张大师提出让父亲任选一题，或诗或画，作为他八十大寿的纪念。
想了一会儿，父亲让张国之写就一副“闭目养神”的立轴，大师亲自装裱，挂于书房南墙之上。这副字跟挂在北墙上那副出于父亲自己手笔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西墙上杨易之的“大江大水天自高”倒也相映成趣。父亲书房正中那副中堂也早已换掉。现在，悬挂在正墙上的，是他自己写的法眼宗祖师南唐文益禅师的一首诗：“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
张大师端起酒杯为父亲祝寿。
两家人坐到一起，酒难免多了。终于提到以前曾经的个人恩怨。我的朋友舌头发直，他对父亲说：“滕叔叔，我今天喝多了，不为别的，就会滕叔叔多福高寿。我不想说那些过去的事儿。我不说，对，这叫抛却前人恩怨。我不想说，我不想说。算啦，不说这些啦，按年龄，我叫您一声叔叔，您不会介意吧？”
父亲看着他，无声地笑着。我的朋友扬起手，又对我说：“过去的事情，那是他们的错误，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那些过去的事错误地纠缠不休了。不管张家也好滕家也好，你也好我也好，下边的他们——”
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下首的年轻人，说：“都是好朋友，好朋友！”
这时，坐在他身边专程从部队赶来的子骏说：“舅舅，你喝多了。”子骏的母亲张芳允是张国之伯父张名臣的女儿。
张国之看了一眼子骏，没有理会，接着说：“滕叔叔，抛开过去的事不说，可是，有一件事你必须得做主。就是他——”说着，一指子骏，“这么多年来，他们母子……”
这时，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的女眷中有人站起来拉住张国之：“你不要说了……”
那是子骏的母亲，秀林的原配妻子张芳允。
“你不要拦我！”张国之啪地一下拨开张芳允的手，“滕叔叔，您说说，我姐这些年她一个女人家怎么过来的？你说说！她一个女人家靠的什么！她怎么过来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想起了伤心事，哭得泪眼通红。
一家人顿时陷入了沉默。
父亲呆坐在那儿，也已是老泪纵横。这时有人要把已经喝多的张国之拉走。父亲突然大喝一声：“别走！”
他站起来，对着供在房中间的祖宗牌位看了看，然后对张国之说：“国之呀，你说得很好。这件事罪在滕叔叔。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兰允一个正当的名份。这些年，她受委屈啦。”说着，父亲剧烈地咳嗽起来。张芳允哭着上来，赶忙把父亲扶进里屋。
第二天，大家像是都把昨天发生的不快给忘记了。张大师要告别了。临别前他没有前来向父亲辞行，他是怕再伤害到老人。我那醒酒后的朋友专程找到我表达自己的歉意。我笑了笑：“这没什么。倒是你让父亲说出了多年未说出的话。”
张大师走后，父亲单独将我叫进他的书房。他从一个木头盒子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家谱，说是要遣谱续宗。他犹豫了一下，才说出自己那个想了很久的想法：
“你们呢，唉，也都已经是年近六十的人了，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立为养子吧。毕竟都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族谱上，你们还是各自归到自己家里去，这样更合适一点。把你们也填在我这儿，也不枉我养了你们一场。”
“好吧，”我点点头，“不过，”我说，“我还没有跟秀林商量。对了，我觉得立为嗣子不是更合适一点？”
“立嗣？这不同吧？这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同嘛，不是简单的收养关系。这样显得更名正言顺。“这件事再让我好好想想。”他说。
又过了几天，他拿了修好的族谱让我看。看到“国平”和“家平”那一栏，最下面已经写着工工整整的“出嗣文正”四个小字。再翻到父亲那一栏，写有“奉纪　　子一汉平，字知非”；“嗣子二，国平（长）字行健；家平（次）字秀林”；“女一东平（幼），字宛晴。”“妻韦氏”。
我对他笑了笑，“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了。”说着，我提出抄写一份族谱的请求。父亲答应下。于是，在他书房拿起久违的毛笔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父亲常会戴着老花镜背着手在我背后看看。那种情形又让人感到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
看到我提笔写字，八十岁的父亲又想起了当年。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身在美国的秀林。前几年，我们得到了他的消息。这个离家多年的人说他要回来看看了。知道自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