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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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担忧是反日情绪。之前4月9日在北京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反日*，早上八点从中关村海龙大厦出发的*队伍经过北大西门、清华西门，最后到达位于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最终扩大到一万人的*队伍向大使馆投扔石头、鸡蛋、塑料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厅、日本企业所在的建筑大厦等。一周前，4月2日，四川成都的华堂被民众袭击，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地区，反日*从深圳开始蔓延。一周后，在沈阳、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日*。上海那天*的规模最大，*消息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大范围地流传……
在北京*的那一天，我还做了回“特务”，就是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日本留学生参加*，同时，自己“潜伏”在*队伍里面，了解*队伍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何况我是留学生会长，与日本大使馆是有联系渠道的。这样做，我认为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毕竟，两国都不希望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
不必讳言，2005年3月到4月那段时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国内充满着反日、厌日、嫌日情绪，举办跟日本有关的活动，几乎100％可能受到中国愤青们干扰。国际文化节是对校外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自然谁都可能来凑热闹、搞热闹的。校方最后下决心决定延期，自然，这个决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张。虽然这一决定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难过，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尤其是作为我的伙伴一起参与策划、筹备工作的经济学院的师姐（她毕业后去《朝日新闻》当了记者）今村优莉很伤感，流了很多眼泪。开完会后她坚决不接受校方决定，我就冲过去劝她冷静下来：“你先别这样，校方有校方的考虑和担忧，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留学生。这不是取消，而是延期，理解一下好么？”她很愤怒地对我说：“你这样说是背叛我们，别屈服校方了，日本原因导致文化节延期，你怎么对得起其他国家的学生呢？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哎……女孩子就是这样，总是情绪化，虽然我也理解，毕竟，那年是她的毕业年，延期对她来说就等于是取消，她对文化节有着很深很厚的感情。那天以后，我们几个月也没有说话。后来和好了，她毕业典礼那天，我向她表示了祝贺，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她的记者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2）
2005年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了。9　月26日，我接到了国际合作部直属，促进国际交流的最大学生社团SICA（Student　International　munication　Association）学生的电话。她说：“10月22日主办第二届文化节，9月29日校方开第一次协调会。”这条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马上要放假，不是国庆节吗？大部分的学生都要离开学校去旅游，只能节后才开始准备，不到两周的工作时间，物质上不可能准备好，我要求改变文化节的日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一定会这么想的。”
9月29日，通过第一次协调会了解到日程安排之后，我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开展今后的筹备工作，并马上向我们的支持机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通报了这条消息。放假期间，虽然没有顺利地和校方、志愿者、日本留学生保持联系，但为了开学之后能够顺利、迅速地着手，我和一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助手放弃休假，留在学校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为放假后大约两周左右的集体筹备进行充分讨论，预作准备。
10月13日，在第二次协调会上递交展台计划之后，我们日本留学生（这次专门为本届文化节建立了执行委员会）也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充分地讨论了展台内容，决定当天在展台里面表现“日本的节日（Japanese　Festival）”。在日本，每个地区都有独一无二的风俗习惯，定期主办“祭”（“节日”的意思）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我们很兴奋，因为，　“祭”是每一个日本人从小都很期待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主办“祭”，就能和中外的朋友们共享日本的文化。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的工作很顺利。虽然日本留学生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对大局没有丝毫的影响。此外，我和国际合作部的老师、学生代表以及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沟通也很充分。他们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对文化节的期待越来越高涨，对我们的表现越来越有信心。
10月22日文化节当天，我们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搬运东西、布置展台。太阳还没升起来，天气特别冷，手都冻得没感觉了。不过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校方组委会也很认真地准备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7点半，差不多布置好了，女生和男生已经把和服穿好了，我没有穿，因为很害羞。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把日本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的“祭”表现出来，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准备好了。日本人相信一个哲理——“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当时我对日本展台充满着信心，除了“一件事”之外。
天气越来越暖和。举行开幕式的同时，我们日本展台的第一个节目“茶道表演”也开始了。这是从第一届继承下来的节目。
穿着和服的男生和女生一对一地表演。这些茶道工具、传统游戏工具、装饰品、几千本资料都是日本大使馆和国际交流基金免费借给我们的。展台里面充满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气息。很荣幸地说，表演大受欢迎，日本展台前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中外朋友们的热烈关注。
快到11点的时候，节目进入了“抹茶品尝会”，也就是一边表演茶道，一边请中外朋友们品尝抹茶，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茶点。展台里外都挤满了人，因为太挤了，致使活动没法进行下去！怎么办？我们趁机推广起了日本的“排队文化”，现场逐渐恢复了秩序。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3）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托球、套圈儿等日本传统游戏，当然有精美的日本奖品作为奖励。这些游戏都是我们日本人从小就玩的，是“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朋友们看到了日本式的灯笼，就兴奋地跑过来，对这种独特的灯笼和其他的日本风味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展台里面人们高高兴兴地游戏，加强了彼此的理解。客人们游戏过后，领着有关日本的丰富资料，带着灿烂的笑容满意地离开我们的展台。每当看到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感到放心。我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文化节当天也尽量理性地管理我们的展台。不过，看到中外朋友们对日本展台的喜爱和认可之后，我还是表现出感激之情。
我一定要谈一谈“一件事”，这件事也是我们这次准备活动过程中一直担心着的。大家都知道，虽然上半年的反日舆论已经有所缓和，中日关系也有所回暖，两国交流的实态是积极的，但气氛仍然不太好。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交往历史，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新月异。不管是经济上的合作、留学生的往来、现代文化的传播还是学术交流，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气氛往往受到阻碍，并且往往很不容易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高度。
那次文化节突破了“实态好，气氛不好”的恶性循环的魔咒。说实在话，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一直担心日本留学生和中国观众在现场发生摩擦，甚至“肉体冲突”，但最终这些都没有发生。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和睦的交流态势。我的焦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没有人对我们展台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言行，反而有许多中国朋友特意过来向我们主张中日友好。一位北大学生的家长对我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办得特别棒。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我们握了手，大概握了30秒吧。那位家长离开之后，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我变得感性化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嘛。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有感情的。我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再一次加深了自己对中日两国交流最根本的基础的认识和理解。
我在勺园或校园里其他场所遇到过像那场足球比赛那种没有尊严、没有面子的场面，也经历过国际文化节那样令人紧张的场面。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不得不反思日本人如何在东亚地区生存下去这个严肃话题。然而，勺园这一学习外语、培养国际视野的天堂对我的留学生活、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
2008年4月，我一直以来有交往与合作的凤凰卫视“文道非常道”节目要做一个　“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新一代亲中”的专题。梁文道那边缺乏后者，即新一代中国通的画面，我常去做客的资讯台“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助理台长、专题部总监黄海波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几位从北大勺园走进社会的未来中国通，时间很紧，第二天就要画面。
拜托，真是太急了……我迅速开始思考哪些话题可以讨论，哪些留学生可以采访，我开始跟勺园的同胞们密切接触。既然我在国际关系学院，这里是中外结合的学堂，就干脆从我同学里找人。第二天早上，导演加藤嘉一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在大石头上坐着聊天，摄影师由我的一个师弟担任。以下是梁文道那边使用画面的文字实录，我顺便再配上一些简单的介绍文字，用括号标明：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4）
梁文道：我们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的，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印度男生，博士生，应该是在华的印度人里面中文最好的，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也是我在勺园最好的朋友之一）：对留学生，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选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可以看《*文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走出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奥地利男生，硕士生，帅哥，比我大一岁，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学中文的时间不长，但很流利，基础打得很好，除了中文，英文和俄文也很流利，法文、德文则是母语）：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偏见，后来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贝宁男生，博士生，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我在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好的朋友，我总有一天要超越的人生导师）：非常非常重要，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越南女生，我的同学，很可爱，中文很好，学习认真，人很和气，她爸爸是当时的越南驻华大使，现在应该职位更高了吧）：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在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关系，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二者）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同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可以思考）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北大学子是“精英”吗？0北大学子是“精英”吗？
对于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感受很多，思考很深。不过，我犹豫了半天儿：要不要写母校？
我写了北大，至少会间接地得罪北大，这样以后的许多事情也许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应该不例外。得罪是最不应该犯的“错误”，但我对北大似乎总想说点什么，既然要说，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游戏规则或潜规则。不过，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这里我就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更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5）
进入正题之前，先弄个开场白。北大的好处、长处、优点等已经不用展开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它在中国的地位深入人心，这是中国父母亲和众多学子的梦想所在。在国际上，北大的地位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北大，师生们能够接触到世界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各国首脑、政要、著名学者、文化名流，是这所大学的常客，这里是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