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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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北大给予我的太多，它是我的中国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在华生活和北大密不可分，没有北大，绝对没有今天的我。
我接触到的北大老师都很热情、高尚，随时会向我伸出援手，提出建议，提供帮助。
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在北京，与我关系最深的是北大，在中国，影响我最深的是北大，在世界，给我成长最多营养的，也是北大。北大无疑是至今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场所。对于她，我永远抱着感恩之心，并激励自己一辈子做好北大人，以无愧其伟大的历史。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北大学子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我想说说我对“精英”一词的理解。
“精英”（elite）一词无疑很好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都需要精英的支撑。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很重要。不过，对究竟什么是精英，我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来到北京七年，接触了中国与日本的很多精英——政治家、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商人、智囊、律师、银行家、投资者、运动员、艺术家、作家、北大学子、东大（东京大学）学子，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体验并思考着精英的内涵和意义。
我认为，“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潜能。这一点不言而喻，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肯定不行。我说的潜能包括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判断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与所谓的学历是没有直接对应或因果关系的。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掌握知识与获取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当然，如果要罗列，还有很多。一个人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很难称为精英。
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同时还要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地球作为一个村庄，把自己看作地球村里的一员，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是休戚与共的。唯有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一切才有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这一标准，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对幼儿园的小孩儿提出公共意识的要求是苛刻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这个成年人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是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乃至初中毕业的，要求他们具备公共意识，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谁可以自外于这个标准。我始终认为，只要初中毕业（中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你就完全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共意识。更何况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们呢？比如，韩寒很不错的，在我眼中的80后里，韩哥是最具备精英姿势的人，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主观上愿不愿意去承认和担当，韩寒已经扮演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在与新浪签约的独家博客中时时刻刻向全社会发出的声音，对权威的挑战和批判，客观上体现着精英的精神。韩寒也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样带着开放的思想、清晰的头脑以及帅气的外表，广为公众瞩目。而这三种条件，必将使他成为更有突破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精英。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6）
在日本，像韩寒那样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出现，因为，日本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分析的那样，是排斥突出，攻击另类的社会。我不说自己是个精英，肯定的是我在中国更有可能做到精英这一高度，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日本恐怕至少在现阶段无法让我成为精英。
按照我的标准，我感到在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缺乏真正的精英。有本领的人在两个社会里还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少。有本领的人可以称为“人才”，“人才”和“精英”，在我看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服务、贡献。而精英则可以超越自己归属的小空间，为更高的目标服务。
中日都得好好培养精英，尤其是年轻的精英。从哪些人中间培养呢？最好的培养对象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处于可塑的年龄段，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他们的作为，将对社会产生影响。
在北京大学，我周围的很多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超出我的想象。但他们能称为精英吗？不能！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
我希望自己能够朝向成为精英的方向努力，而不仅仅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的人的潜能不成问题。今天，北大清华也许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你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所以，能考入北大的，绝对是人中精华。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根据我的观察，北大最聪明而优秀的学生是本科生，高考进来的本科生才是真正的北大才子。从其他大学考进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论天资远远不如从北大保送上去的研究生。至于那些在职的研究生或进修生，水平就更没可比性了。但可能因为北大太牛了，那些在职研究生或官员博士生都很愿意张扬自己的北大人身份：“噢，我也是北大的，咱们是校友啊！”我想，北大的师生内心深处也许从来不把这些“北大人”视为校友。因为来路不一样嘛！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7）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灵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不一而足。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可惜，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北大学生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在北大学生中很有市场。但北大学生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据我的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需要说明一下，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北大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8）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的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说，他们上学的 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我知道，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至今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很有城府，没有思想，没有理念，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方面，这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吧，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似乎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 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能全怪学生吗？不能！今天的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他们“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可是难呐！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