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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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毕业在即，我要到学校教务处办理申请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的事项。那是件看似简单却很费劲儿的事情，什么时间去申请合适，交多少钱，申请后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些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通知和布告可以参考。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结果一无所获，去了教务处才获得相关信息。教务处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不热情，不严谨，不靠谱，办事效率低到让人心中着火的地步。此外，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相当落后，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每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大大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事情难道真的非得弄到这么复杂吗？
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每个学期到院系的教务处去询问相关情况，包括学分的、考试的、报到的、成绩的、论文的、毕业的……相信，抱着紧张而不安的心情去教务处办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听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在抱怨，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处处存在，和报纸上批评政府机关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听说，经过了改进，在机关里，情况已得到了改观，那么大学呢？难道真的是改革触及不到的死角？
下面是我最大的抱怨。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几个留学生骨干聚在一起讨论过，“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校内的学生商量一下，事先打个招呼？管制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了一些影响，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先打个招呼，决策细腻一些，会不会少一些抱怨呢？”
我知道，在奥运期间行政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因为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比较*的措施要走许多过程，增加许多工作环节，会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进展就会变得较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是国家的正当要求，既然如此，时间又很紧张，就直接实施管制，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我们首先要理解领导们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因为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权提出应有的、合理的质疑，因为一个决策，虽然结果有合理性，但过程、程序不合理，这也是有悖*精神的。中国不是也在倡导社会主义*建设吗？决策过程的*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表面看起来，*决策的成本很高，但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综合效益来说，*决策是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小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都不能认同这种决策模式、做事方式，这难道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依正常的思路，行政部门可以提前把这一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某些情绪。无论如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定不是件坏事。这个征询意见或提前打个招呼的做法，虽然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形式，但有没有大不一样，做比不做好。虽然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有了过程的合理，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大大增加了，何乐而不为呢？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3）
还有，作为奥运的安全措施之一，学校规定进北大必须凭学生证。奥运都过了一年半了，这个措施还没废除。那不是临时措施吗？为什么“临时”了这么长时间？当时和现在，学校方面对学生没有任何交代。奥运早就过去了，至今凭什么还继续采用奥运期间的“超规”措施呢？究竟是决策的人忘了这回事，还是学校有关领导人和部门的“傲慢”呢？
北大是国立大学，可以称之为公共财富。它应该是具有开放性的，既然这样，外面的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呢？世界上那些一流大学，有几所是这样门岗森严的？这种现象下面，其实包含了管理者将大学私有化的秘而不宣的心理。
我认为，如果北大不解决目前大学行政化和大学私有化的问题，还有师生关系变异这一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软件问题，恐怕会阻碍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
至此，我想再次申明一次，以上意见，纯是一个北大人对自己的大学的爱之深、责之切的言论，作为一个热爱北大并以它为荣的学子，我由衷希望北大越来越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以无愧于中国一流大学的美誉，并尽早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由衷的尊重。我的人生规划0我的人生规划
我不信教，但信命运。我相信，我这一生中该做什么，这一命题早就被老天定下来了，即天命。我第一次觉悟到自己的天命是五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特征有三：一，遭到大交通事故之后，恢复正常生活，开始思考与年龄不相称的较深的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二，作为刚刚培养的爱好，每天看世界地图，初步想象国际关系和*，基本背下了世界各国首都的名字，大致知道了它们的位置关系。我后来攻读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记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三，逐步怀疑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即学会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比如，看到周围人相互客气，委婉地交流，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谈成，对此提出怀疑：为什么？看到孩子盲目服从大人所灌输的生活方式，对此提出批评：应不应该？看到老一辈不接受与众不同的观念和做法，过于警惕外来文化和外国产品，对此提出怀疑：凭什么？
或许（只能说“或许”，没有“一定”），这三点让加藤幼年突然迎来一个命运：我必须要从与大家不一样的立场和角度看待问题、观察社会，然后加以引导和影响，建立新的秩序。这是当时突然而来的觉悟，迄今为止，我的这一“意识形态”始终没变，相信，以后也不会大变，否则就不能叫做命中注定。后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政治”。这个词语似乎是跟我五岁时的觉悟有些相关，只是不确定。到了初中、高中阶段，我已经确信了，我要做的确实和政治有关。高中毕业，我到中国留学，又学会了在中国很流行，也与祖国的现实有联系的一个词汇叫“从政”。我也顺便了解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前者对公益遵命，后者对私益遵命。
我的人生规划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的，我的命运是从政，我告诫自己，必须慎重当政治家，而不轻易当政客。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 们的幸运，我是农村出身，家里没有任何背景，也跟有背景的家族没有任何关联。我是彻底的草根出身，从底层一路走来的普通老百姓。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要从政，是困难重重的。从政不易，这条路并不平坦，不是想从政就能从政，想从政就能走好的，它需要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知识上、思想上、人脉上、国内、国际、大众、精英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4）
我16岁的时候迎来了第二次觉悟。我从小尝试过很多事情，在体育项目上，练过游泳、足球、柔道、棒球、田径（中距离和长距离），在学校正常学习，成绩也不差，只是认真从事体育项目之后顾不上学校的学习，成绩一度受到影响而已，后来还是补回来了。不过，我那个时候很深刻地意识到，或认知到：我这个人，光靠一个项目、科目是无法获得第一名的高度和唯一性的深度的。这一觉悟让我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清醒了，既然光靠一个不行，就靠几个呗。我确实能适应多个项目，那就好好培养多方面的能力，依靠综合能力提高自己的实力，走进社会。这样怎么样，可行么？
后来，我一向信任16岁时的人生觉悟，并把它落到了具体行动上。到北京之后，我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在2008年3月3日，我在凤凰网开设的博客第一篇，做自我介绍用的标题就是“Whos加藤嘉一？”后来，“百度百科”也引用了这个介绍（不是我编辑的）。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
一、 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二、 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将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三、 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 开始在北京生活。
四、 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五、 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的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CCTV9“DIALOUGE”，CCTV新闻频道“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心观察家和参与者。
六、 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产*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七、 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达 100多次，比如北京—东京论坛。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5）
八、 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九、 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参加过全国大赛。
十、 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实现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这是两年多之前的状态，现在有所变动，其中有进步，也有退步。2009年，我一共接受了318次采访，尤其在人物专访时，大部分记者都要问我：“加藤，你怎么会做这么多事情？”每当遇到这一问题，我一般这样回答：“因为，光靠一个事情，一个领域，一个层面，我是无法做到第一（No 1）或唯一（Only 1）的。所以，靠多个事情，多个领域，多个层面，这样我做到第一或唯一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认为，“深入多方面，熟悉多方面”是从政的基本条件。这样做无疑令人疲惫，还很有可能让人陷入短命，但从政归根结底是统治大众的艺术。大众是什么？大众是五花八门，五方杂处，百花齐放。什么人都有，官僚、商人、学者、记者、作家、艺人、黑道，老人、中年人、年轻人，男人、女人，同性恋、变态、疯子……反正，一个社会是由多个不同的角色组成的。政治家是要面对所有这些角色的，不管你喜欢跟哪一群人打交道，你都必须要面对所有人。那么，前提是，即使你有偏爱或专长，你也要尽可能熟悉所有领域的规则和人情。这是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我从小尝试那么多事情，涉足那么多领域，这一切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和自己的人生目标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四十不惑。我从政，当政治家，大概是过了四十岁后的事吧。之前，我宁愿扮演流浪者的角色。这有几个原因。一，我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从小受政治熏陶，不管你的意愿如何，都在家庭的安排下，自然而然走进政坛，不像自民党下台之前占议员总数三分之一的*那样，我需要靠着实力和运气一步一步向前走，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欲速则不达。二，造成近年日本政局不稳定的重大原因之一，无非就是丑闻太多。不正当的权力斗争，缺乏能够让选民接受的健康政策竞争等，使日本政界显得很乱，不好靠近，若在年轻的时候，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接受某一特定派阀的邀请从政，就必然会被那种愚蠢的、幼稚的、无奈的权力斗争卷进去，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三，我对从政这一工作的信念坚定不移。从政对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结果”，换句话说，“集大成”，而不是“过程”。政治既是我从小梦想着的舞台，也是我这一生要去完成的事业。
曾遭到过车祸的我对生与死的认识是冷静的、理性的，我不指望自己非要长寿不可。只要过得充实而满意，开心而不后悔即可。假如我在42岁从政，且认准了自己的目标了，那么需要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份事业。我今年26 岁，距上面假设从政的年龄还有16年，这段时间叫做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是个关键，日本人相信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我走进政坛之后的成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的积累如何。因此，这个过程很重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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