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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ǘ际桥懿剿偷模亲詈玫脑缪担乙彩枪ぷ鳎芄槐３忠欢ǖ难沽Γ嘌鹑我馐丁Ｈ绻滴矣幸坏愕阋懔湍土Γ隙ㄊ谴咏�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 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我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
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 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
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
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家庭遭受的磨难让我们都早熟，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社会的真相。
有一天，我把父母叫上，三个人开了个小会。主题是未来生活上的分工。我说：“从最近催债的电话不停地响等情况看，这个地址被他们发现也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当然没钱还债，暂时只能拖下去，而如果你们不打工，一家五口人是没饭吃的，你们集中赚钱，解决谋生问题，那些黑道就由我来处理。以后，原则上打到家里的所有电话都由我来接，门也我来开，你们千万不要接，也不要让弟弟和妹妹接。一切都由我出面解决。”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2）
记得听我说完这些话后父母的表情，那表情里充满无奈和愧疚。虽然他们不情愿，却也只能这样分工：父母来解决五口人的谋生问题，我来处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二人来说，压力绝对不算小，因为一年平均搬五次，其中一半是要换学校的。日本的公立小学、中学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招生的。你到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要上不同的学校。我上的是私立学校，就不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来负责处理一切与黑道有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出于作为长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冲淡我对弟弟和妹妹抱有的愧疚感。当我跟他们俩通报小会的结果，妹妹勉强接受了，只是很担心我，而弟弟开始根本不接受，说他要和我一起来对付黑道。
我弟弟叫“喜芳（Kiyoshi）”，1985年11月1日出生。他在我们三兄妹中是公认的“另类”，不仅别人这么看，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个子矮，只有米，跟妹妹差不多高，他说话不多，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外界沟通，而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我知道，他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体育方面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比我优秀。他曾经从事过棒球和田径，都是国家级的水平。说实话，后来我放弃运动员生涯，转到学业上面，也跟弟弟的存在有关。兄弟分工嘛，我主攻学业，弟弟主攻体育，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的。至今，放弃运动员生涯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放弃。
这里给大家讲一件关于弟弟的故事。我上初三、弟弟上初二那年的春天，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同时参加一场1500米的比赛，父亲在操场里观战。结果我取得第一名，弟弟第二名，他成绩也不错，4分10秒。但弟弟对成绩不满意，他心里最不能接受输给哥哥，比赛结束后，他一直坐在椅子上，脸上充满失落感。我和爸爸逼着他回家，运动场离家有20公里左右，我们骑脚踏车，爸爸骑摩托车。到了停车场，开锁之后，弟弟突然把自行车抬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我问：“你怎么了？”弟弟回答说：“我就这样回家，惩罚一下自己，这样以后绝对不输给你了。”
爸爸大笑，他很喜欢弟弟这样倔强的性格，就没有阻止他，我很不放心，时间已经傍晚5点多了，他要多久才能回到家呢？但同时也知道，我是劝不动弟弟的，于是干脆放弃劝说，跟爸爸先回去了。
弟弟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才回到家的，记得那天正好报纸停刊。见到他的时候，我和爸爸很自然地跟他说：“怎么样，累了吧？”弟弟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这么一点路，谁累啊……”吃完早饭，他跟平时一样对母亲说：“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我去上学了。”
这就是我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的毅力绝对不如他。
爸爸很喜欢弟弟，在加藤家里，他们俩是一帮，我和母亲是一帮，妹妹好像总是保持中立的位置，很有意思吧？妹妹毕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很受父亲喜爱，但同时，她跟母亲的关系也不赖，看来，还是妹妹最聪明，最成熟。
除了具有顽强的毅力之外，弟弟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点——善良。他在任何场合都能非常友好地对待任何人，总是首先为他人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放到最后去做。母亲生病的时候，立刻出去买药，向医生描述母亲病状，鞠躬请求医生的是弟弟；父亲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主动骑车去买几瓶啤酒和几包烟送给爸爸，陪他聊天的是弟弟；我有困难的时候，很自然地伸出手，叫我一起去跑步，跑完请我喝饮料的是弟弟；妹妹被同学欺负的时候，跟她班主任商量，请求尽量保护妹妹使她免受欺负（因为当时经常搬家，换学校，妹妹容易受到一些孩子的排斥和欺负），拉着妹妹的手回家的，也是弟弟。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3）
弟弟后来跟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山梨学院大学附属高中，也参加了校运动队。我高二，他高一那年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夏天赴高原集训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钱不够了，两个人都去集训，两个星期怎么也需要30万日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只能一个人去参加。我试图跟弟弟商量时，弟弟突然站起来跟我说：“哥哥，你去吧，我不喜欢那种集体的训练，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跑步。那种训练方式更适合你，别想太多，你去吧。”弟弟的话不容商量，我无法拒绝，最后，我去参加集训，弟弟没参加，而是一个人在山里训练，他是怎么练的，后来也没告诉过我。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后第一场校队内部比赛，记得是跑3000米。从高一到高三一共30个学生一起比赛，我得了第三名，还行，得第一名的竟然是高中一年级，唯一未参加集训的加藤喜芳——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弟，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毅力、耐力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爆发力，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里面最杰出的。
同时，他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他又是三兄妹里面最有礼貌，最低调和最谦逊的人。我这个人不行，爱突出自我，爱与众不同，总希望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太不懂得谦虚和收敛。像弟弟那样真正的帅气（对，弟弟很帅，每年的情人节，我拿到的巧克力也不少，但从来都不如弟弟收到的多），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弟弟一直很羡慕我，觉得哥哥各方面很突出，很有色彩，事实是，我一直羡慕着弟弟，欣赏他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甚至有点钦佩。只是弟弟可能并不知道而已。
关于我的弟弟喜芳和妹妹萌美，大概介绍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我这个长子是在他们的支撑下长大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对于我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只好坚持到底，尽可能做得像个长子的样子。否则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也很没有面子。如今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出色的营养管理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