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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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公里价只有一块二呢。
在北大，我一直住在勺园，直到今天，对勺园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变成难以割舍了，我想这会是一辈子的感情了。
北大的勺园非常有名，在北大留学的外国学生都住在那里。我许多日本同胞，有在日本驻华使馆担任公使的，有在著名商社当部长的，有在著名大学当教授的，当初留学时都曾在勺园住过，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跟那些老北大团聚时，聊天时一定提到勺园，说到勺园，一定有很多话说，言语间都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勺园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我在勺园认识了很多牛人，有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公子”们，有驻华大使的女儿，首相的儿子，其他的显贵子弟不一而足。我也在勺园建立了许多宝贵的人脉，交了许多朋友。勺园对我来说，就是幼年时代向往过的“联合国”。无论我将来会到哪里，也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珍惜住在勺园的时光，珍惜在这里结识的友人，并会永远为自己北大人的身份而骄傲。
离别祖国（7）
我被安排在勺园一号楼，后来知道，1— 4号楼是最旧、最破的。每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和洗澡处，每间房两个人合住，面积大概十多平方米，两张床，两张带着书架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空地。许多有钱人住在6号楼到10号楼，那里条件好，很像酒店。但像我这样公费的人基本都住在1—4号楼，后来我了解到，从留学生的质量和水平看，住在1—4号楼里的人明显是占优势的。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等世界名牌大学的交换生基本上都住在1—4号楼。勺园里的通用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此外，韩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语、日语等也到处都能听到。
我的第一个同屋来自巴勒斯坦（后来是蒙古国防部干部的儿子和马来西亚的名作家），这个巴勒斯坦室友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牛逼吧？
刚到勺园的第一天晚上，室友不在，房间里很乱，几乎没有放行李的空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到楼下的食堂吃饭了。食堂空荡荡的，我点了两个菜，一碗米饭。那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米饭特别不好吃，也许因为我是从“大米大国”日本来的，对米饭本身比较挑剔，也许因为食堂的米饭的确不好吃。炒菜很油腻，不合我口味。从离开成田机场，到空中旅行，到下飞机，拿行李，打出租，到北大，收拾行李，一直都处于紧张不安当中，也没什么胃口，忽然又想念起祖国了。心中不免想：如果是在日本，米饭很好吃，菜也很清淡，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旁边，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但我又突然意识到：“这里已不是日本，我是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了。”我劝自己：不要拿着日本的标准去看现实，要入乡随俗。
饭剩了很多。我离开食堂，回房间去。
天已经黑下来，到了房间，好不容易找到灯的开关，却发现灯不亮，我反复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屋子里黑漆漆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没有灯，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楼下去找传达室的叔叔帮忙，但我不会说中文，用写字的办法交流？传达室的叔叔会拒绝我吗？唉，真是出门万事难啊！
总算还好，传达室的叔叔很帮忙，帮我换了一盏灯。当看到满屋注满亮堂堂的灯光，心里顿时有了安顿的感觉。接着收拾东西，然后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给我的长信，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这里是异国，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每一瞬间，做每一动作都处于神经相当绷紧的状态。到23点左右，才躺下来准备睡觉，被子有点味道，还有点潮湿，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在阳光下面晒了吧。明天自己一定要拿出去晒一晒。心里想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家。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我理解这种难，主要还是心理适应方面的。睡不着，但我要强制自己睡着。这里已经不是日本，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在这里，只能靠自己，是你选择的道路，你要坚强，不能往回看，只能向前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慢慢儿地，我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我发现枕头是湿的，哦，我在梦里又哭了，但心里已经踏实了很多，在全新的一天，我感到信心又抬起了头，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又跃跃欲试了。
从此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
我来北京时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来中国前，也没有去突击一下，一方面因为刚刚结束高考，又为办理各种手续而手忙脚乱，时间和精力上都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是出于我对语言的认识上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坦率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不是说汉学家，而是说大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和亲切感。这本身是好事，却也有利有弊。弊端在哪里呢？在于日本人往往会觉得，“我了解中国，学中文应该很简单，去中国应该很适应”，这是固定成见或者说是偏见，自以为有经验有基础。我也大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因为根据这一心理逻辑，我自然得出了“我能很快学会中文”这一结论。
其实学中文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本国的教育和媒体来实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确实很了解，甚至可以说，在有些领域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有局限的，是不全面的，总体说来，是对过去的中国了解比较多，而对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中国，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我也自以为是地想，与其在日本装着半瓶子醋的中文来中国，还不如一张白纸地来，到了中国一定会碰壁，碰了壁对自己的打击一定很大，那么在这种打击下，一定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也一定会激发出超常的能量，因此，我来北京之前一个字都没有背，带着彻底的一块白脑子，抱着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心态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的学习经历表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18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现在回望也觉得那时的加藤少年还真是挺聪明的，至少比现在具备直觉判断力。表扬一下。
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
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 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