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长篇情感小说非城市爱情-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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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对布置得完美无缺的办公室那一套开始厌恶时，我放弃了对付对手的手段。
我对工作或者说争斗的热情消失殆尽，即使为了钱或者尊严。
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我心不在焉，淡然冷漠了。
我时不时问自己：我为什么上班，我难道不可以不上班吗？我想起了美丽的史可然。史可然二十七岁，在公关部工作，在申正公司的女员工中相当耀眼。由于她的业绩最好，所以收入也最多，她的衣着总是那么新潮，她的生活方式都是公司其他女孩子模仿的对象，她赚钱不像别人那样累，每天早上一上班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客户，在手提电脑上打字，当然她最擅长的就是喝酒和唱歌，她的业绩已连续三年在公司遥遥领先。
对于在公司如何生存的本事，她一定是了然于心，她虽然独身，却有自己的三居室。
其实三年前她也是一个外地来的打工妹，当年只不过是来应聘公司的文员的，谁想到，三年后成了老板的宠儿。当然那与外表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她聪明、能干、有野心，再难啃的骨头都不怕。有一次，有一个外地大公司要做一个全省全年度的广告计划。总经理已经让公司最强的一位公关小姐去做工作，可是对方广告部主任连申正公司的计划书都不想接。
接电话的史可然动起了脑筋，她告诉老板，这个广告部主任肯定已经和别的公司暗地里有交易，老板一听说：“这个谁不知道呢，关键怎么知道别的公司是有哪些优势呢？”
“这个我有办法。”史可然胸有成竹地说。
正是这个胸有成竹的模样，让老板对她产生了好奇，也给了她一个机会，按照公司以前的用人情况来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
这笔业务最终被拿了下来，当然也不完全是史可然一个人的功劳，可是史可然仍然由于表现不一般，被公关部吸收了。
史可然没想到自己还真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开始相信城市是一个让你公平拼搏的地方。她很快学会像真正的白领那样穿衣、那样打扮，也学会用当地方言和客户套近乎。
谁也不知道她为了自己脱胎换骨经历了多少磨难和屈辱。
谁也想不到她竟然是个遭人遗弃的孩子。还在她出生不到两个小时，就因为自己不带“把儿”被外婆丢进了水沟里，还是母亲良心发现，让外婆又抱回来，最终还是送给一个老光棍养；谁也想不到她十岁就砍柴、采茶；争取了无数次才念了个中专毕业。从十二岁开始她就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一连吃了两年。领养她的老光棍嗜酒如命，根本不知养儿之道，也毫无责任心，到后来，几乎就不怎么过问，他领养史可然的目的就是死的时候有人为他送终。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死于肝炎，是史可然为他披麻戴孝……
走——去找寻自己的位置（三）
为了做真正的城里人，她把单眼皮割成双的，把辛辛苦苦两年挣来的钱用来换不规范的牙齿。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史可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我也是故乡来的打工妹时，才把自己的辛酸倒了出来。
她还告诉我，当初来申正公司时，手上的大专文凭也是假的，名字也是改的，她的原名叫史花花，她最后一次回去就是为了改名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回到那个剥夺快乐和自由的小山村。回去，意味着回到不堪回首的记忆，那记忆非常痛苦，是永远抹不掉的痛。
“但是如果不做这些假，不漂亮，没有文凭，到哪儿都被一眼看穿了身份，谁又会给我机会呢？”
史可然说她从不后悔对人说过的谎，有时谎话说得太多，跟某些人见了面，竟然不记得自己怎样介绍自己的。
到了申正公司之后，她的生活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开始稳定起来，但是见了太复杂的人和事。在这里，人人在欺骗，事事要耍手段，人与人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的，背地里都巴不得别人犯错误、倒霉，大家在酒桌上举杯交酌，可哪一次是为了真正的友谊呢？
我们用真情去换钱，换来钱再去感受别人的羡慕，实际上那些在公司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人哪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呢？哪知道我们内心是非常怕孤独的，生怕哪一天失去别人的奉承和老板的赏识呢……
史可然在说这番话时正是我大张旗鼓做主任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深入她的心，去感受她的悲哀和压力。史可然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来拿走了自己的东西，老板没有思想准备，吓得脸都白了，以为史可然跳槽去了更大的公司，那样的话，自己公司的业务就会流失百分之七十。
可是史可然一下子改变了往日温柔听话的模样，冷冷地讽刺道：“你不要怕成这样嘛，我要是喜欢和你们搅在一起，又何必走呢？”
至今，连老板在内的上百名申正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史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只有我知道：那是她厌倦了，厌倦了这个用了整个青春、甚至整个人生来追求的目标的地方却不是我们真正想到达的地方；厌倦了我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本分追逐名和利；还厌倦了人与人之间这种虚假的东西无限地充塞在我们每一点空间……
我敬佩她的勇气，也为她的命运担忧。
我天天早上一觉醒来，感到精力充沛或者不是精力充沛，都得快快洗刷，急急奔波，像被谁牵住了鼻子似的向前冲，无数的温暖的晨曦都在这匆匆之中丧失殆尽。
干吗要急着上班呢？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去旅游、不去看风景、不去和女儿在一起，却要往那个糟蹋人的地方去？这是对我个人的一种犯罪。大不了开除我，开除我不正好自由了吗？我为什么对禁闭这么感兴趣，这么放不下、这么顺从。啊！为了钱，为了一种身份、一种安全感。钱，一年才二万元，二万元就能剥削一年青春？身份，身份到底带给我多少快乐、多少尊严？还有那些保障。就算我有了保障，保障是用青春换取的。
每天如此，生怕迟到，生怕和这个人不合拍，生怕那个人会来一暗箭，那么我们的真实意愿呢？那种要我立马动身的神秘力量又来了，我固执地坐着不动。动身去哪儿？这是什么地方？我能获得价值感吗？不，不能。时间一点点逼近，一种莫名的恐惧又来了，几个月前和丈夫较劲时的轻薄的雾气仿佛又上来了。
我们的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在不情愿地上班呢？甚至我们甘愿把自己套在笼子里任人驱使呢？恐怕是不计其数。大概他们会说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吃饭，为了穿衣，为了生存，为了下一代。但是上班究竟能创造多少价值，耗尽青春之后我们所得真与所付平衡吗？无愧吗？
有一天，我看到公司里的副总经理带着自己的丈夫参加公司在一个歌舞厅里的某项活动，那个男人高高的个头儿，挺拔地立在那里，加上一身的名牌，自然就具备了让小姑娘感兴趣的条件，他自己也不甘示弱，目光在公司的舞动着灵巧身子的女职员身上穿梭。做妻子的架着一副领导的派头，穿着灰色的职业套装，放不开自己一贯的威仪，别人请她跳舞，她连连摆手，任凭自己的丈夫在舞池里一圈又一圈地旋转。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看着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就刺痛了我的心，就算是对那些忸怩作态，没心没肺的小姑娘的不满也不能在她们逼人的光芒面前无动于衷，倒是这些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人们，缺少的何止是女人的温柔？那种押上全部生活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才谋个小小的职位并时刻算计着如何巩固着的女人们，此刻看上去只有一种难以遮掩的辛酸。一阵轻轻的战栗向我袭来，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这种偏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姿态顽固地冲击着我的神经。
工作既不快乐，又不是内心的激情，更不是求得知识。难道就这样耗费光阴为满足，在无风无太阳的楼里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为满足？
但是这终究不是我的愿望吧！当我企图从工作中要求得到各种愿望，比如充实尊严、快乐时，我发现那不可能，虽然不是不幸福，但平静之下隐藏着扭曲人性的杀气。我开始在疲倦中呆想，感觉自己暮气沉沉，晚上躺在床上，也想不出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人生就像流水账。
毕竟这不符合我对自己的要求，对人生的界定，对前途的设想，我的人生应更强烈地变幻，更野心勃勃，更充实，哪怕更苦难，而决不是像现在这样没有生机，激情越来越淡，以致受到一种忧郁无能的感觉的折磨，一种无力获得生机的痛苦的折磨。
我仿佛回到了为房子、为做白领而过的那些日子，我希望自己去感受那时的激情，去争，去斗。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这是没有意义的。这不符合我自己的真实愿望。
同时，对过去的自己的仇恨一层一层涌上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对抗环境，对抗过去的念头。
我开始厌恶，厌恶打工妹的称谓并以此作为对手攻击的角度，厌恶同事之间假惺惺的亲热，厌恶由我自己亲手写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服务承诺”的宣传语。
如果我告诉你，和我处过的每一个，和我挣抢饭碗的姑娘，每一个追求我而抛弃我的男人，我都不恨不讨厌，不准备报复，你相不相信？
显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我胸襟开阔，不，不是那样的，虚荣渗入骨髓，懦弱才是真的我。
如同患病来临之前很少透露症状一样，一个人的命运在它改变的关键时候并不张扬，我一如既往的上班、改稿、吃饭。内心的波澜一点没涌现出来，没有人察觉我将放弃我曾经上当看重的白领生涯。没有人相信我丝毫不在乎横空杀出的对手。
我在五一节七天长假之前的一个中午突然离开自己的位置，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看墙上的钟从十二点到一点，从一点到二点，从二点到三点，然后我打开关闭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先生，告诉他我不想上班了。
“没有关系呀，你可以重找一份工作。”
“不是换单位的问题，是再也不想上班。”
“那好呀，你把女儿接回来，一家团圆。”
“不是在家带孩子，我不做家庭主妇。”
“我知道了，你想当作家吧。”
“对。”我心头一热，他始终是我的爱情，哪怕从上到下，无一不变，哪怕俗尘更替，时光变迁，他始终跟我心心相印。从此以后，我停止了工作，不，是打着写作的幌子回到了家里，一如当年打着生儿育女的幌子从杭州逃回来一样，逃避成了我不可更改的基调，归根结底，我不满足于自己的表现，我觉得目前的生活是被束缚的生活，这个我，也不是我内心要做的我。
疾病（一）
错了，不是看破红尘，了无斗志。当初我放弃主任的位置不当，不是对这个位置失去了爱恋，不是不想听到崇拜的声音，不是不想把爱情进行到底，当我不想的时候，是因为病痛，是因为机体已变质，准确地说是身体背叛了我，我才放弃了机会。
我好像终于失去了争名夺利的兴趣，从乱哄哄的写字楼回家，甘愿做一个配角，一个纯粹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贵妇人；或者对文学恢复了热情，不，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原因是我是先失去了健康，再失去追逐名利的精力，最终，心力交瘁。不得已才放弃熏染了我五年之久的写字楼。
从申正公司辞职时，正是腰痛得最厉害的时候。这使我的生活混乱不堪，因此在结婚前，我腰痛的时候，我就指责他，指责他的贫穷让我从手术台上下来就坐自行车回家，结婚后我腰痛时就指责他没让我坐好月子。后来我的一位因上环导致感染炎症的朋友一天到晚嚷腰痛，我也赶紧去做X线透视，结果未见异常。年轻的医生用止痛药草草打发我，在博大精深的医学面前，我也不相信过于年轻的眼睛，我们一拍即散。
我坐在丈夫的车里，遇见一个治腰腿痛的“门诊。”我说我要进去试试，从这一天起，我就开始了与病魔和医生同时斗智斗勇的历程。
接待我的是位瞎子推拿师，他的耳朵不聋，心也不瞎，他听见我丈夫在候诊室里接电话谈生意，他摸见我手腕上的饰品，他诊断我腰椎间盘突出，要价一千元。他说，任何药物都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除这种病疼，仪器也不行，他说，市里领导，处长、局长，上千万的大款，他都治过，像我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有把握，“那我要不要拍个片子，做个磁共振？”“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于是感激不尽，满怀希望，老老实实躺到一米宽两米长的、躺过无数贵人高官的床上，指望我的病从此消失。
这一推就是整整一个月，我第十六次（每两天一次）跨进推拿师诊所时，推拿师说：“你今天再推拿的话，要另交一千。”
“你不是说一千包好吗？我还没好，你怎么又收钱？”
“没好？我看你是完全恢复正常了。”
“可是，我的疼痛并未减轻。”
“这个，只有你自己心中有数。”
“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好了，还来捣乱？”
“捣乱不至于，免费按摩罢了。”
敢情我天天风雨兼程，被他像面团一样捏来揉去，还是一种享受呢！
我告诉他，我没有按摩的嗜好，我年纪轻轻还不需要按摩，我没好就是没好，他如果不能治，说一声。
治当然能治，我治好过多少人，不过再高明的推拿师也不可能治好每一个病人，想必你是缺乏运动，推拿师自始至终肯定我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好吧，我去运动。
我购买一张健身俱乐部的月票，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天天骑去，又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