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长篇情感小说非城市爱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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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和秦琼出去，第一个出来反对的就是郑艳，郑艳说比起建筑工地的活，这儿算是轻松的了。
郑艳十九岁就进了我们那里组建的建筑队，每天拌泥浆，和水泥，抬砖搬瓦，日洒雨淋，冬天冻得脸上裂出缝儿，手和肩膀都又红又紫，那才叫苦呢！
秦琼就指责郑艳死心眼：干那些活不如呆在家里，打死我我也不会干那个。人活在世上，都是人养的，为什么有的人高高在上，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干这些苦力？
阿美就是在秦琼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秦琼的路，郑艳暗地里劝说她，她总是说：你们想歪了，我们顶多也就是让客人摸一摸，又不是卖身，钱却没少赚，比打工强一百倍！
慢慢地阿美回来后脸上的倦意就越来越深，两三个星期之后她就单独外出、单独回来了，甚至比秦琼回来得还晚。渐渐地，她就几乎不怎么回来过夜。因为打瞌睡，在车间里经常挨骂了，又因为不服工段长的骂，到后来连一个人的指标都做不了了，而本来可以做两个人的指标。在一个静静的下午，秦琼和阿美一同离开了服装厂的集体宿舍。
离开工厂的人几乎天天有。因此秦琼和阿美的离去并没有任何人在意，大家都照样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水、做自己的活，不会多问一句。工厂每年到了淡季，即使你不走，工厂也会让你“放假”。当然，外来工放假是没有工资可拿的。另外，姑娘们也有自己的机会，比如同乡的同乡在别的什么厂，一旦工资比这里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或者老乡比这里多，大家就会主动辞职。
用辱没祖宗的行为光宗耀祖
半年之后，有关阿美的传闻很多，据说有人曾经看见阿美坐着出租车回老家看她的奶奶。我知道阿美的父母早早去世，惟一的亲人就是奶奶，奶奶六十岁时开始接管阿美，十年来天天在二亩地里忙啊忙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孙女抚养成人，好对得起祖宗。恐怕也是由于奶奶的心意过于迫切了，以致给了阿美相当大的压力。自从和秦琼做了亲密朋友之后，阿美的压力随即消除了。
出租车从常州径直开到老人家的菜园子，老人家还以为怪兽下山，定神一看，是如花似玉的孙女从车内款款而出。从车里出来的还有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高级营养品，提包里甚至还有整叠的钞票。阿美让奶奶从此以后把这菜园子扔了，一心一意做祖宗。老人家激动得老泪纵横，连说祖宗积德。
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实，为了光宗耀祖，往往要干辱没祖宗的丑事。比方说做三陪小姐，做三陪小姐当然是辱没门庭玷污祖风，但不做的话，又怎能坐飞机乘轮船买高档电器、盖楼房别墅，不买彩电冰箱、不孝顺爹娘，怎叫光宗耀祖？
后来在我从打工妹变成大学生时，有记者就问我为什么没和她们一样时，我告诉他我不虚荣、不浮华、不在城市迷失信念。当然这是瞎说。
我之所以还未出卖自己的灵魂，是因为我明白秦琼和阿美长得美，有市场，而我没有。如果有人对我说，辱没祖宗吧，辱没祖宗可以名利双收，住豪华气派的房子、有热情阳刚的男人爱，我会爽快地答应，好，我要辱没祖宗。我绝不甘心在电机轰鸣的车间里安度一生。
和我一样不甘心的还有郑艳，我亲眼目睹了郑艳的光宗耀祖路。
郑艳是位四川妹子，比我大三岁，在我进厂前的三前天来到常州的。郑艳是高中毕业生，在女工宿舍发生这样那样的事的时候，只有她一直沉默地冷眼旁观。大家都去逛街、看电影或是打牌时，她是在那儿看书。一开始大家都说她性格古怪。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人们对她的看法。
由于服装厂的流水线每天超负荷的运转，姑娘们一个个熬得面黄肌瘦。就在秦琼和阿美走后不久，郑艳的一位做了半年的老乡也走了。按规定，可以拿走上个月的工资，但是车间主任用一贯的态度敷衍说：下个月发工资那天再来拿，这是工厂的规定。
郑艳想想这笔钱是分内的钱，再加上老乡是因为有急事才要回去的，不可能等到下个月的那一天，所以就拿出自己的钱垫上了。没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发工资，工资单上根本就没有那个同乡的名字。郑艳跑到车间主任的办公室论理，车间主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傲慢地自顾打电话，根本就不做解释。以往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车间主任就把脸板起来，这些姑娘们也就不敢吭声了。可是这一次，郑艳坚持要拿到这笔钱，否则不去工作。车间主任就说，“胆子不小嘛，我还没见到跟我对着干的。”说完话，就从椅子上款款起身，出了门，把郑艳晾在那里。
郑艳等了半个小时不见车间主任回来，新仇旧恨早在心里过了三五遍。这时，受车间主任委派来威胁的工段长说：“郑艳，别给脸不要脸了，再闹下去，饭碗就保不住了。”
回过头来的郑艳轻蔑地瞪了工段长一眼，一字一顿地说：“你可真是一条忠心的狗。”工段长一听，马上破口大骂，郑艳第一次感到常州方言的肮脏无比。等她把常州所有难听的语言已经全部倾泻完毕后，郑艳拿起自己的饭盆跑到开水房放了满满一盆开水顺着工段长的嘴就浇过去，一边说：帮你洗洗干净，这张嘴真是太臭了！烫得工段长跳着脚往外跑。引得车间里姑娘们哈哈大笑。在她们看来，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畅快，应该大笑一场。
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骂人，其他人就会大叫：开水浇她浇她。害得负责管理开水的阿姨一听有人吵架就把开水护起来。这是后话。
第二天，整个车间七个四川妹子全部进了车间主任的办公室，她们替郑艳传话说：要是不给的话，这个厂所有的四川姑娘你都留不住，你想想吧，工期这么紧，厂长追究下来，不要怪我没打招呼。铁青着脸的车间主任示意统计员算工资。“罢工”是车间主任最怕的两个字，虽然不一定成功，但是可以延误工期，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身边，晚上下了班，激动得大家聚在那儿直夸郑艳了不起。
可是郑艳并没有走远。一个星期后，我们在厂对面的马路上看到了郑艳，她在那儿摆了个煎饼摊儿，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吆喝声：“快来吃煎饼啊，又大又圆又酸又辣的煎饼啊，姐妹们，快过来换换胃口呀！”
就连把钱看成命的我，是吃一口饭都会盘算着买几页书的公认的吝啬鬼，也跑去买了一个“又大又圆又酸又辣”的煎饼。这种“又大又圆又酸又辣”的煎饼比起常州点心那甜腻腻的味道，确实给人一种大不同的感觉，我至今记得。
后来，郑艳在厂里边上开了个小饭馆，生意相当红火。她做的菜以辣为主，以辣闻名，让我们这些被生活的负荷折磨得一天比一天迟钝的姑娘们，喜欢一有空就到那儿感受火辣辣的乡情。慢慢地我们发现郑艳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土头土脑的山里妹了，可以和“城里人”叫板了。我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就是服务、品味、深造、消费特点……那个沉默寡言的四川妹子终于变回原来那个开朗热情的姑娘。
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我虽然不知道郑艳现在在哪里，可是我相信，那做出火辣辣的煎饼的姑娘也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火辣辣。
如果当初我不知道有“城市”这东西，不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不懂得自己有创造的能力，不知道死水一般的乡村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也许我会甘心追随父辈的脚印，可是我既然知道了别人在怎样生活，我就不能安于现状了。
可是城乡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我常常会在女工的澡堂子里拿目光盯我们厂的女秘书、女车间主任、女统计员、女技术员，我发现脱光了衣服的她们就没有优势了，没有迹象表明她们非得高人一等。
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一）
我最终是以“卖血”的方式向着光宗耀祖的路行进了一大步。
我卖血的最直接原因是想买书看。爱萍回去不久就嫁了人，虽然没有过于现代的婚礼，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没有地毯，没有婚纱照，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钱人。我的父亲从爱萍那里嗅到了一丝不快的讯息，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去。为了证实我活得好，活得开心，我一张汇款单、一张汇款单地往回寄，隔三差五寄一些斗志昂扬的照片，叉着腰，一脸灿烂。在我的身边，为父母、为弟妹，甚至仅仅是为了盖房子而拼死拼活的姑娘多的是，寄钱回家，从来就不是牺牲，因为穷就是我们的过去，致富就是我们的将来，哪怕自己有足够的聪明和念书的兄弟抗衡，可是谁又去计较这些呢？
我第一次卖血是在刚进城市第一年的夏天，我早早空着肚子来到医院。我跟车间主任请假时说：“肚子痛得很，要上医院两个小时。”扣两块钱很有可能挣二百元，这是划算的请假和装病。体检时我嘻嘻哈哈，体检合格后，我俨然没事一样，竭力掩蔽自己的自卑和羞耻。
血站的医生隔几分钟叫一拨人的名字。我一边等待，一边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在这里，看到的只有一种人：穷人。青筋暴出的大爷，皮肤黝黑的大婶，营养不良的学生，还有我——外省打工妹，一个个满脸苦相，一看就是缺钱的人。等了半天，还没叫到我，只听到各自的肚子因为饥饿而抗议的叫。肚子叫，嘴不叫，没有人不是一本正经的，像等候审判的罪犯——因为犯了贫穷的罪。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梦是狗屎，我的青春也是狗屎，惟有我的血值点钱。可是我连卖多少血拿多少钱都不清楚，也不敢问。
和我一起走进无菌室的是位嘴上长满“毛”的小伙子，护士小姐为找不到他的血管而大为光火。玻璃上反映出他的脸，他的慢慢涨红的脸，洞察他犹如洞察我自己。血同时涌到我的脸上，犹如血色般红润。从那以后我脸上的皮肤就没有恢复过，若干年后，我花了十倍于卖血的钱，也没能让我的皮肤白过来。
我出了医院就进了新华书店，买了六本名著、八叠稿纸、五支圆珠笔。我对自己的聪明惊叹不止，我想这下我可以把少年的作家梦继续下去了，还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让我地底下的老祖宗也笑一回，当然是真正的笑一回。
我回来就直接进了车间，匆匆忙忙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开始工作。可是仅仅不到半个小时，一阵突然而至的眩晕袭来，我在熨斗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蒸汽中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大家正在七手八脚地掐我的人中，我听到有人建议送我到医院，我赶紧挣扎着起来。这时候进医院无非意味着花钱，也意味着我下个月的工资将没法寄回家。我听见自己尖着嗓子的叫声：我没事，我不要紧，我不要上医院。
那天晚上，我捧着用血换来的一本本崭新的名著，像宝贝似的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父亲突然来看我，来不及伪装的我暴露出了所有的生活真相。父亲一大早就来了，一直站在厂门口等到中午我吃饭时才见到我，趁中午吃饭的半个小时在厂门口见一面，我连一把让父亲坐坐的板凳都端不出来。我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连请他吃一碗面的时间都没有。我眼看着他饿着肚子上了公共汽车，所有的矜持和做作一扫而光，我终究为着自己的任性而放声大哭出来，哭声没有车声响，但父亲仍然听见了。听见了哭声的父亲于是没有回家，等到第二天中午再来，可终究还是再听着女儿的哭声上车，我看到了父亲默不作声的表情。
尽管非常辛苦，一个月下来，七算八算，除了寄点钱回家，所剩的钱也只能顿顿青菜茄子。一九九二年整整一年，我没吃过一顿城市的肉，倒是父亲从被我深恶痛绝的农村带来了不少美味。
城市渐渐成了一面清晰的镜子，照见我笨拙的体态、粗糙的皮肤以及由于缺乏教养而显现出的无知的眼神。
我喜欢游逛，所以从游逛中发现了城市的真相。城市的层次层层叠叠，而我恰恰是最低的一层。城市给我的位置仅仅是缝纫机后的一条板凳和集体宿舍的一张床，我可以为它献身，但它却不曾接纳我的灵魂。缝纫工的灵魂是缥缈的，缝纫工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我对于城市而言，就如一粒尘埃。
但是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其不同凡响的容纳力，我们可以埋怨和诅咒，却不会轻易离开。城市虽然默默无语，却昭示着一切，短短半年，尽管生活只有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但我仍然悟出城市生活对于漂泊者的本质：要想真正被城市接纳，光有投身是不够的，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客，要想立住脚，只有加倍地努力。
上班，我拼命地干，希望多挣一些钱，我常常在熨衣服时就盘算，这一小时熨了几件，折算成书可以买几本，寄回家可以给妹妹买几次糖果。一到休息日我就会捏着仅有的钱往新华书店的路上奔。在路上，每一次我都要和我的胃做一场斗争，我的胃强烈地要求接纳路边香喷喷的炸油饼和茶叶蛋，我的精神说：“不，我要买书，我也要充饥。”我第一次萌生写作的念头是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可能升学无望，前途渺茫，现实生活激发不了我的活力，我一定要赋予生活希望及新的意义，这是一种本能的挣扎，我把深夜里突然涌进脑海的一丝灵感忠实地记下来，不怕批评，不怕大人的嘲笑，自由自在地涂写。有过疑问和困惑，大多时是在月光底下，灯火旁边，或在神志不清的山村的晨曦里。
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叫阿凡的姑娘不愿做一个庸碌无知的农村妇女。“我”非凡美丽，也足够智慧；“我”拒绝了母亲一门又一门亲事的安排，后来选择嫁给一个赤脚医生，总算摆脱了彻头彻尾的农民生活，成了非正式的城市妇人。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常常写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