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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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刚到营地就遇到了大雪。根据经验这样的大雪天滑雪容易引起雪崩，所以他们全窝在屋子里不出去。第二天，仍是大雪。第三天雪终于停了，就在他们整装待发时，迎来了一架直升机。里面走来一个警察和几个医护人员。来客解释说，他们发现，已经整整两天屋子没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
我们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快速的、覆盖全国的，尤其重要的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没有特权思想的保护系统。
指标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走一条“中国白领的路”——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健康。问题是，当你在后半生想用金钱换健康的时候是否能换得着。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局部地区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说得远了大家也不放在心上，我们就说近的。去年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它当然是先经过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还真佩服国人沉得住气，硬是不当回事。估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在打一个如意算盘，先用环境换经济，再用经济换环境。同样的问题是，当你最终准备用经济换环境时，是否还换得着。
中国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直接向环境要经济发展，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第二个途径可以追索到那句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究表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消耗得越多，污染得也就越严重。还有一种污染纯粹来自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决策。我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家门口来了一支建筑队伍，把我们小区门口的道路拓宽，制造了一个多月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地走了。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又来了七八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来了五六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再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终于再次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只对马路做一次开膛手术，同时把所有的管道铺好？
中国的环境如此糟糕，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们几乎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至今连个垃圾分类都做不到。这方面日本、欧洲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记得，我的法国房东家专门准备了一个收集雨水的装置，将雨水积在一个大桶里用来浇花。后来我发现许多欧洲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装置。
中国人这样一根筋地发展经济，忽视了人类追求幸福的这一最终目标。国外的研究表明，幸福水平并不能和收入水平同步增长，我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味地向环境索取最终肯定要自尝苦果的，最近全国出现多个癌症村就是最好的证明。所幸的是，目前受害的还只是那些“命不值钱”的农民。
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了欧洲都有一个体会，仿佛回到了童年。因为欧洲的环境好，让中国人忍不住想起了过去，那时候我们的天也是那么蓝、水也是那么的绿。尤其去过像瑞士、德国那样的国家的朋友们，你们来说说，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在环境上追上他们？也许，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追上他们的希望吗？
指标三：我们也派业余选手参加奥运会
可能许多国人不知道，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实际上是一个业余选手的比赛。虽然晚节不保后来部分项目允许职业选手参加，但是至今依然以业余选手为主。
许多中国人对此限制有所不知，是因为中国派出去的选手都是职业的，不过我们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专业选手。我们甚至连大学生运动会都派“专业”选手参赛，有些人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们也是学生。是的，体校的学生，还只是部分。
建国之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把体育当回事。体育一直只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上了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说法，那时的运动员在众人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我的一位女同学爱上一位运动员，她家里强烈反对，弄得他们俩差一点私奔。昔日的运动健将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搞体育也可以成为明星、做广告，花了国家大笔钱不说，回头还能再赚人民的币。
中国人对体育的狂热始于中国女排，从此之后，体育的口号变成了“为国争光，振兴中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之后，中国人终于发现体育对普通大众原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体育的发展于是开始偏离了体育的轨道。
比如，中国射击长盛不衰。许多人以为是中国人擅长这个项目。实际上，射击因为需要高消耗、高投入，许多国家根本就放弃。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运动员，要想达到同王义夫一样的条件，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此人必须是特别有钱的猎场枪手或射击俱乐部的成员，请教练、买枪械以及每天成百上千的子弹都需他自己出钱，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也要自己拿路费。可是中国的王义夫们根本不用为那些事情操心，所有的费用均由国家出，他们只管训练就好了。
如果说拿块金牌回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花个几百万、上千万上去还情有可原，我却始终闹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把大笔的钱花在毫无希望的中国男子足球身上，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做巡警工作的朋友，谜底才终于被揭开。
“又要到周末了，可以松口气了。”朋友跟我说。
“是吗？我还以为你们周末更忙呢。”我大为不解。
“以前是这样。最近有甲A，一到比赛，万人空巷，治安事件大幅度下降。”
原来如此。尽管每隔四年有一次“5。19”风险，但是花点钱换来一整年的“安定团结”那真是太值了。从此，我就认为给中国男足再多的钱也不算多。
奥运会金牌一次比一次升，国民身体素质却一年比一年降。最近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监测表明，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出现全面的下降。1995年监测时就有所下降，这一次是在1995年的基础上再一次大幅度的下降。
我的法国朋友弗洛朗丝小姐告诉我，不需要调查她就知道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不怎么样。她有一次在中国农村的一个山区搞调查，请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做向导。还没有走几步，小伙子就气喘吁吁地跟不上。“我让他把他的背包给我，他要面子不给，因为他是男的。可是一个小时之后，他要休息。过了一会，他又要休息。三天以后，我们双方都决定不要对方了。他不要我因为他实在再也走不动；我不要他因为他太影响我的进度。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个登山俱乐部的登山活动。出发之前，他们无数次警告我，此次登山会非常辛苦、非常累。后来发现，他们每隔一小时就会休息一段时间、吃点东西，全部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六小时。我们在家里登山，一登最少十个小时。”
她最后说：“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中国人一块登山了。”看来，中国男人要想“追”上外国小姐，第一步还是先锻炼身体去吧。
指标四：时不时有人得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通常建国二十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我们建国都已经五十多年了，不但没有人获奖，连获奖的苗头都看不到。这一点，连巴基斯坦都不如。
得不到奖，中国的老百姓就想出三个高招来安慰自己。第一招，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美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他们自己祖国。我本人实在看不出这些美国人获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招，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尽管诺奖的获得有时候确有某些先兆，但评选过程绝对保密。我不知道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结论从何而来。第三招最可爱。中国没有获名奖的成人可以吹嘘，就开始吹嘘进名校的孩子。一本《哈佛女孩》据说创下了中国图书真正市场销售的记录。进名校固然可贺，但它毕竟只是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像马拉松比赛，如果一个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第一圈领先，她妈妈就开始写一本《第一圈女孩》的书吹嘘她是如何如何培养的，岂不是让整个世界贻笑大方？
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是英国的剑桥大学。我遇到过一位在剑桥读本科、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姑娘詹妮佛。我告诉她《哈佛女孩》的故事，然后建议她写一本《剑桥女孩》，我来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她回答说，你别开我的玩笑，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过剑桥。
中国人没有得奖，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能力，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还不想得。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问我：“你说体育可以为国争光，诺贝尔奖也可以为国争光？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得？”
的确，两者都可以为国争光。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你能想象一个诺奖得主来中国能引起贝克汉姆那样的轰动吗？别说一个，你就是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诺奖得主弄过来也恐怕比不上一个贝克汉姆。一个中国电影配角明星在医院病危，外边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中国哪位学者享受过如此“风光”？
现在预测中国人什么时候获诺贝尔奖，有点像一个男子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要预测他们的女儿上大学的概率有多高一样。首先，你怎么知道这个男的还能再碰上这位小姐。就算再见面了，这个女的是否愿意嫁给他？就算嫁给他了，他们两个是否都有生育能力？就算都有生育能力，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生女儿？
指标五：农村也有人愿意住
英国人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据说除了外出拍戏，其他时间就窝在英格兰的乡下。前不久我专门到法国农村进行采访，那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首先，光从外表你是绝对分不出哪个是农民、哪个是城里人。到了法国农村的第一感觉，我也希望永远呆在那里。当地的农民告诉我，由于英国物价远远高于法国，许多英国人都到法国农村来买房子。
我参观了一个农民的家，他有两个工作间，农闲的时候修理汽车，修好的汽车出口到非洲。
他家里竟然有一台坦克！
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农民为什么这么苦？究其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逼迫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产品。第二，采用户口制度让农民无处可逃。
换一句话说，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有人刻薄地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种族歧视国家里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
光是剥削了也就算了，许多城市居民不但对农民没有感激，反倒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我们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倒也不奇怪，从古至今，主人剥削奴隶都觉得是应该的，除非这个主人是个假“主人”真“摩西”。奇怪的只是被剥削者也觉得应该。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立即回了趟农村老家。父亲问我：“外国到底比中国发达多少？”
“这不好讲，中国差异这么大。你说和哪里比？”“当然是和城市比。”父亲不假思索。很显然，在涉及国外时，父亲心目中的中国是不包括中国农村的。我想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告诉他中国城乡差异的真正原因。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算了，何必呢？不是有调查发现农民要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吗，为什么不让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呢？
我这里倒是愿意给中科院的学者们贡献一个指标：如果你要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第一步，先将这两个国家最差的地方找到；第二步，再看这两个最差的地区谁更好一些，那就谁更发达。否则的话，朝鲜也可以算成是发达国家了，因为在我看来，平壤比我去过的绝大多数美国、欧洲城市看上去都现代。
指标六：超市里自己称菜
“嫁人要嫁刘国正！”
据说这是许多女乒乓球迷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嫁比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刘国正呢？因为刘国正善打逆境球，多次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双方分别是德国的波尔和中国的刘国正。前六局战成3比3平。第七局，波尔以13∶12领先，只差一分就可以将刘国正淘汰。世界冠军是波尔的毕生追求！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波尔大力扣杀，刘国正回球出界，全场沸腾了，波尔的教练兴奋得跳起来！
裁判正准备在记录本上记点什么。波尔迅速走向裁判，做了一个“球是擦边，并没有出界”的提示。于是，比赛继续。
刘国正又一次反败为胜。
赛后记者采访波尔，波尔平静地说：“公正和诚实让我别无选择。”
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乘地铁，我上了车之后才意识到还没有检票。“也没有见到检票口啊？”我感到很纳闷。第二次乘地铁时特别注意，发现它的检票器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的入口处。这种极易被忽视的检票设备我后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的地铁里也见过。
我转眼一想，这大概是某些欧洲国家的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可是我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他们那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再自己封口。中国的超市敢这么做吗？
前不久，我到美国开会，其间我们去一家自助餐厅就餐。把外套和随身携带的包放在椅子上之后准备去取食物，我对大家说，“你们先去，我在这里看着。”“看着？看什么？”美国朋友很惊讶地问我。“看大家的东西呀，包里大概都有钱。”“不需要看，我们这里许多人家外出门都不锁。”
世界著名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钱包实验”，将一个装有主人姓名、电话号码的钱包“遗失”在某公共场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