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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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你在这些医院里杀人都没人会管的，你知道的嘛！”我说。肯做了个凶神恶煞的鬼脸——“那是因为我是如此雄壮的动物。”他说。“那是因为你对每个进来的人都笑脸相迎，又送花给每一位护士。”我指出了真相，我们都笑了，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为了即将失去的乳房。
天亮了，还很早，我想我应该睡着了。这次我的恐惧少了许多，心中也平静多了，这无疑是静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癌症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事实，一个忠诚不变的伴侣，我也注意到自己在渡过这个难关的过程里如何中止自己的疑虑、问题、恐惧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我故意戴上眼罩，只向前走，不往左右两边分神。调查与研究已经完成，也做了决定，现在不是质疑的时候，我该跨越障碍勇往直前。我察觉我是在关掉斗士与质疑者的部分之后，才有能力办到的。我觉得非常放松、有信心。肯握住我的手，爸妈也陪在我身边。同去年一样，手术延迟了。我想到所有外科手术必须做的各种准备工作，无论这家医院，这个国家的医院，还是世界每个角落的医院都是如此，我也想到每家医院里的病人、护士、工作人员，各种仪器和其他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和疾病抗争。现在镇静剂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把我推往手术室。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崔雅见到我掉眼泪，我并不是以哭为耻，而是，不知什么理由，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也许我是害怕，只要我一开始哭，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在这个需要坚强的时刻，不能让自己懦弱。后来我发现一间空的病房，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我终于明白了：我哭，不是因为同情或可怜崔雅，而是因为太佩服她的勇气了。她一直勇往直前，不让这个磨难把她击倒，是她在面对这个残酷得毫无道理的磨难时所展现的勇气，令我不禁潸然落泪。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八
醒来时，我已经被推回病房了。肯微笑地看着我，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旧金山丘陵上那些粉彩房子。肯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伸出另一只手按在右胸上，是绷带，绷带之下什么都没有，我的胸部又像孩提时代一样平坦了，我深深地提了口气，完成了，不要再回顾了。突然我生起一股穿心的恐惧和疑虑，我该不该只切除肿瘤的一部分，设法保住乳房？是不是我的恐惧把我推入了一个不必要的情境中？这些问题无论是昨晚或今天早晨，我都不允许它们进入脑海中，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这么做对吗？不管怎样，事情做了就算了。
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于一公分的尺寸一直到第四期，即肿瘤已经扩及全身。至于癌症的“级”，代表的是它的恶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崔雅最初的肿瘤属于第二期第四级，胸腔复发则是第四期第四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极激进的化疗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理查兹与坎崔尔医师都认为癌细胞应该已经完全消除，因此都没有建议化疗。理查兹医师说，即使还有癌细胞残留，他也不能确定化疗可以完全歼灭，它们可能会伤害我的胃壁、头发与血球，却错失了癌细胞。我告诉他，肯和我正计划要到圣迭戈的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他们的专长是增强免疫系统。他觉得免疫疗法很好，但没什么信心，他说，只启动七个汽缸是无助于车子的行进的；它无法促使第八个汽缸开始运作。我的免疫系统中的第八个汽缸正逐渐丧失功效，因为它已经有两次无法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癌症，因此加速另外七个汽缸的回转，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帮助，但对癌症而言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虽然如此，免疫疗法仍是无害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点事，为身体的复原尽点力，我不能只是坐着等待，我太了解自己了，等待只会让我不断地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医学已经断言我只能靠自己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儿童医院拆绷带。崔雅仍旧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自怜，虚荣或私我意识，这一点真是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