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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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你在这些医院里杀人都没人会管的,你知道的嘛!”我说。肯做了个凶神恶煞的鬼脸——“那是因为我是如此雄壮的动物。”他说。“那是因为你对每个进来的人都笑脸相迎,又送花给每一位护士。”我指出了真相,我们都笑了,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为了即将失去的乳房。
天亮了,还很早,我想我应该睡着了。这次我的恐惧少了许多,心中也平静多了,这无疑是静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癌症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事实,一个忠诚不变的伴侣,我也注意到自己在渡过这个难关的过程里如何中止自己的疑虑、问题、恐惧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我故意戴上眼罩,只向前走,不往左右两边分神。调查与研究已经完成,也做了决定,现在不是质疑的时候,我该跨越障碍勇往直前。我察觉我是在关掉斗士与质疑者的部分之后,才有能力办到的。我觉得非常放松、有信心。肯握住我的手,爸妈也陪在我身边。同去年一样,手术延迟了。我想到所有外科手术必须做的各种准备工作,无论这家医院,这个国家的医院,还是世界每个角落的医院都是如此,我也想到每家医院里的病人、护士、工作人员,各种仪器和其他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和疾病抗争。现在镇静剂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把我推往手术室。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崔雅见到我掉眼泪,我并不是以哭为耻,而是,不知什么理由,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也许我是害怕,只要我一开始哭,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在这个需要坚强的时刻,不能让自己懦弱。后来我发现一间空的病房,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我终于明白了:我哭,不是因为同情或可怜崔雅,而是因为太佩服她的勇气了。她一直勇往直前,不让这个磨难把她击倒,是她在面对这个残酷得毫无道理的磨难时所展现的勇气,令我不禁潸然落泪。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八
醒来时,我已经被推回病房了。肯微笑地看着我,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旧金山丘陵上那些粉彩房子。肯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伸出另一只手按在右胸上,是绷带,绷带之下什么都没有,我的胸部又像孩提时代一样平坦了,我深深地提了口气,完成了,不要再回顾了。突然我生起一股穿心的恐惧和疑虑,我该不该只切除肿瘤的一部分,设法保住乳房?是不是我的恐惧把我推入了一个不必要的情境中?这些问题无论是昨晚或今天早晨,我都不允许它们进入脑海中,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这么做对吗?不管怎样,事情做了就算了。
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于一公分的尺寸一直到第四期,即肿瘤已经扩及全身。至于癌症的“级”,代表的是它的恶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崔雅最初的肿瘤属于第二期第四级,胸腔复发则是第四期第四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极激进的化疗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理查兹与坎崔尔医师都认为癌细胞应该已经完全消除,因此都没有建议化疗。理查兹医师说,即使还有癌细胞残留,他也不能确定化疗可以完全歼灭,它们可能会伤害我的胃壁、头发与血球,却错失了癌细胞。我告诉他,肯和我正计划要到圣迭戈的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他们的专长是增强免疫系统。他觉得免疫疗法很好,但没什么信心,他说,只启动七个汽缸是无助于车子的行进的;它无法促使第八个汽缸开始运作。我的免疫系统中的第八个汽缸正逐渐丧失功效,因为它已经有两次无法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癌症,因此加速另外七个汽缸的回转,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帮助,但对癌症而言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虽然如此,免疫疗法仍是无害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点事,为身体的复原尽点力,我不能只是坐着等待,我太了解自己了,等待只会让我不断地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医学已经断言我只能靠自己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儿童医院拆绷带。崔雅仍旧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自怜,虚荣或私我意识,这一点真是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