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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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他们在安德森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我虽然一直被困在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我觉得自己受到相当大的祝福，因为有爱我的家人、先生与朋友。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于4月1日
P．S．我的白血球指数已经回升到一千了，看样子我们的巴黎之行不久就要实现了！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九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
——圣保罗
“肯，别让那个意外扫了你的游兴，巴黎真是个美丽的城市。”
瑞德刚才在巴黎郊外撞上了一辆车——这是他77年来发生的第一起车祸。他已经连开了好几天，我担任的是领航员的角色，身边都是地图，苏与崔雅坐在后面。我们横越德国，穿过瑞士，来到巴黎。关在斗室—个多月以后，崔雅终于可以吸一吸乡间的空气了。
我们正跻身于前往巴黎的车阵中。瑞德才向后探了一眼，便撞上前面的一辆车，那辆车又撞上前面的车。虽然无人受伤，场面却很壮观，当地的人全都跑出来看这场秀，兴奋地指指点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还好，崔雅会说流利的法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很有耐性地和被波及的人协谈。她站在那里，帽子遮住了她完美的秃头，终于，我们顺利地摆脱了困境。
离开波恩的那天是复活节，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早晨。车子不停地往前开，老爸掌方向盘，肯则负责引导我们进入每一条风光明媚的小径。我们经过许多小镇，看见当地人为了复活节穿着盛装走出教堂，父亲们牵着女儿的手，祖父母们尾随于后，一起走进餐厅，四周是盎然的绿意。有个小镇看起来像滨海的度假村，挤满了前来赏花、做日光浴的游客。这里至少有30间餐厅设有户外的餐桌，坐在外面用餐可以鸟瞰河面的景致，因此几乎都坐满了人。宽广的步道上也挤满了度假的游客，河边的公园里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悠然地闲逛。我们开车离去时，还塞了一整排车子，准备进入这个市镇。
车子一路往前开，我贪婪地浏览着窗外的景致：柠檬绿的草坪、河边冒出新叶的树木、如惊叹号般遍布四处的黄色连翘、开满花朵的樱桃树、布满山坡与河床的葡萄园。我们从一个河谷驶向另一个河谷，从德国前往巴黎，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我长期困在医院的双眼与灵魂，迫不及待地将美景深深地“一饮而尽”。我没有丝毫的倦怠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春天的美景。你能想像吗？秋天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季节，现在和煦的春天已经取代了秋的地位。
巴黎真的很美，我们享受了一生难有的奢华款待：瑞德和苏安排大家住进豪华的丽池饭店。光是简单的牛角面包与咖啡，一份早餐就要40法郎。右边拐角处是著名的“哈利的纽约酒吧”（Harry’s New York Bar），据说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Fitzgerald）以及所谓跨掉的一代最喜欢停留之处，也是巴黎少数几处英语人活动的地方。酒馆楼下的房间现在还摆着格什温（Gershwin）的钢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Paris）就是利用它谱成的曲子。哈利宣称他们是第一个调出血腥玛丽与马车的酒馆，姑且不论真假，他们的血腥玛丽真的很令人难忘，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
不过真正令崔雅和我感动得落泪的，还是圣母院大教堂，癌症、疾病、贫穷、饥荒与苦恼的凡俗世界，都被挡在了庄严的大门外，四处可见早已失传的神圣图案。崔雅和我参加了当天的弥撒，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仿佛全能的上帝这一次真的会降临，奇迹般地消除她身上的肿瘤，只因这个神圣的空间隔开了它的子民所染指的尘世，连它都被激起了有所行动的兴致。由彩绘玻璃穿透进来的阳光似乎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崔西和迈克来了，我们向瑞德和苏告别，开车前往左岸。崔西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崔雅是一位工艺家，迈可和我则是具有欣赏力的旁观者。我们随着人群在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前，准备欣赏梵高的画作。叔本华曾经提出一个艺术理论：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所谓的“超越”，他的定义是“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他说所有杰出的艺术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可以让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脱离自己而进入作品中，令那份孤立的自我感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伟大的艺术品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神秘的。在见到梵高的作品以前，我一直不相信这个论调，现在我真的被震慑住了，屏住呼吸、超脱自我似乎在顷刻间发生了。
离开巴黎返回德国的途中，迈克开车，崔西领航，肯与我则懒散地横靠在后座。又回到了乡间，我最喜爱的旅游点。我们在维特镇（Vit… tel）逗留了一晚，这是个水源地，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已经过气的观光小镇，还是尚未从凛冽的冬季中醒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公园。我拉了一张小椅子坐在阳台上，心里十分满足。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回到乡间的公路，在溪流旁野餐完，攀上较高的一座丘陵时，竟然发现一座滑雪场，里面有缆车，有人正在滑雪，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否则我可能会说服身边的人让我滑几个回合，我多么想到雪地里一边滑雪一边享受阳光。我想起奚弗大夫提过一个小男孩，他在白血球指数降到四百的时候仍执意要去滑雪，最后死于肺炎。我能体会那股强烈想要冒险的欲望。
科尔马（Coimar）是我们最喜欢的小镇，老旧的半木造小屋一间挨着一间，仿佛相互扶持了数个世纪之久，房子有的向前弯，有的向下垂，有的倾斜，有的摇晃，有的蹲伏，有的凸出，每间都有独特的个性。譬如某一间是风干的橙红色，旁边那间是斑驳的乳白色，接下来的一间是纹理清晰的蓝色，最后两间则呈现出龟裂的灰色与皲裂的灰褐色。到处都是卵石铺成的巷道，窄小而弯曲，只适合步行，巷道两侧的农舍好似满脸风霜的邻人倚着栏杆，互相交换村子里的绯闻与闲话。楼下的巷道挤满了观光客，络绎不绝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点亮教室的香烛。
科尔马有一幅举世闻名的祭坛画作（Retable d’Issenheim，1515），看起来有点阴森，那个时期的生活可能也有点阴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肖像，头上箍着荆棘，血从铁钉中淌出，全身上下到处是伤口。崔西说，当时的欧洲梅毒正猖獗，因此，艺术家把这个苦难的标记也画在耶稣的身上。刚开始我觉得这幅画太强调基督的受难，接着我联想到许多佛教僧侣也喜欢在坟墓打坐。生活在16世纪同样充满苦难，这幅画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点。我吸了一口气，看着自己对这幅画的反应，看着自己不愿意了解从古到今这样的事情一直仍在发生，也想到自己与他人的苦难时，不禁起了寒战。我看着这些强烈的反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一股悲悯与善意从心中生起。
在萨尔茨堡（Salzburg）停留的那段时间，我们喝了点阿尔萨斯酒，吃了一些蛙腿，买了几块印有农庄图样的桌巾，还参观了教堂。为我们服务的女侍开心地对我们说，下一次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她可以陪我们一同前往，因为巴黎的食物“très cher et pas bonne”——既贵又难吃。
回到德国，我们继续往波恩的方向行驶，沿途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落脚，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小镇。在这个地方，崔雅经历一件十分困扰她的事，也让我们朝着不可思议的方向联想。
第二天我们去洗了一次罗马——爱尔兰式的温泉浴，非常舒服的经历。我们被带到十个不同的温泉浴池，每一处的温度略有不同，这一连串的浴池温度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此可以产生最大的放松效果，然而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的五角星项链竟然不见了！我们找遍每个角落，询问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还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我的护身符，是我父母在我和肯离开旧金山前往德国的那一天给我的礼物。它是按照我画的一个图，请我们的好友罗塞尔用手工打造的。它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在德国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黑暗无光，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牢牢地握着这颗星，因为它，我不再孤独。我非常惊讶怎么会把它给弄丢了？一点迹象都没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我迷信的那一面，很自然地随着这个意外增长：难道我从此以后没有好运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不好的事要降临？这是否象征着我的“守护星”陨落了？
一整晚崔西、迈克和肯不停地安慰我。突然我想到了卡卢仁波切教我的观音菩萨观想法门。他要我观想诸佛菩萨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供养给它们；她们非常喜悦，把祝福如华雨般遍洒全宇宙。我也忆起了自他交换的观想。我把别人的苦难吸入体内，再把自己的善业吐出给别人。
以下是我用来去除执著之苦的观想练习：我把这颗五角星的美与幸运供养给众生。当我这么练习时，我可以感觉自己强烈的执著，执著于父母、那位打造项链的朋友，执著于得到项链时的情境和幸运的概念，执著于“艾斯崔雅”的原始意义。从这事件，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强烈的执著心，又因为它是一件颇值钱的饰物，执著就更强烈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观想着自己把它供养给众生，它的美、好运与治疗的功效，让每一个人都能获益。每当我因失去它而感到痛苦，或不自觉地伸手摸它而发现它不见时，都会做上述的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