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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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子，我的感觉突然改变了，自怜失去了它的味道，脑子里不断捶击的“癌症”字眼也愈来愈少。眼泪不再能满足什么，就好像吃了过多的饼干而失去滋味。肯打最后几通电话时，我已经平静得可以和他们讲话；这总比坐在沙发上像个涨得漏水的瘤要好一些。“为什么是我？”之类的问题被“现在该怎么办？”取代。
往事像静止的画面一幕幕缓慢、痛苦而鲜活地掠过。医院里打来了几通电话都是坏消息，肿瘤有两点五厘米大，也就是把崔雅列入第二期癌症的阶段。它们很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扩散，更糟的是病理化验显示，这个肿瘤的细胞极度分化不良（也就是说非常像癌细胞），如果有一到四的等级，那么崔雅的肿瘤应该属于第四级——很难杀死，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虽然每件事都像慢镜头一般痛苦地发生着，但每个镜头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及太多的讯息，因而制造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事情既快速而又缓慢地发生。我的脑子出现了一个打棒球的画面——我站在那里戴着球套，有几个人不断丢球给我，许多球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站在那里，带着傻傻的表情说：“喂！伙伴们！可不可以慢一点，让我喘口气吧……”坏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
没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任何好消息，这难道还不够吗？来一点希望之光吧？每一通电话打来，我都重新经验一次自怜，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打断心中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把这些消息视为实际的报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两点五厘米的肿瘤需要切除，它是会扩散的癌，而且肿瘤细胞极度分化不良。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讯息。
时间很晚了，肯去厨房泡茶。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那是无声而绝望的眼泪，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肯回到房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他坐下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我们不言不语，望着黑暗发愣。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六
我突然醒了过来，非常不安，这时应该是清晨三四点。肯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外面黑暗而寂静，从天窗可以看到星星。我的心一阵绞痛，喉头跟着紧缩，我在恐惧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抚摸右胸上的绷带，我可以感觉底下的缝线。我想起来了，我不想记住它，也不想知道；但是癌症在我婚礼后的第五个漆黑的夜晚唤醒了我。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几个小时前一个坚硬的肿瘤才刚从我的右胸部除去。
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我相信这是真的，但同时我又不相信。我不能让它进入我的头脑，这会让我在夜里睡不着觉。它卡在我的喉咙里，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它让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在这平静温柔的夜晚，它的声音那么大。肯躺在我的身边，睡得很沉，我可以感觉他的温暖和坚强，可是我突然觉得非常孤单。
不，我不能入睡，我的喉咙发紧，我的胸口剧痛，我紧闭的双眼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办？我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爬过肯的身体。屋子里很冷，我穿上浴袍，把自己舒适地裹在这份熟悉感中。现在是12月天，这所坐落于太平洋的房子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我可以听到穆尔海滩在黑暗中的浪涛声。我没有生火，只披着一条毯子取暖。
我清醒得不得了，独自一人和自己的恐惧相处。我该怎么办？我不觉得饿，不能打坐，看书又不太妥当。突然我想起护士给我的那包资料，对了，我应该读一读。这样似乎可以减少因无知而滋长的恐慌。
我蜷缩在沙发上，把毯子裹得更紧一点，不知道今夜有多少女人被同样严厉的打击唤醒？有多少女人心中正击打着癌症的无情鼓点！环绕着癌症这两个大字，我们的文化编织出无尽的影像、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和电视；它们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这两个字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必须摆脱它。虽然我对癌症知道得很少，但这些故事告诉我，它是恐惧的、痛苦的、无法掌握的以及神秘而强大的。没有人了解它，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或如何才能制止它。
这就是一直在我身体里滋长的东西。我打了个冷颤，像蚕茧一样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长久以来我每个星期慢跑12里路，我吃得很好，通常是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我一直规律地静坐、学习，过着宁静的生活，谁能了解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人会得癌症？
我坐在沙发上，腿上堆着纸张和小册子。我急于想知道更多，无知会助长我的恐惧，于是我开始阅读。某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肿瘤时，大小就像一个苹果，我的是两点五厘米。我读到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读到一些从未听过的癌症种类，还有手术、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资料显示某个百分比的人经过5年仍然存活，另外一个百分比的人死亡了，我将属于哪个百分比呢？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未知，这种在黑夜中的探索和战栗。我该不该准备活下去？或者准备等死？没人能告诉我，他们只能给我一些数据。
我继续沉潜于这些文字、照片和数据中，它们填满了我的脑子，使我不再想那些令人恐惧的故事。彩色照片中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与充满关爱的医生商量事情，另外有些病人和家属对着镜头微笑。不久便轮到我了，我也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数据。这些照片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只在我身上发生，多少人已经深深地涉入这场癌症的战争。
阅读安抚了我，今晚这些资讯就是我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发现我知道得愈多，愈感到安全，即使坏消息也是如此。无知令我恐惧，知识却能安抚我的心。真的，最糟的就是无知。
我爬回床上，紧紧靠着肯温暖的身体。他已经醒了，安静地望着天窗。“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知道。”
“孩子，我认为我们可以战胜它，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怎么办……”
就像崔雅所说，我们眼前的问题并不是癌症，而是取得足够的资讯。你所能得到的癌症资料，基本上都不属实。
让我来解释一下，不论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必须面对两个不同的实存。第一，这个人必须面对疾病的整个过程——骨折、流行感冒、心脏病突发、恶性肿瘤，等等。以癌症为例，它只是某一种特定的与医药和科学有关的疾病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它和是非、对错无关，就像一座山的存在一样。
然而，一个病人还需要面对他的社会或文化赋予那个特定疾病的批判、恐惧、希望、神话、故事、价值观和各种意义，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心病”。所以癌症不仅是一项疾病、一种科学和医学的现象；更是充斥着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心病。科学能告知你何时、如何得了这个病，你所属的文化或次文化却教导你如何形成心病。
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他们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得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疾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道附近的组织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经由性行为传递的。抗生素，尤其是盘尼西林，治疗它特别有效。
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意见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或不道德的。把淋病视为道德上的疾病，对病人而言是很大的惩罚。那些得淋病的人被视为活该，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
即使这个疾病被盘尼西林治愈，加在它身上的批判和诅咒，仍然吞噬这个人的灵魂：我是很糟的人，我不好，我很恐怖……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有关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这些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当社会把某种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在人们还不了解痛风是一种遗传疾病以前，它曾经被视为道德上的弱点。一个简单的疾病会变成充满罪恶感的心病，纯粹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同样的，当人们还不了解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发之前，结核病人通常被视为性格懦弱而被结核病菌逐渐耗尽能量。一个纯粹因传染细菌引起的疾病，竟然变成了懦弱的象征。更早一点的黑死病和大饥荒，甚至被视为上帝的惩罚，因某人牵连出集体的罪恶而遭到天谴。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因此每当遭受某种疾病打击时，社会立刻提供一些现成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让病人能了解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成了令人失望的人。这份由社会所造成的批判与失望，常会变成一种自问自答的预言：“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不乖。“你怎么知道我不乖？”因为你生病了。
某些疾病确实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或性格而造成的。心智和情绪对疾病而言绝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人们对一种疾病的真实医学原理了解得越少，这种疾病就越有可能被离奇古怪的神话所包围，也越有可能被社会视为是由于病人的性格或道德缺点造成的；同样，它就越有可能被误解为是灵魂疾病，性格缺陷，道德沦丧。
现在，当然有很多案例证明道德缺点、意志薄弱（例如拒绝戒烟）或者性格原因（例如意志消沉）能够直接导致疾病。精神和情感因素当然绝对能够在某些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社会试图通过谴责灵魂来解释疾病的简单例子。
如果你得了癌症，首先你必须了解，你所能获得的一切资讯都是神话，因为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解释癌症的起因，也无法治愈它。医学本身已经被大量的神话和误解所感染。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癌症学会在一份全国性文件里声称：“半数的癌症，现在都可以治愈。”事实却是：过去的40年里癌症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即使医学界引进了更进步的放疗、化疗和手术。只有血癌是令人欣慰的例外，霍金氏病（Hodgkins）与白血病采用放疗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剩余的癌症中2％的病患存活率增加是因为发现得早，其他的癌症存活率几乎丝毫没有提升，乳癌的存活率比以前更低。
其实医生们都知道这项统计数字，但很少有人承认，彼得·理查兹很坦诚地告知崔雅和我：“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的癌症统计数字，你会发现我们的治疗没有一项增加了病患的存活率。当癌细胞进入你的身体时，它已经写上日期，也就是你将死的那一天。我们有时可以把间隔期延长，但是无法改变死期。如果你的癌细胞期限是5年，我们可以让你在这5年内保持无病的状态，但超过5年，我们的治疗便无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癌症存活率无法改善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生化基因上产生重大的突破，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这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许多正统医生给你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都充满神秘体验论，仅仅因为他们不得不既扮演医生又扮演牧师，扮演你的疾病含义的诠释者。他们支配的不只是科学同时还是宗教。听从他们的治疗方法你就会得到拯救，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你就被诅咒。
那么医生到底能做什么？他知道他的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基本上并不真的有效，然而他必须有所为：既然无法控制这个疾病，他只好控制病患的心病。也就是指定某种治疗方法，让病人觉得医生十分了解这项疾病，而且只有他指定的方法才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即使医生知道化疗无效，他仍然建议你采用此法。崔雅和我大感惊讶，但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维克多·理查兹（彼得·理查兹的父亲）医生写过一本非常受重视有关癌症的书《任性的细胞》（The Wayward Cell）。他花了许多篇幅说明化疗为什么无效，接着又说明即使如此，化疗仍然该被采用。为什么？“因为化疗能让病人维持正确的医疗方向。”但老实说，它也阻碍了病人寻求其他的治疗途径。
这根本不是在治疗疾病；这是在治疗心病——医生企图控制病人对疾病的理解以及他可能寻求的治疗种类。某种治疗也许对疾病无效，但对心病却有效，也就是它可以引导病人听信某个权威和接受某种医疗。
我们有一位好友得了晚期癌症，她的医生建议她接受另一种非常强烈的化疗，如果照他的话做，应该还可以活12个月。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接受化疗，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14个月。”再度建议她采用化疗。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这显示出我们是如何全盘接受正统医学的解说和对心病的“治疗”。
我并不是在责怪这些医生；他们在病人热切的期望下，同样感到无助。我从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