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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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住四楼，那天风很大，门被风吹得直响。我一害怕就找东西，房子里除了书就是桌子，什么也没有。我拿什么去打呢？就看到一个哑铃，是我们平时锻炼用的，我就用哑铃去打他的头。他的头出血了。在我拿起哑铃向他打去的那一刻，他一下清醒了，就想来抢我的哑铃，这样我就更害怕了，被他抢走了，我就没命了，所以，我就又打了两下，把他打死了。反正我自己也逃不过了，放了他是死，不放他也是死，而且我自己想死的念头也是很久的了。以前我也自杀过一次，割自己的手腕，但是没有割得太深，医生讲：“如果你割得再深一点，你就没命了。”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向他表示一下。等我把他杀死了以后，我就想到了死，因为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我想跳河去死，可是我又犹豫了，我想我是去跳河呢？还是要去公安局自首？为什么要自首呢？因为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在他手里有一封信，别人都知道了，我要证明这孩子是他的，而不是我跟别人的。最后犹豫来犹豫去，就到了天亮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后来到了天亮之后，我也不可能去自杀了，天亮就有人在河里捞沙，我又不想一跳下去就又被人救起。
孩子醒了，喊他爸爸，我过去叫他不要喊，他不听我的，所有造成我心理压力大的就是这个孩子。因为当时他喊的时候，恰恰是我拿哑铃打他爸爸的时候，正是他爸爸头上出血的时候，但是他还没有死，这里的还没有死，那边的又喊了起来，外面马上就会知道。我当时感到是晴天霹雳，拿在手里的哑铃没有放下，就走过去向孩子的头上打去，那时我真的是丧心病狂了。如果我平时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不好，那么，现在我还好过一些。可是，我们平时关系挺好，现在我有口说不清。如果他不醒的话，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我把他也捆起来了，把他的嘴也封上了。但是孩子把纸咬断了，开始我用手打他，他不怕，我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实际上我这里杀了人，我肯定是要死的。我去自首，也是希望他们快点儿杀了我。
我决定去自首可我不知道公安局、法院在哪儿？也不知道应该是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我想公安局是抓坏人的，我已经杀了人了，已经是坏人了，就不用去公安局了，那么我就去法院吧。因为是周末，法院不上班，我就问人家：“谁值班？我有事要讲。”人家说：“你有什么事，下个星期再来，我们今天休息。”后来我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只好去公安局了。到了公安局我就说：“我是来报案的。”他们请我到里面去，我还带了些洗头洗澡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他们也没有看出我是个杀人犯，我当时穿的衣服都是短袖的，他们看到我遍体鳞伤，因为4月份他打的我，到了6月份还没有好呢。他们问我：“你报什么案？”我说：“杀人案。”他们问：“谁杀人了？”我说：“是我。”他们问我：“在哪里杀的人？”我说：“在家里。”我把钥匙给他们，他们打开房门看的。反正我是想死的人了，我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别人讲公安局会打人，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只想快点儿死了算了。所以我连家里都没有告诉，什么后事也没有交代。
因为我自首了，肚子里又有孩子，所以法院没有判我死刑，给了我一次再生的机会。对家里人来讲，我没有被判死刑，是个安慰，对于我自己来讲，真的是比死了还要难受。因为我的身体很差，别人也会说：“你很坏，把别人的孩子打死了。”我被判无期徒刑，又经过了3次减刑，现在还剩10年刑期。我今年已经38岁了，从我的事情我得出了一个感觉，人做事不能太过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结合了都是要为对方着想，不能相互欺负。我的事出了后，有的人就说：“我以后要对我老婆好一些。”确实是这样。当时，我真的绝望了，精神都要崩溃了。现在我惟一负罪感很深的，就是对那个孩子的死。说句老实话，如果我不和他结婚，我凭空想象不出男人会用什么办法来折磨自己的老婆，我绝对想象不出这些，他对我有精神上、肉体上、性生活上的种种迫害，而且最不应该的是他对我的迫害表现在让我一次次地流产。他对我说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我认为，一个女人的名声、清白超过了生命。
那一年我只有31岁。刚进来时，许多人采访我，狱里还要我上电视，我很听话，从不拒绝。后来我了解到，我也有权不讲这些，所以我也拒绝过一些人的采访，因为每一次都是在揭我的伤疤，使我再一次体验到以往的痛苦。这次你们来就不一样，你们是为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为妇女讲话，不是猎奇，所以我愿意再讲自己的过去给你们听。我觉得，像我这样逆来顺受的人，现在真是没有几个了。我个人的条件不错，又不是找不到人，他这样欺负我，算什么呢？那时我就是觉得以诚待诚，总能换回他的真心。开庭时，法院问我是不是请个律师，我说我不请，我要自己说，我只想讲真话，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就行了。当时，这次流产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想死在手术台上，我说：“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受害者的家属出不了气，你就直接把我拉去枪毙就行了。”知道我不同意流产，他们喊来了9位领导跟我谈，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说：“你如果不流产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们评先进就评不上了。”我想国家和政府从没有亏待过我，就同意了。可是流产手术也没有做好，出血出了一个多月，我个人的半条命都去掉了，非常受罪。
现在我反复思索，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大专毕业是1983年，人们给我的评价是很高的，从我的相貌、我的才华，我都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总在想，当初我应该走哪一步，就不会让事情恶性发展下去？对我来讲，杀只鸡、杀个鸭都不敢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去杀人？还不就是给了对方一个总是折磨自己的机会吗？我觉得千万不能这样，对方已经是这样了，那么自己就不能太软。我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对我说：“你白天打不过他，那么你晚上趁他睡着了，就不会打他吗？”他总是打我，又要强迫与我过性生活。我就曾经向学校提出过，要求学校分我一间小房子分居，这个房子不要大，只要能放下一张床就行了。但是学校不给，对我说：“我只要给你一间小房子，那么你丈夫就会说我们支持你们离婚。”学校就是怕他。后来我出了这个事，我们学校的校长给撤职了，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跟他们的软弱有关。他长期打我，作为校长应该从行政的角度去干预他，给我们找个能分开的地方，那么他也不可能去打我，我也就不可能干出那个杀人的事情来，真的是和他们有关系。
1997年我看报纸，是有关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报道。我真的很高兴，现在的妇女终于不会像我以前那样，遭受到了家庭暴力而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受到了虐待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自己的男人对自己不好，总是感到是自己的命不好，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也改变不了自己遭受打骂的命运。以前，他晚上打我，我就哭，第二天早上眼睛红肿地去上课；有时我在家受了委屈，讲课时，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还说我的课讲得好，我带的班学生的英语水平都是很高的，现在我的脑子被这件事搞坏了，许多词（英语单词）我都忘了。我出去以后凭英语吃饭也不行了，找工作挺难，英语的发展我也跟不上了，干别的活儿我身体又不好，力气活儿我干不动。我心里很悲观，以后再走教书的路是不可能的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更富强了，对失业没有工作的人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都能吃苦，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承受能力也强。本来我在外面就是那种不看重钱的人，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所以出去对生活的要求也是很低的。点评：
丈夫为什么要对妻子施暴
薛宁兰李一凡，这个曾为人师表、在教学上取得过优良成绩的职业女性，与其他口述个案中的受暴妇女一样，最终也走上了杀夫、甚至杀子之路，其背后隐藏着许多这类案件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在本书其他口述个案的点评中已经提到的，“家庭暴力会出现在任何家庭，它与施暴人、受暴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在暴力发生的初期，离婚是摆脱暴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受暴妇女一味地忍让，只能使暴力升级”，等等。李一凡的受暴经历，还向我们展示了家庭暴力（配偶暴力）这个跨国界、不分民族的世界现象在当今各国依然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或者说丈夫为什么要对妻子施暴，人们有很多解释：有的人说，那是因为女方有过错，或好吃懒做，或太唠叨，甚或在外面有了情夫；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男方“天生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控制不住”；更有人认为，施暴男性从小生活在暴力的家庭中，长大后就用他所习惯的方式解决家庭问题；等等。针对男性施暴的原因，瑞典社会学家艾娃·拉登格雷恩认为，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才能找到更为深刻的原因刘敏：《她看家庭暴力（下）》，《中国妇女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她所设定的问题是：“男人通过对妇女的暴力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丈夫们从对妻子的暴力中获得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暴力控制了妻子的行为和情感，控制了她们的交往，从而使自己成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通过控制女性，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立，这是当今许多文化所赞扬、肯定和崇尚的。因此，家庭暴力的实质，就是一种控制，是男性为了达到对女性的控制而采取的手段。可见，正是男权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包括家庭关系）促使了暴力的发生。
李一凡第一次挨丈夫打的起因，恰恰说明了这点。与她同为教师的丈夫，不但不为妻子精湛的业务技能自豪，而且害怕妻子比自己强，怕她一旦到了南方就驾驭不了她，当不了他的老婆。所以，他不但阻止她到那里工作，而且，开始了对她的殴打、性虐待，以及社会交往的限制。在南下不成后，李一凡就应当有所醒悟，而不应为了落个“好名声”，一味地忍让，努力维持这种无爱的、充满暴力与算计的婚姻；对方也正是抓住了她好面子、怕离婚的弱点，开始变本加厉，经常打骂她，对她进行性虐待，以至于有恃无恐地编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面对铁窗，李一凡除了以泪洗面，也反复思考着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就是给了对方一个总是折磨自己的机会吗”？现在；她对这场暴力悲剧一步步升级的个人原因，对待再次离婚的态度，以及对如何建立平等夫妻关系的看法，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她在成长，在进步。但是，这种收获是用两个人的生命和她自己的幸福、自由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为了不让李一凡的悲剧重演，除了依法防止家庭暴力事件，建立
叙述人李彦平
访谈人范爱莲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丁宁李彦平，40岁，初中文化程度，入狱前是某钢铁厂工人。刚一结婚她就发现丈夫打人，她想离婚。她找过自己与丈夫的领导，找过居委会，求助过家人；她曾向法院递交过离婚起诉书，曾带着孩子出走过。但是她始终走不出暴力的阴影。婚后第13年，她终于不堪忍受丈夫残暴的殴打，奋起反抗，用西瓜刀捅了丈夫21下，结束了她久久不想忍受的婚姻生活。她很惦记在孤儿学校读书的两个儿子，只恨自己以前不懂法，造成了千古遗恨。
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我跟我丈夫是1983年4月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都是钢厂工人。我跟他搞对象时，岁数小，才19岁。毕业出了校门刚走入社会，也不太懂得什么。参加工作了，父母也说，太小，别过早就谈恋爱。因为家里兄弟姊妹也挺多，一共6个，女孩多，姐妹5个。我父母对女孩管得挺严。但是，自己还是冲动了，过早地谈了恋爱。我觉得过早地谈恋爱跟以后发生的事有关。因为毕竟还是个孩子，心理还不健全，所以我挺草率的吧。那会儿我丈夫没有父母，21岁那年，我就跟他登记结婚了。厂子里也挺照顾咱俩的，他是孤儿，也就同意咱俩结婚了。没有孩子那会儿，感觉还可以吧，一般吧，不算太和谐。反正结了婚，就这样过吧，一个女人结了婚，再离婚，总觉得不体面。得了，反正他就是好喝酒，别的嗜好也没有，就将就过吧。到1984年就怀孕了，（一胎）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男孩，今年都17岁了，现在在孤儿学校。等到34岁，我们共同生活了13年，也就出了这个事了（指杀死丈夫）。到现在我也挺后悔的，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就是喝酒打人，喝了酒就打人。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他好喝酒，那会儿觉得优点能战胜缺点，还是好的地方多，但是可能还是我有孩子后，忽略了对他的感情，我也常常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我怎么不爱你呢？”我说：“那你为什么喝了酒就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