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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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台上他比我唱得好，并且显示出他的管理才华，可是这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走穴”界是另一个天地，是社会的暗流。电影界仍然对他不承认甚至抱有敌视，准确地说是蔑视。
人们听了我对陈国军的评语莫不一撇嘴唇，觉得我言过其实。他们的态度掩饰不住当然也没有掩饰，清清楚楚写在脸上。这就是陈国军的悲剧。这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自始至终，社会和舆论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原谅他。他为他的离婚，准确地说是为了爱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现在就做导演？
对，拍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主意给陈国军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长时期窝在屋里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我知道他能作导演，他也相信自己能作导演，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我们就拍这部影片作为开头。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
我马上去找钱。陈国军立即着手准备，新的马拉松又开始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干。不管它，先把所有的事放在一边，只为这一件事努力。
我碰到人就说这件事，碰到人就说投资的事，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上百遍，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在香港、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新加坡……
那时，我作为第一个被海外观众所认识并接受的大陆演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十分红火。我的朋友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只要我出外访问总是受到最隆重的接待，我可以在前面买东西后面有的是人为我付帐，我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二十几个大皮箱。
于是我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身上穿着名牌时装，貂皮大衣，挎着名贵手袋，却囊空如洗，兜里甚至没有“打的”的钱。
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人，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作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地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时常是那些追求者开着车陪我逛马路，为我付钱买东西，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却在车上大谈特谈陈国军以及陈国军要拍的电影，为陈国军买东西让那些追求者付帐，伤透了他们的心。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在香港新华社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
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五百万以内。”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一百五十万！”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勾，表示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我不敢松懈，继续联络。我联络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许敦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孙长城，还有深圳蛇口都乐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敬重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他们都表示要支持我。一个月后，我作独立制片人拍摄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合约书，在深圳蛇口签定。这件事初战告捷。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解放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作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哪怕是用我过去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都是愿意的！
“无情”的“情人”
可以这么说，《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是我一生所拍影片中最艰苦的一部。它的艰苦程度超过我拍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也可以这么说，做《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使我在经营、管理、与人相处、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保证拍摄正常运转，独立承受资金风险及保证投资的回收等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是日后我办企业当老板的第一所也是最有效的实践大学。
但在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这次的台球桌上，我要打的是另一只球。一个人假设他经历了一桩重大的事件，克服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他就会在心理上思想上成熟许多。
《无情的情人》影片从开始设想到最后枪毙不让放映，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好比是当年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扔进炼丹炉，多酷烤一天便多凝炼一层，直到最后成了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我曾经很爱掉眼泪。在小的时候屁大一点事情便眼泪汪汪。待积少成多后再眯缝着眼睛一眨，大颗大颗的泪珠就像珍珠断了线滚落下来，惹得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怜爱不已。
后来大了一些偶尔掉眼泪，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也能起到惊人的效果。
再后来随着环境的改变，眼泪只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吝啬，不说眼泪往肚里流，至少已是“女儿有泪不轻弹了”。
现在一天之内我由被人宠惯了的明星摇身一变为独立制片人，成了大家的阿姨、领导、中心、决策者，可以说再也没有掉眼泪的资格了。
不是说你不能掉眼泪，法律也没有禁止你，可是掉眼泪没有一点用处这是肯定的。相反会让别人笑话，使周围的人对跟你干事、受你领导没有信心。你得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乐观主义的风格去鼓动别人、激励周围。
《无情的情人》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七年创作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发表在北影刊物《电影创作》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导演都想拍摄它。
十年以前，北影导演李文化曾组织过摄制组要拍摄这部影片，由我和张连文担纲主演，分镜头剧本都写好了，又不知为了什么下马了。正是那时使我得以知道这个剧本，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个敏感的题材，回想起来，当初选这个剧本作为陈国军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有些轻率、盲动了。
在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当时，我们想不到这么多，年轻的我仍然存在着几分纯真的心理。艺术至上的观点一直占了主流，我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我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做任何事都不能脱离政治，你想远离它，它会来找你，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血的教训，可是一切已经晚了。我已经交付了昂贵的学费。
不过，我还是明白事情得悄悄地进行。如果还没拍好就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这部影片就肯定拍不成了。首先得让它成活。我们找到了剧本的编剧徐怀中，很顺利地得到了他的支持。
然后开始改编剧本。改掉原剧本中敏感的部分，使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家族复仇的题材。这当然非常非常可惜，可是没有办法。
陈国军开始发挥他的才华。他把剧本改得很精彩并且惊心动魄。我忙着组建摄制组，做好后勤工作。
摄制组的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影厂各个车间。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厂中北影是当然的“老大”，厂里的职工都是全国各地抽来的精华。谁都知道，在北影当导演是最不容易的。
别说是第一部上戏的小导演，就是凌子风、谢铁骊、张水华这样的大导演，对摄影、美术、道具、服装各部门都得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绝不能颐指气使。据说，北影一位女导演第一次拍戏，师傅们都不听她的，动不动就给她脸子瞧使拍摄困难重重，最后这位女导演当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干什么要来当这个导演！”
陈国军当导演就更不消说。他来自长影，又是年轻人，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基础，虽然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在一起合作，可是骨子里不可能服气。组里的进展及安定团结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只要陈国军讲话有一丁点不准确就有人当场顶撞他，每到此时总是我堆满了笑容藏起我的“骄娇”二气出来打圆场。差不多每次总是以陈国军的忍让为结束，我开始体会到作导演其实很可怜。
为了联络感情我用宝贵的“日理万机”时间来陪师傅们打麻将，连撒娇带哄十八般武艺用上拖着摄制组转动。
往日心高气做、咄咄逼人的刘晓庆无影无踪。不消说我从心里感谢大家能够来帮陈国军的忙。在电影界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电影拿到过一分钱的报酬，由于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决定改革，在组里实行片酬制。
我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全是自己心想而成。合同里写上报酬多少，补助多少，工作多少天以及惩罚条例等等。我知道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合同里写上要严格保密，并要求每人签字，我签字，盖上摄制组的章，再妥善保存。
可是事实证明我这样做似乎早了些。我没有想到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气候、土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人还没有这样做的心理准备。
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
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
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快快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
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无情”的“情人”2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