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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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电影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记不清了。我是明星吗？
事实摆在面前：这么多炫目的光环，这么多的污泥浊水、重重苦难。哦，电影是一门多么残酷的事业啊！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十分飘飘然的时刻，在我的少女时代。当我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人们一见我便叫我“甜女”的时候，在我拍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一出门满大街人叫“刘晓庆”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有权威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时常看任何电影杂志，观赏任何歌舞表演，或是坐在放映间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从事电影这个艺术王冠上的明珠这一事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豪”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也是在那些时刻才真正深切领会到的。哦，当时的我是多么陶醉而怡然自得啊。
我想，每一个成功者都经历过我当时的过程。
从影近二十年，看到银河星空无数璀璨的明星殒落，有些只划过一道闪电便瞬息即逝，才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后背直出冷汗。
失败的考验固然严峻，经得起成功考验的人更少。能够从跌倒处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再继续前进的比经得起成功的概率要高，甚至高得多。
年纪轻轻由于过早成功，背上了包袱或是被社会定了型或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是很难再超越以前或是觉得已经足够而“范进中举”的大有人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扼杀。
尤其在电影行业，绝大部分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是不能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剧本的。有一个拍片机会已十分难得，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出异议。也许第一部戏的角色并不是他（或她）的所长，只是勉为其难而已。稀里糊涂地努着劲拍完了第一部戏，凑巧由于导、摄、美等各方面配搭十分出色在精致的包装下得到了成功，于是各种赞赏、各种荣誉便迅雷不及掩耳地滚滚而来。刚开始还怀疑自己是否真如大家所赞誉的那样高与天齐，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泡在一大堆逢迎动人的词藻当中，就成了“三人威虎”的故事了。
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吗？
某甲从街上跑来，告诉某乙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某乙大笑，根本不信。又跑过来某丙，告诉某乙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并且色泽斑斓。某乙将信将疑。又跑过来某丁，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某乙大惊失色，扔下背包行囊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三人尚且就能成虎，那么百人呢？千人呢？上万人上百万人呢？岂不是飞沙走石、山走路水倒流？
那些成功者都是涉世之初，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也没有抵抗力，于是自己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伟人了。甚至比大家认为的还要出色，还要不得了，也就把第一部也许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当成了自己的所长，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她）们不敢超越自己，不能否定过去，深怕砸锅，唯恐失败，只有接二连三地重复，直到观众狠狠地将他《她》抛弃。而实际上，可能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没有发挥，真正成功的时刻还未来到便彻底完蛋了。
还有的成功者，侥幸在一部戏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社会及电影界便蜂拥而上，抢先将他（她）定了型，只允许他（她）演同一类角色，不认可他（她）的创新，于是也将一些真正的天才扼杀。
一九八零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
当时的中国电影与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那时，电影是中国老百姓唯一的一项文娱活动。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没有舞会，没有生意从而也没有钱赚，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电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电影整整停止了十年。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新一代的电影演员，我们都来自四面八方，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纯属“在野党”。可是电影，作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独霸天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在当时实实在在地拥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影、不喜欢电影，我们的作品占据了中国老百姓相当部分的时间，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之前，“百花奖”只举行过两届，“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百花奖”的活动，而“金鸡奖”还没有诞生，作为中国电影唯一当然也就最有权威的电影奖评选覆盖了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
印有选票的那一期《大众电影》被抢购一空，《大众电影》编辑部专门重印了几次也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专门就他们手中仅有的几张，甚至是一张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展开几天到一周的讨论，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成了举国上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而我当时拍完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并且已在电影圈及全国范围内放映过了。
根据“百花奖”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具备评选的资格。这么说，我有三部影片，也就是有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了。
有消息说，我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热门人选。而我的几部影片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众口一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发室，每天观众给我的信件、邮包堆积如山，我不得不用麻袋去装。天天到北影来找我签名的、找我要照片的、向我表示崇拜的、爱慕我的、想跟我谈恋爱的、抱着被子蚊帐来跟我结婚的等等，络绎不绝，使传达室的大爷烦躁不堪。
而我只要在北影厂区内行走，处处都看得到以汪洋厂长为首爱才如命的北影人给我的春风般的笑脸，他们不管跟我熟不熟是否跟我见过面，都会停下来对我说；“你演得很好。”“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自己本身呢，正是处在腾云驾雾的时刻。虽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与丈夫的家庭关系不算和睦。
可想而知，我对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怀着极大的憧憬及向往，并且在内心深处，下意识地存着捕风捉影的希望。
电影真是残酷的事业2
我天天向《大众电影》的一位摄影师——我认她为我的内线，打听选票的情况，我得知她们为拆选票，编辑部的员工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辛苦备尝。
她告诉我，我的选票与另一位演员不相上下，编辑部的人都说我们俩之间谁没有得奖都怪可惜的。我提议她选十张票作抽样调查，拜托她第二天将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等不及我打了电话给她，她告诉我已抽样过了，在这十张当中我的选票要多一张，我欣慰了一些。在煎熬之中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告诉说我的得票遥遥领先。
那时，我已结了婚。我和丈夫住在平安里的一个又黑、又暗，没有自来水也没厕所的阴暗平房里。丈夫的父母住在和平里中央乐团宿舍，两位长辈都是中国音乐界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平时我们在小黑窝里住，只礼拜六晚回他父母家。
在离他父母家不远，《中国电影周报》的总编李文斌（当时他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住在那里。我还未调到北京，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几个朋友，李文斌一直关心我，他的家离我公公、婆婆家又近，于是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自然“百花奖”是我们唯一的话题。他和他夫人一起替我分析形势、预测结果。我每次都提供一些新消息，然后再车轱辘似地重复我的问题、担忧及信心。我们预测的结果有喜有优，而喜通常占了多数。
当我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八楼，横冲直撞闯进他家告诉我得票遥遥领先的消息时，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喜出望外，而只是平静地说：“那就好。不过你得不了最佳女演员奖也没有关系，你的《瞧这一家子》还可以得最佳配角奖嘛！”
什么话！我当然要得就得最佳女主角奖，因为《小花》、《婚礼》我都演得好。《瞧这一家子》虽然也参加评选，可是我在里面饰演的张岚全片一共只有二十八个镜头，根本没有得奖的可能。再说当时“百花奖”也不分男女配角，配角奖只有一个，不像最佳男女主角至少名额多一个，得奖概率太低了。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心中继续对最佳女主角的追求。
我的丈夫及他的全家比我还要操心。尤其是丈夫的父母，疼我、关怀我甚至超过他们的儿子。
我和我的丈夫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个年代，虽然时兴自由恋爱，但我不想找电影界的同行，于是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王立。刚见面他吓了一跳，说我的脸比桌面还要黑，因我头一天才从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外景地回来，后来耐着性子与我相处，竟发现我是上帝专门为他创造的。于是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交待了我们交往的情况，当然把我大加赞誉了一通。他的母亲接了电话，听完儿子唾沫星子乱溅的报告，停顿了几分钟后问：“儿子，你打算去四川吗？”因我当时还在四川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调到北京。儿子也停了片刻说：“您还是先见见再说吧！”
几经说服，终于在一天我去了他父母家。心中并没有怀着“非他不嫁”的信念，我自然、青春、活泼，谈吐之间也许透着几分才华并且还有点儿横溢？
总之我山南海北侃天侃地神聊了一通，约一小时后，大大方方告辞了他的父母，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南海长城》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刘晓庆，电话！”远远地有人在喊。
我走出房门，绕进过道，抓起那仿佛在世界另一端的公用电话
“你知道我父母对你怎么评价吗？”听筒里传来他激动的声音。他是学钢琴专业的，时时处处都十分激情。
“我不知道。”我说。尽管心里一边想着我是嫁给你又不是嫁给你父母，一边出于虚荣再加上好奇我仍然竖起耳朵听。
“他们说你是五分！你听见吗？”
……听见了。”半天我说。
“我刚回去，我妈电话就打过来了，第一句话就说：‘儿子，听着，你找了一个五分！’你懂吗？五分就是满分！我父母对你满意极了。”
“我懂。”压抑着心里那份得意之情我说。“那我不能调到北京怎么办？”我问他。
“我父母说了，‘不用担心，她自己完全有能力到北京来工作的！’”
那以后，几乎每周我都去他父母家。《南海长城》放映了，我更成了他父母以及全家的骄傲。知道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他父母处，时常有他父母的同事等在那里要“参观”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周六，中央乐团宿舍停电，有几位叔叔阿姨已等了好半天了。由于又去李文斌处讨论“百花奖”的事，我到的时候天已全黑。摸着黑走进屋内，刚刚与他父母打了招呼，就有人手忙脚乱地找蜡烛。几根蜡烛全都点亮，大家把它们放在一起向我靠拢，所有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只听见全体发出惊叹之声：“喷喷、太漂亮了！”“跟她婆婆当年一个样！”
丈夫的妈妈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同时更著名的是公认的美女，我瞟了婆母一眼，心中不敢受之当然。选演员时就是觉得我形象不过关才左试镜右试镜，都下汕头体验生活一个月了北京还在选演员，化装室里化装师评论我额头高、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等等缺陷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内心里实在是觉得不可能比婆母更漂亮的。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赞美，两位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一边听一边插话，夸我的话来得比大家还多许多。以前未结婚时总听别人说婆媳不和，婆婆虐待媳妇、打骂媳妇什么的，结婚以后发现才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这么说，两位老人是天下最善良、最优秀、最有教养的长辈之一，直到如今我仍然十分想念他们。
那时候文艺界时常放映“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其实就是外国影片，不许公开放映但允许文艺界内部观摩学习。
中央乐团也时常有票。
只要一有“参考一票，他父母一定给我们，假如只有一张，肯定是给我。每次都是丈夫陪我去，我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坐在门口一边吃冰棍一边等我看完了出来。
和丈夫离婚之前，我到他父母家去哭诉，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添油加醋带渲染地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说完了我的委屈后，他父亲对他母亲说：“听听，这就是你的好儿子！”
此次“百花奖”的评选，他的父母比我还要关心十倍。他们理解我正处于上升时期、奋斗时期，这次“百花奖”评选对我来说无异于是“鲤鱼跳龙门”，是我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我调进北京的开门钥匙。
“百花奖”颁奖大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得奖的呼声越高，我越忐忑不安，我的心里开始“倒计时读秒”。
许多重大的时刻往往都从毫不起眼、平凡普通的环节开始。
这一天，我在北影放映室看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神秘的大佛》样片。这是“文革”后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片，而我、葛存壮等演员们都从没有拍过此类影片，争强好胜的我为拍武打动作摔得遍体鳞伤。几天前练习武术，我从站在地上的教练头上鱼跃过去再翻滚一周，跳了两次都成功了，第三次为了动作更漂亮更潇洒我过早弯了膝盖，结果在翻滚时膝头擦到左脸，左眼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片淤血，成了一个“乌眼青”。
“乌眼青”和摄制组的导、摄、美、演员们一起坐在放映间里，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银幕上正放着样片，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放映间里鸦雀无声。只有我过几分钟不得不换一种姿势，椅子随着我缓慢而迟钝的动作嘎嘎作响，我身边坐着《大众电影》的总编崔博泉。
崔博泉是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一生都从事电影宣传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