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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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那么回事。豁出去也是死，豁不出去也是死。还不如豁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或许还有转机。总之我不能坐以待毙。在绝境中求生存这种事我过去干过并且成功了好几桩了。
“芙蓉镇”－－－我和姜文
呵！《芙蓉镇》，“芙蓉镇”。现在的芙蓉镇已名闻遐迩。
想当初是只有一条街，与世隔绝，没有书报。没有电视的一个封闭的小镇——王村。
是我们在那条街上搭起了胡玉音的新屋，搭起了王秋赦的小楼，我们在那条街洒上人工雪扫街，在那没有人知道的小镇上诞生了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卡罗维发利大奖、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美工师……一连串中国电影工作的佼佼者相继从那条小街走到领奖台上，王村随之也变成了“芙蓉镇”，原来的名字已渐渐不大提起，被人遗忘了。
芙蓉镇，现在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地点了。王村——还是叫这个名字比较亲切，现在的王村大约开了至少二十家“刘晓庆米豆腐店”吧？
每一个店都标榜它的正宗。不知这个正宗是出于什么？是出于我的首肯？还是出于我的手艺？还是我想不出来或是想不到的其他？
在我“卖”过米豆腐的屋檐下，在我“扫过街”的路旁边，在我“挨过斗”的胡同里，都贴上了招牌，王村人在心里刻下了当年我们创作的痕迹。
好多朋友都开玩笑地说：“嘿，晓庆，你该去收名誉费了，他们到处都在用你的名字赚钱！”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假设我的名字还能对王村人有一点用处，假使能因为我给王村带来富裕和繁荣，那就算我对王村的一点心意吧。这或许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哩。
在去《芙蓉镇》组的火车上，我和谢晋导演坐在一个软卧包厢。我问他：“谁演男主角秦书田？”
谢导演说：“姜文。”“谁是姜文？”我诧异地问。
秦书田这个角色很难演，在戏里举足轻重，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的对手戏，这个角色直接关系到我的角色的成败。
过去每到一个新的摄制组，男主角的扮演者大都是当红影星。这个姜文，好像还没有听说过。
“姜文是戏剧学院的尖子，是五分当中的五分。”打断我的思绪，谢晋介绍说。
后来在拍摄中，“五分当中的五分”是谢晋经常用来夸奖姜文的话，为此我时常跟姜文开玩笑，见他就叫“五分的五分！”
“姜文多大了？”我问导演。“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我一下子惊呼，“那我怎么演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谢导说。
扭头看着窗外，心里一阵阵犯愁。小说里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应该是四十岁出头的人，因为剧情规定我扮演的胡玉音要比他小得多，这下子弄了个小孩来，那还有什么劲？我肯定找不到感觉。
突然一下我都不想拍这部戏了。想起过去拍摄影片《原野》，本来自己年轻就不大懂，开始扮演影片男主角仇虎的也是一个年轻演员，拍了一百多个镜头，我们两个楞头青放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演，他也不知道怎么演，结果越演越糟糕，演得我们都没有了信心。后来换了杨在葆，情形就大不相同。杨在葆成熟，阅历深厚，经验丰富，给我许多帮助。可以说我的角色金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
我是学音乐出身，拍电影搞表演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我深深认识到，表演是学不来的。一是靠天赋，二是靠理解。表演技巧其实是可以掌握，可以练习提高的东西。而真正表演水平的高低及角色的深浅来自于对人物理解的透彻与否。
就像是写文章，中国字也就那么些，并不是会写字就可以成为好作家，而是在于怎么运用这些大家都认识、都会写的文字组织出一篇有深度、有观点、有主张、有个性的文章来。在这其中，创作者本身的经历阅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你碰到好剧本的时候，由于年轻，生活不丰富，不能深刻理解你所扮演的人物内心世界，也就刻画不好你的角色，而当你思想成熟了，翅膀长硬了的时候，又失去创作的机会了。
我自己的许多影片都是如此。想起前些天陪朋友看《原野》，朋友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我则是一边看一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记得当时拍摄时由于自己年轻，许多戏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演，只是懵懵懂懂地弄了个大概。现在越看自己的表演越觉得那么浮浅，那么表皮，那么不精彩，真恨不得重拍一次。但是，花金子这个银幕形象对于我是不会再来了，换句话说，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二十二岁的姜文要演一个老右派！怎么可能！我还得在电影里一口一声叫他“书田哥”，肉麻不肉麻？别说演，我一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真是给我的一个“下马威”。不大有劲吧？
到了摄制组，大家都欢呼雀跃。因为我去美国办影展，全组一直在等我，今天女主角终于“千呼万唤始到来”，怎么不高兴呢？
照例是与大家一个个见面。演员们一个个“出场”。我像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里的卫队长，每跟一个演员握手就盯着他的脸看，和我脑海里的戏中人物相对照。
嗯，这个胖了点；哎呀，这个瘦了些；这一个，简直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突然听见谢晋在说：“这是姜文。”我赶快定睛一瞧：哇——一个中年人！
找不出二十二岁的痕迹，头发乱七八糟，留着几根鼠须，瘦尖脸、小眼睛，乍一眼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整个一个“自来旧”。看他那模样，别说演“书田哥”，演“书田叔”也行。
我心里一下子放心了许多。心里说姜文烂眉烂眼的；倒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差不多。
接下来演员们做小品，我坐在谢导旁边看。别看他们名不见经传，可一个个都相当有才华，我暗暗告诫自己可不能掉以轻心。这时候好比是棋逢对手，喜欢挑战的我，一卞子精神抖擞。
我和演员们开始相熟起来。
组里一共八个演员，每个角色都独立成章。
刚开始不拍我的戏，谢晋说我刚从美国回来，怕我带了一身的“OK”味。
于是我每天穿着胡玉音的衣服在小街小巷里东游西逛体验生活，而《芙蓉镇）的剧本及小说我是时时看夜夜看天天看，差不多背熟了。
谢晋十分爱才。看得出来他非常欣赏姜文。此外对我和演李国香的演员徐松子也很好。演员们暗地里都叫我们“大宠”、“中宠”、“小宠”。姜文是“小宠”，我和徐松子是”大宠”、“中宠”。
两个月以后，我的戏开始慢慢进入。我的感觉一直在告诉我，我们是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时，陈国军翻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了王村。
他正在构思一个剧本，要找我商量。这个剧本就是后来的影片《大清炮队》。
我一边演我的胡玉音，一边进行《大清炮队》的剧本讨论工作。
可是，沉湎于胡玉音创作中的我一时难以自拔，这个角色使我入迷。
神情恍惚的我居然在一天把陈国军叫做“姜文”，让陈国军提高警惕了好一段时间。
从接到《芙蓉镇》的剧本开始，我就为影片中的接吻镜头紧张。在此以前，虽然社会上盛传我在《原野》中有裸体的床上镜头，事实上根本没有。
我不仅没有拍过床上戏、裸体戏，连接吻的戏也从未拍过，尽管我一直被人认为是擅长演爱情戏的演员，香港在《原野》放过之后曾叫我“性感小猫”。
想来想去，《原野》里只有一个金子亲吻仇虎的镜头，不过那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亲吻”只能说是“鸡啄米”，在脸上啄了几下之后有一下啄在了嘴上——那是因为机器不停无处下嘴而造成的“事故”。这个镜头只拍了一条，全片也只有这一处。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性感并不在于脱或暴露，也不在于在影片上表现些什么大胆的性行为，而是一种感觉。我时常夸口说不脱衣服连领口都不敞开就能演出性感是我的特长。
可是《芙蓉镇》的情况不同。把剧本看来看去，随着角色的脉络想来想去，接吻镜头还非要不可，非有不可。不仅非要非有，还得演到家。
随着拍摄工作的进展，接吻戏越来越近了。每天都有拍这场戏的可能。我向导演要求能否提前通知，我好有精神准备，我不知道姜文怎么想。在我们的合作当中，我们之间已完全消除了年龄差距的痕迹，可以这么说，他是唯一时常令我惊讶的男演员。
我和姜文时常讨论戏。只是偶尔谈到接吻的戏。私下里我们约定要求对方拍这种戏时谁也不许笑场。一笑就再也拍不了了。要不就不拍，要拍就把它拍好，我们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这一天终于来了。首先肯定，姜文是我愿意与他拍这种镜头的演员。也许是他的优秀？也许是剧情的原因？也许与别演员拍这种镜头我会坚决拒绝？说不准。我摩拳擦掌，掩饰我的紧张心情，看起来好像在拍武打片。机器开始转动。我们俩谁都不动。一英尺、二英尺、三英尺……胶片在机器里跑得飞快。周围鸦雀无声。可能大家都在为我们紧张？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来。”今儿个就死在战场上了。
我们开始接吻。满脑子杂念乱想：我的角度对不对？机器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头偏一点？对，偏一点，刚才左侧太多，现在要转一下，手要放在他脖子上，这样看起来更投入。是不是导演在喊“停”？是吧？……突然听到一声大叫：“停！”我们停下了。
嗨！导演已经喊了第二声“停”了我们才停下来。我有些狼狈。假装松弛用余光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异常。谁都知道这是艺术创作，是在拍戏，不可能有什么大惊小怪。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才发现拍戏和实际是不一样的。记得过去问过一位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与女演员接吻怎么样？他就说过没有什么感觉，总是在注意姿势、剧情，在表演。不同。当时他说这话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想问问周围我们刚才接吻的镜头演得怎么样？话到嘴边几次不好意思问。
有了开头，后面的戏就顺了。随着接吻，拥抱啦、上床啦、摸肚子啦各种花样我们都演了出来。接吻也接出了不同的方式，组里的人都说，胡玉音和秦书田的戏越拍越精彩了！
“芙蓉镇”－－－我和姜文2
我和姜文的关系开始在变化。总之和一般人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说不出。就是比跟别的人特殊些、亲近些。简直想不到我这个大明星竟会与一个戏剧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棋逢对手，相得益彰，还时不时比我出色，我们的创作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自认为是中国顶尖的演员。清高自傲，觉得已无敌于天下。时常口出狂言，感叹过多少次“无敌最寂寞”。心里常常想：“只要出现一个比我强的演员就不拍戏了。”
在此之前，由于近十年马不停蹄的电影生涯，我对这一行已产生了强烈的腻烦。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讨厌应酬，讨厌记者，讨厌拍照，讨厌人群。讨厌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讨厌眼睛盯着我的脸看，讨厌签名，讨厌摄影机摄像机……我其实也讨厌拍戏。
我几乎和每一个记者吵架。只要听说是访问，对方一掏出记者证，我的脸立刻拉了一尺多长。记者们不明就里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当然会跳起八丈高，骂我一个狗血喷头。狗血喷头之后的我又变本加厉，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形成一个恶得不能再恶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我也和记者吵架。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对外政策。
那一次我们专门去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前我给自己打了不知道多少预防针，干什么得吆喝什么，千万要忍住烦躁，把这个记者见面平安完成，既然当了明星就得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坐在一桌。我摆出平和的面孔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记者提问，等了好久没有人讲话，我抬起头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一个会国语的记者说：“我们在等你看报纸啊。”我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刚放下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溜够，然后才放下报纸说：“开始吧。”
最后记者要求和我拍照。在大陆我最烦有人要与我拍照。可这是在香港。我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在坐下之前还是那位记者说：“刘晓庆，我们是看得起你才跟你拍照。”镁光灯一闪我立刻说：“是你要跟我拍照不是我要跟你拍照！”说完站起身气冲冲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我锁上门自我调解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我想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会骂我了。我已把头皮绷紧以抵抗那舆论的攻击。走过报摊偷眼一瞧，咦，没有。结果我们不打不成交。那位记者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在自贡，我和另一位香港记者又大吵了一架。差点没有打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回来。对当时我用恶劣态度对待过的记者们甚至抱有感激之情。他们都成了中国当今的大记者，许多还担任了主编。他们已是中国新闻界的栋梁。回想起他们当初居然能够忍受，我实在是佩服不已。不过除了那位自贡记者以外。
说实话，和我正面交过锋的记者已不计其数。我对拍电影的厌烦，更主要的是对当电影明星的厌烦已到了极限。假如不是谢晋导演，假如不是《芙蓉镇》，假如不是姜文这些好对手，我不可能有澎湃汹涌的艺术激情，也不可能有新鲜的好的创作心态。
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了。我觉得已拥有了太辉煌太丰富的人生。直到姜文有一天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和他吵架。吵得不亦乐乎。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他坚定而自信地反复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我的地位稳固得很。改朝换代在导演界也许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