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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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看影片《春桃》时都夸我的动作干净利落：“嗨！就那么一抖就进去了！真他妈准！练了好长时间吧？”我赶快点头说是。
当然我不会说那是拍了无数逾戳了几十次才选的那么一两次。让他们觉得我棒多好啊，我才不那么傻呢。
接着要练习的是那著名的贯穿全片的吆喝：“换——洋取灯儿！”
什么是“洋取灯儿”我都不懂。导演又给我解释，说“洋取灯儿”就是火柴。“换洋取灯儿”就是“换火柴”。
“那什么是‘换大肥头子儿’？”我接着问。因为这两句我要老喊，不得不弄明白。
问了半天知道了。“大肥头子儿”是肥皂用后没用尽的那一小块残余。谁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也忘了大概是这之类的东西。
我成天喊成天练总是喊不准。我怎么总是觉得这音调像是在唱歌？于是发挥我的音乐天才来帮忙，干脆把音符记下来。
写出来后的谱子是这样的：
唱起来就是：
这么一记，就好多了。喊的时候只要头脑里一出现曲谱，绝对准确无误。
“换大肥头子儿！”这句话没有音律，无法写谱，只有死记硬背，花了我不少功夫。
《春桃》刚开拍时姜文不在。《红高粱》还有一些扫尾镜头他来不及赶回来。我们拍了一些零散的不重要的镜头然后等他。《春桃》是在初春开拍，可是拍的是夏天的戏。每天早晨，我得四点钟起床，穿上单衣，套上单裤，打好裹腿，穿一双单鞋，化装师再为我梳光了头发，因为是演垃圾婆脸上不必化装，在凛烈的寒风里瑟瑟打抖等着开拍。
我现在想到那情景都觉得浑身发冷。每天早晨从好不容易睡暖和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的时候都发誓不再拍电影了，我不愿意起来，不愿意出门，更不愿意有些温热的身体穿上那冰凉的衣服，就如死囚犯不愿意上杀场。
接着姜文来到了组里。“嗖嗖嗖几个镜头一拍，大家马上感觉到，北京戏他演起来确实如鱼得水。
姜文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假如你够劲能和他打对手，会觉得过瘾，会水涨船高，假使你自己功力不足或是底子虚，会在他的面前感到绝望。
我时常和姜文开玩笑说他是科班出身，是“在朝党”，我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我是“在野党”。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同样存在着较量。《春桃》我是用短处在演戏，他倒是发挥了所长。他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最令我难堪及冒火不得的是，当一个镜头我演了一遍，他又再演了不同的一遍，而他的又比我的招高我不得不照他那样演的时候，这种过去我从未遇到过的情景，使我十分狼狈。而我是响当当的大明星。这种情景不时出现，我的自信心大受挫折。
有一次我们拍摄这样一个镜头：春桃在屋里剪脚趾甲，喊刘向高（姜文扮演）问鞋呢？刘向高从窗外扔鞋进来，春桃捡起穿在脚上。当正式拍的时候，我拿起鞋一看，左脚鞋心里写了“不要慌”，右脚鞋心里写了“慢慢演”，一下子所有的情绪不翼而飞，气得我把鞋一摔，和他大吼了一顿。
《春桃》配音的时候更够呛：左边一个凌子风，右边一个姜文，对我的四川北京话不停地“哼哼”教导，常常是配一句话我要配上半天，就像是一个大舌头。姜文站累了就躺在地上，我一个人补我说得不好的台词。要是说得不准，就会从地上传来一声：“不对！”于是我又重来。
到影片摄制后期时，我们的表演已如鱼得水，我也越来越像垃圾婆了。尤其是到老北京人的家里去生活了一段时间，逐渐开始从心里往外变化。
凌子风导演有时累了或是高血压犯了，就由我们自己拍。我们先喊“开始”，然后表演，演完了再喊“停”，不好就再来一遍，感觉良好这个镜头就过了，再拍下一个。
《春桃》拍完上映后，一次我和姜文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碰到一位多年的朋友，对我的表演赞不绝口，席间他对姜文说：“这个片子晓庆可是比你演得好。”
姜文眨着小眼睛使劲说：“对，对！”我笑而不答。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春桃》刚开拍不久，陈国军回到了北京。
有了第三者暴风雨开始来临
一直以来我总在担心着一件什么事，我发现就是这件事。在回来之前，陈国军打过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压抑着的暴怒的声调，使我心惊肉跳。
和我预料的一样，暴风雨开始来临。他把我叫到楼上流量计厂厂长的房间，说要与我谈谈。
陈国军咆哮着追问我与姜文的关系。我矢口否认：没有什么关系。激愤之中他把一本书撕成像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片。
那是一本写温莎公爵“不要江山要美人”那令世界震惊的爱情的书，是姜文带给我的，书上并没有任何笔迹，我不知道陈国军怎么会发觉。陈国军在部队一定是最优秀的侦察兵，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都一次次认识到并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他拿出了一把刀子来，要跟我同归于尽。我生平最怕这些东西，一下子脚跟又软了。在惊恐之中我赶紧回答了他的问题，承认了所有的一切。说完之后我闭上眼睛，眼泪成两条线行行滚落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想到这下子我们算是完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杂乱，没有章法。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有了丈夫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又想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也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陈国军以后怎么活？我们之间又怎么相处？为什么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我为什么偏要承认？这一承认我就成了残花败柳，纵然陈国军会原谅我也不会原谅自己了。
歉疚，负罪，后悔，慌张，恐惧，五花八门，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酸、苦、辣、咸全堆在一处。我没有回答陈国军要我不再拍摄《春桃》的请求。
一夜没有睡。第二天照样去摄影棚拍戏。我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工作照常进行。
傍晚，脚步蹒珊地回到家里，推开门陈国军不在。父母、外婆全都围了上来。告诉我陈国军在我走了之后吃了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还没有回家。是母亲发现快中午了他也没起来吃饭，喊了好久没有声音，于是往窗户里一看，陈国军躺在床上，被子上摆满了我的照片。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拿来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发现他吃了安眠药，全家人吓得魂飞天外，打电话向流量计厂厂长报警，他赶了来才七手八脚地抬到医院去抢救治疗。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转身就往楼下飞奔。刚跑到楼下就看见小兰扶着陈国军慢慢在往上爬。看到他衰弱的样子和苍白的脸色那一瞬间，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我在床前端茶，送水，转来转去像个陀螺。我们谈了好久。双方都避开昨天的事。什么我都可以做到，只是做不到立即退出《春桃》摄制组。谈话又成了僵局。
接连几天，我没有去组里上班。想到组里一定为我停止了工作，心像猫爪子在挠。后来，电话响了，导演和韩兰芳都打了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病了，表示问候，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要回去拍戏的冲动。
我要回去拍戏，我不顾一切，管它什么后果，这辈子我就豁出去了。
《春桃》的机器又开始转动了，陈国军愈加对我体贴人微。每天冒着严寒一进屋里，总是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为我准备好；无论多晚回家，陈国军都在门前大街的路灯下等着我，右胳膊直绷绷的，在他那件棕色羽绒衣的袖子里面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我完全失去了陈国军对我的信任。几天以后，除了在摄影棚拍戏，我去哪儿他去哪儿。当我告诉他或是与他商量去某一个地方时，他表示同意或是不吱声，只要一上车刚发动他会突然跳上来非要与我同行。如果碰巧他不在我去了别处办其他的事，他绝对会忍不住来一场狂风暴雨。
他对我的警惕性处处可见。有一次他告诉我要上街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闲极无聊我给一位女友打电话，电话中谈到陈国军最近脾气异常暴躁，那位女朋友随嘴说了一句：跟他离婚算了！
刚放下电话没有两分钟，陈国军就黑着脸拿着录音机从楼上走下来，录音机里播放的正是刚才我和那位女朋友的对话，扔下录音机推开我，他抓起电话雷霆万钧地把我那位女朋友骂了一通。我家的电话和楼上的电话是一条线，他假装出门悄悄到楼上去，正好把我的行为弄了个一清二楚。
一次我在北京万体馆参加演出，开演之前我和一位女朋友去了《人民日报》，当我到达体育馆演员休息室，陈国军已等在那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他就把我手中的一条烟，其实是一位朋友交我带给他的烟，拧成粉末，同时抓起桌上的镜子当着屋里所有演员的面向我飞过来，我头一闪，镜子在我脑袋后面的墙上摔成八瓣……
陈国军料事如神的本领一次次让我叹服。直到现在，我绝对坚信假如在战争年代他一定是侦察英雄，他确实具有出众的才华。他的神机妙算使我的小诡计处处落空，他的能力对付我这个大大咧咧的笨蛋确实是绰绰有余。
有一次也是万体馆举办活动，有姜文等一批演员参加。《春桃》组都有票，约好当天晚上大家去看。拍完戏我和几位朋友直接去了体育馆。事先当然没有给陈国军打招呼，摄制组那天也提前收工，为的是我回家的时间能对得上。
当我们兴致勃勃看完演出随便找了一个大门出场，一边走一边正在暗自庆幸今日平安之时，陈国军已经站在台阶下等我。要知道万体馆至少有四个出口！况且人山人海！陈国军，这方面的惊人智慧在以后的许多事件中越发精彩地展露出来。
尽管陈国军对我如此严格管教，我丝毫没有怨他，也没有恨他。我心里满怀着歉疚，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把一切都归咎于我自己的错误，虽然我已经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每当一看到他，或是听到他的名字、他的声音，我就会控制不住腿肚子打抖，但仍然从心里觉得一切是我应该受的。
陈国军的怒火越来越频繁，怀疑心也越来越重。过分的管理，我开始反抗、辩解、申诉我的委屈，陈国军就更加爆发，家里几乎天天燃起战火，甚至当着我父母的面。
外婆九十高龄，父母也七十有余，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和冠心病。从小到大一家人从来是和睦相处，哪见过这种阵势？又心疼女儿、外孙女，又不敢劝，看见梳子、镜子等各类东西在我头上飞来飞去，吓得心脏病都发了，成天吃各种药压惊。尤其是天天看到刀子上下晃动，全家大小犹如处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魂飞魄散。
在这样的惊险时刻，小兰，我倾心对待的小保姆小兰挺身而出推波助澜。她向陈国军汇报了他不在时姜文到我家来过的一切情况，结果那天狂怒的陈国军当着全家的面把我和他一起关在厕所里，用铁丝在墙上挽了个圈，要和我一同自尽。这场风波持续了三个小时，父母在门外哀求他手下留情也三个小时，不敢打电话报警，怕他更加激怒，直到那位流量计厂的厂长偶然路过进来看看才救了我出来。
呵，在那段时期我给父母增添了多少惊恐？
父母亲生性平和，平日我们在一起从没有红过脸，不知道这些场景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
每当在这种时刻看到他们受的惊吓而我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不心如刀割。
什么叫“歉疚”？什么叫“恐怖”？什么是“魂飞魄散”？什么是“心如刀割”？这些中文形容词的深刻含义我全在那时候体会出来。
姜文一直在找我。只身一人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我开始与他联络。
我知道开始这种联络意味着什么。也许需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当然最后我并没有付出生命作代价，陈国军也没有真正打到过我，但在当时我百分之百认为他会那样做。同时，物极必反，我第一次认真想到了离婚。
我和陈国军的关系已经没有前途。几乎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都知道我们关系恶化，并且看到过也经历过这些丑陋且极不光彩的场面，已经亲眼目睹了我受到的污辱。
没有人会忘记这一切。我们怎么可能有一天再甜甜蜜蜜、花前月下出现在众人面前？我们怎么好意思有这个脸再去表演一对美满的好夫妻？
可是我不敢离婚。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陈国军离婚。我曾经体会过生命的脆弱，我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首先得活着，离婚才有意义。我深知自己这颗本来就经不起风浪的心不能再承受更猛烈的大起大落。
陈国军每当在风暴之后总是对我百倍的体贴，千倍的温存，可是我总觉得像老虎吃食之前对那即将被吃掉的小动物的抚弄，我不仅感受不到任何关心及安慰，反而比风暴来临时更加恐惧。
无奈何我只有再去“走穴”。陈国军跟着我去。这样也好。免得父母、外婆揪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反正只有一条命。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还不如视死如归。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去寻求慰藉。陈国军三下两下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把我推向姜文。与此同时，他不时打电话给姜文进行威胁。并且有一天他和他的几位兄弟把姜文押到一个房间进行审讯。
他用他的所作所为亲手把我和姜文的心绑在了一处。姜文和女朋友也断绝了往来。
在“走穴”队，在那些以我为中心、叫我“大猫”、我享有无限崇高和尊敬的“走穴”队，我更是丢尽了脸面。
我时常被陈国军当众审问，并且勒令我们停止演出，假如我反抗就是捆也要把我捆回北京。
时常是我在台上演完最后一个节目，在观众如雷的掌声中笑模笑样地鞠躬谢幕，幕布刚徐徐拉上，陈国军就会冲上台来，当着乐队、演员、当地演出公司及台上的观众，一把就将我拽到后台，在所有人的面前，咆哮着训斥我、谩骂我，并且把此时上来劝阻的人推操得人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