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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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穴头”L。是谁收的钱呢？制片主任。李翰祥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知道。就是给他的赔偿费嘛。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出气。我们还没有发票。不能证明。况且能不能说服税务局我没有把握，得找到李翰祥。可是又到哪里去找他呢？找到后他肯不肯给我们证明呢？在这样浩荡的一场税务运动中？恐怕谁也不愿意沾边，去惹是生非吧？
不管结果如何首先一定要找到他。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不来得及呢？先把他找到，并且假设他会给我们正式发票，然后拿着发票去税务局，再与税务局交涉……这一切都得在我判刑之前做完。判刑？不得了不得了。还没给税务局写我的反诉呢，呵，对了对了。蒋律师好像已代表我写过了，听说好像无效。税务局根本不承认。是无效。我研究了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被处罚者要先交完税及罚款才有资格提出反诉。我交不起钱也就没有交钱，所以表示反对也没有用。要交得起钱还闹这么麻烦的一场官司？废话。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跟《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不然就来不及了。再不然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朋友说她已与赵志文联系上了。我说谁？你与谁联系上了？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见不着我你不想我啊？不然你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朋友笑了半天说在哪儿见？我说你不是开饭店吗？去你的饭店好了。朋友说你出钱吗，你有钱吗？我说有。这个钱就是卖了我的奖杯也要拿出来。朋友说你等一下。等我的电话。我说哎。我等着。
“穴头”们都看着我。我得安排工作。首先我们得对好口径。不要谁说错了捅娄子。现在税务局等着抓我们的尾巴，出一点小问题被人拿住就可以变成整我们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教训还少啊？进监狱我一个人去。大家都去就太惨了。吩咐一个“穴头”记录，然后我开始说。
这二十八万五千元是给《西太后》组的赔偿费。为什么叫赔偿费？是因为影片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一合同，李导演坚决不放，说是我如果去“走穴”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给予赔偿。一共七个月，赔偿费二十八万五千元。谁去谈的？×××。跟谁谈的？×××。怎么谈的？××××××……
全记下来了。我再重复一遍。再核对一遍。发给大家每人抄一份。抄好后再核对。然后排练。我演税务局。“穴头”们演“穴头”。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穴头”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答，答得不对大家一起严厉加以纠正，每个人轮流过关。有一个“穴头”记忆力特差，每句答话都有一两个字错误，刚开始有了错误我给他纠正，背了好几遍他都背不上来，所有人都急得要命，全体冲着他怒吼，吓得他冷汗长流。那情景特像我平日拍电影或是演话剧，可是比拍电影演话剧认真、严肃、紧张一万倍，所有参加排练者都那么真挚，那么进入角色，在和平时期绝对可以堪称文艺界的楷模。
每个人都过了一遍，成绩有好有坏。我没有台词背，一直在担任考官。时不时从我演的税务局角色里跳出来向他们犯的错误咆哮，咆哮了半天嗓子都冒烟了，看到他们瞠目结舌又一阵心疼。他们到这里千里迢迢是为什么？为了谁？还不都是为我。当然我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可我是主犯。我是长城。长城一垮，大家都跑不了。不过又谁知道？也许税务局查的就是我一个人。只要把我弄出来别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反正税务局向他们一再重申的就是这个政策。只不过大家都吓怕了，唯恐税务局是“引蛇出洞”，到时候交代完了才一网打尽，不敢轻易相信就是了。
我把“剧本”就是那些要背诵的要点，每人发了一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熟记在胸中，还不能太熟练，不能像背台词，可以加一些水话，不要千篇一律，只要主要环节不错就行。我在那些关键的“台词”下面打上红杠，这些是绝不能错的地方。要紧的是在背熟之后这份记录要销毁，最好是烧成灰烬不留痕迹。紧要关头可以学革命志士放在口中嚼烂，不过那样税务局就发觉了，这个方法不好，不可取，还是背好后立即烧掉的好。切记切记。
正在忙乱之中电话铃响。我回头。大家也都回头。是不是朋友告诉那位记者约会的事？接电话的“穴队”队员说不是，是别人打来的。楼下邻居说楼上厨房漏水，要她下去看一下。
接着我赶快分配任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李翰祥。每个人都要去打听，尽快给我回话。散会。
“穴头”们得了指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发愣。
我干什么？好像有无数的事情要干，理不出头绪。
对了！见记者。怎么还没有电话来？现在还没有消息情况好像不大妙。从凳子上弹起来，“咚”的一下坐在电话机前拚命拨电话，趁着急越出错，电话老拨不对。最后耐着性子一下一下慢速度拨，这才把电话要通。要通后那边又去找人，好久好久才听见脚步声从远到近直到响起朋友那沙哑的平时我们讥讽她富有“磁性”的声音。
她告诉我已同赵志文联系上了。晚上他本来有事，朋友让他推一推，他现在正在推，不知推不推得掉她正在等电话。
我跺着脚说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推掉嘛！她说我哪做得了别人的主啊！停了一下我说，我马上过来。
坐上车就往朋友的饭店开。心里想，要是赵志文今晚没空，我就去他家门前等他，就像我的那些影迷一样。总之今天一定要见到他。想不到堂堂的“中国影后”在人们称之为“刘晓庆天下”的时代，体会到做一个影迷的心情，过去我总是烦那些影迷，甚至讨厌他们，嫌他们打扰了我的清静，要是这次能活着出来，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大家。
谁知道这次逃不逃得脱啊！听说是大案要案，税务局去了全国各地我们演出过的所有地方，把情况查了一个底儿掉。千万不能上报纸。得给大家都留点面子。如果报纸一登，税务局将在那儿一口咬定我偷税，就彻底完蛋。
关键是今晚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要由浅入深，从里到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自己。太复杂太冗长了，他会烦吧？还是开门见山先讲证据。糟糕！我没有证据。只有凭嘴说。得先默念一遍。
靠在椅背上我开始在心里“演习”。我设计好进门的表情，坐下来的态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高亢，说到哪句话时要停顿，要运用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理论，叫做什么“名角的停顿”，说哪句话时要硬咽难言，另外千万别忘了掉眼泪。在什么时候掉，掉几滴全都要把它想好。掉了眼泪以后要把头往上一扬，再转换表情，说下一个段落。要是到时候眼泪掉不出来怎么办？不会吧？我有技巧，并且可以事先积累。
我告诫自己，假设赵志文态度不好也要忍住，绝对不能恼羞成怒。要知道我已是介乎于明星与囚犯之间。到监狱只差一步路，脸皮要厚一些。到哪个山唱哪个歌，此一时彼一时，要学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小不忍必乱大谋。
车快到了。抓紧时间把表演设计的要点再重复一遍。又忘得差不多了。这段时间刺激太猛烈，脑子不大好使了。我不会得“少年痴呆”症吧？
车“嘎吱”一下停住。朋友站在车头前。风风火火打开车门就告诉我，赵志文已经来了，在楼上。他离这儿近，晚上推不掉，先见了我再走。
三步两步跨上台阶，朋友拉住我说别疯叉文的，给人印象不好。我赶快听话，慢悠悠假装淑女。心里急多跨了几步，也没问在哪个小房间就一把掀开了面前的门帘。里面一桌人全都回头，惊愕地张大了嘴，几个人一起叫“刘晓庆”，我赶快把帘子一放又去掀第二个门帘，朋友才拉住我说跟我来，别像一只无头苍蝇。
过了一道门，再过一道门，终于到达其中一个门前。这一次是由朋友打起帘子，一眼我就看见一个人坐着的背影。那个背影站起来，转过身。只听见朋友在说：“这是赵志文。”“这是……”
一股热气冲向我的喉咙，所有声音都远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只勉强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心里说不能哭不能哭，这不是设计方案。千万要忍住，不要功亏一篑。
我转身走向座位，一边走一边拚命倒气，倒得差不多了再坐下来，转过身时已是笑眼盈盈。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志文比我想象的要和蔼得多。我事先做过的计划、想好的台词全部无影无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来着？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直咽唾沫。
朋友打破了僵局。她胡说八道把税务局一通乱骂。骂了没有几句触动了我的肝火，我不由自主开始帮腔，越说越来气，越说越激昂，我爪子伸了出来，牙齿露了出来，全部恢复了本来面目。
我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头到尾把想得到的都说了一遍。我怎么去演出，怎么第一次上税，怎么有了教训后再也不敢偷税，怎么来的十八万，税务局怎么裁定，这是“文革”以来最大的冤案，等等等等。
突然想起我忘了掉眼泪。哎呀！真糟糕。可是在这个时候掉已经来不及了。再说情绪也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再绕回去。情况和我事先想好的全不一样。再说现在气得眼睛干干的，要掉也掉不出眼泪来。本来想演一个弱者，可是现在事与愿违。怎么办？我赶紧观察赵志文。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泼妇，更讨厌我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在那一大，他开始帮助我。他和他的一伙北京的记者朋友一起，为我的税案起了重大作用。
带着保镖拍摄《红楼梦》
《红楼梦》摄制组又在找我。
他们肯定在找我，我把这事差点都给忘了。
蒋律师已出发去青岛与税务局交涉，我仍然成天在为税的事奔波。
赵志文又介绍了许多记者朋友给我。其中最了解情况的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杨洁。在杨洁的帮助下我又去找了《经济日报》的主编范静宜，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香港的债务和楼花我根本不能管它。
曾有过海外的追求者，知道我在为税苦恼，多次提出可以为我办出国留学；躲开这是非之地，被我一再拒绝了。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出国更是畏罪潜逃，更说不清楚，我一辈子都得背黑锅。
何况我恐怕也走不了。中国公民有官司在身不许跨出国门。“久病成良医”，我现在从一个法盲变得这法那法都懂一些的半罐子水了。
海外人士还问我究竟欠国家多少钱？我说三十六万哩！他们说那算什么钱。人民币吧？不多不多。我们替你还了就是了。我说我不要。早说也许还会接受，现在战幕已经拉开，来不及了。我已构成抗税，再交税务局也不收了。何况这是冤枉钱，凭什么要交？我还想不通呢。交了再让报纸、电视把我臭一顿。他们可倒好，弄错了还得钱又邀功，不干不干。我就是要血战到底，弄个水落石出。
当前的任务是等蒋律师的消息。还有找李翰祥。继续离婚。到《红楼梦》拍戏。找保镖！
把找保镖的想法告诉《红楼梦》制片林主任，他特别特别地赞同。经过上次苏州风波，陈国军跟他又干上了。在我走之后陈国军痛哭流涕，在园子里掏肝掏肺大骂，我听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是一沉，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才好。
主任说这事向导演、还有宋崇厂长请示一下，恐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陈国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使得舆论已逐渐倒向我这一边。我说陈国军的心思我知道。他就是要把我抓回去，一切等抓回去了再说。凭着对我的了解，他只要抓了我回去，再好好待我，一切都会融化，他仍然坚信“近者胜”的原则。他忘了我已不是当年的刘晓庆，狗急了也能跳墙，只要跳了墙就再也不跳回来了。
我向主任要求说，保镖要我自己选。他说可以可以，那都好说。我问究竟什么时候这事才批得下来？反正没有保镖我决不拍戏。主任停了几秒钟咬牙说，你就先请人吧。组里不掏钱我自己掏钱也要保证你顺利拍戏。我说哪能你掏钱啊，当然是我掏钱，这些钱我还是有。
原先我以为人情薄如纸，没想到世间还是有真心。想到自己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纯属我个人的事件当中遇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场景，简直可以组成一曲阶级情不亚于骨肉情的大型史诗。
紧接着忙活请保镖的事。全是姜文找来的哥们。一共请了四个人，四个都来自武警部队。
抖擞精神再开始粉墨登场。大观园的二奶奶又卷土重来好不威风。拍戏时四个保镖围绕在镜头周围，休息时保镖在我身后齐齐地一排。找我的记者、律师、法院、税务局络绎不绝，把《红楼梦》的现场变成了我的办公室。
几天之内陈国军都没有露面。可能是听说或是看到我有保镖望而却步了吧！
《红楼梦》场地外景很快就拍完了，组里开始配音。由于组里演员多又来自四面八方不好召集，所以只有谁在就配谁的戏。
连日来又拍戏又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