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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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对全国税务运动总指挥是“好大伯”还是“坏大伯”的疑惑，我出了税务总局，紧接着又去找了赵志文、杨洁，还有一大帮记者朋友们。我把我的“武器”亮给他们，并得意洋洋地说，我的特点就是从来不会说谎话骗人。我明显看到赵志文他们舒了一口气。
一下子，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我与记者的交往简单概括下来有三次浪潮，用音乐上一个术语来说就是“三段式”。曾经有一个时期，记者是我衷心信任的朋友，那是在我还默默无闻、急于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承认是这些报纸、这些新闻兴风作浪，把我乔装打扮推向了广大的市场；
在我刚刚开始当明星，还不懂得“游戏规则”时，一些记者们根据每一次与我短短交谈的印象“盖棺论定”，报纸上的“拷贝”时常和我本身这个“原装货”对不上，我开始感到受了伤害；
在《我的路》引起的批判浪头中，我的心被砸成了粉末。从那一天起，我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像一只冬眠的蝉。我告诫自己绝不可忘了对方是“记者”，永不能再敞开胸怀；
后来随着我日渐受世人注目，全国各地记者蜂拥而来。也许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木已成舟”，记者对我的作用已不大了？就像国营企业的服务员由于顾客太多服务态度不好一样，我也日渐烦躁，态度越来越恶劣。
这段时期，我与记者的关系降到了零度以下。
而今天，在需要新闻的时候，我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我痛尝了不知道是谁也许就是我自己种下的苦果。
是赵志文、杨洁他们，给予我信任，伸出正义之手，为我呼吁，为我打抱不平，使得我的税案透明度大面积地渗透，以致于有关税务部门不能一手遮天，当然这是后话。
是他们使我懂得什么叫正直，什么叫档次，什么叫记者，什么叫新闻道德。他们改变了我对记者的一切看法，使我明白记者队伍犹如演员队伍文艺队伍一样，层次有高有低，水平有优有劣。
上青岛找检察官说理去
马不停蹄，律师们和我还有姜文，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去了青岛。
在青岛，我没有去那头号对立面青岛税务局，而是直接去了检察院。我已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刑事案件了。
青岛，这风景怡人、山青海秀的地方，我虽然从没有来过，却把我的生死牢牢系在这里。青岛也随着这件对我来说生死攸关的官司，永远、永远进入我的记忆。
在这次税案中，以蒋律师为首的三位律师先后五次来到这里，替我申报个人所得税。我和姜文两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申报同一笔个人所得税。我花了多少钱？我都不敢去数，不忍心去数，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青岛上税，假使我只挣了一百元，为了上几十元的税要去一次青岛，如果不去就是偷税，去一趟连路途费用都不够，又怎么能公平合理呢？税务局为什么不能像社会上其他公仆标榜的那样，也提供全面服务、上门收税呢？
假如我没有过去在税法公布之前的稍许积累，我又怎么有钱打得起这个官司呢？我来都来不了青岛，肯定不能如期上税，不能如期上税就是偷税，一个星期之内交不出这笔钱和罚款，你就没有反诉的资格，就构成抗税罪，那不是肯定要进监狱么？这叫我们这些“偷税犯”心里怎么能服呢？
那么税务局方面花了多少钱？恐怕更是数不胜数。沪州、天津、保定、南昌、新余、杭州……凡是我和“走穴”队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税务局的足迹，他们花的大头加上我所花的小头，一定远远超过了十八万。不夸张地说，也许比三十六万还要多。所有人在这件事里面投入的精力、人力以及我这个当事人受到的精神压力和折磨，又岂止无数个三十六万所能弥补的！
我承认我觉悟低，理解不了伟大的税务运动的战略思想，可是见都没有见到过我本人就裁定我偷税，置我反诉的呼声于不顾就报到检察院立案侦查我抗税，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我永不能理解的。这一点，我永生永世都不能原谅。它在我的心上狠狠地刻上了绝不能愈合的伤痕。
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持久而艰苦的拉锯战中，我已耗尽了心力。我的抗争只是出于需要，再已不是出于激愤了，我一天比一天丧失信心。我——开始考虑出国。
当我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在沈阳，我被千夫所指戳脊梁骨的时候，当我在《红楼梦》剧组就靠那微薄的每天十元补助维持生活，还得勉强运作打官司，饥一顿饱一顿，而税务局连这点钱也要上税又差点要罚那根本付不起的高额巨款的时候，我逐渐从头凉到了脚。连周围都看不过去了，好多人都悄悄跟我说：“出国吧，还呆在这里干吗？太遭罪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朋友们也纷纷劝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一个护照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慢慢地我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在法国有亲戚，美国有朋友，手续对我是那么易如反掌，我自己却缓缓进行。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我平反昭雪，我还是希望有一天青岛能张开双手拥抱我那颗荒凉的心，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是好孩子，留下吧！”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假如我的梦想成真，那多好啊。我将永远，永远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我也将永远永远地热爱青岛，因为青岛毕竟是那样的美丽，因为中国——只有中国是我最魂牵梦索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联系的地方。
可是青岛，并不那么欢迎我。除了那些了解内情的朋友外，许多人都给不了我好脸色。我也曾走投无路去登门拜访过市长，希望他能责成税务局秉公办理，明察秋毫，纠正冤假错案。可市长一问三不知，推了个一干二净。只有检察院，那森严壁垒的衙门，却给了我一丝意想不到的春风。
我的案子承办人张伯之、李华苓认真严肃，一字不漏地听了我的情况汇报。从开始到后来，我把演出场次、地点、收入、时间讲解得丝丝人扣。为了生存，我早已把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背得滚瓜烂熟。蒋律师适时出示了李翰祥的信件和香港会计师楼的正式收据，承办方爬在桌子上，一分钱一毛钱与税务局交来的文件对照。
这种艰苦的工作进行了两天。两天之后，张伯之终于从桌子上抬起头来，平静地说：“从这些证据材料来看，没有发现你有偷税十八万的事实，这二十八万五千的赔偿费也不能算是你个人的收入。”
手脚一阵发软，我差一点从椅子里滑到地上。这轻轻的两句话，我近两年来还是第一次从国家检察机关那里听到。趁热打铁，蒋律师抓紧问能不能就这个结果给我们一个文件？
摇摇头。他们不能为我出任何文件。哪怕就事论事的文件也不能出。无论我们几个人左求右求，来回拚命乱求也不管用。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不能为这一个小小的案子付出重大的牺牲。检察院能与税务局背道而驰，做出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已经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它不仅需要正义良心，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
我的心又凉到冰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从希望跌到失望，比本来就没有希望更痛。原来以为透出来一线曙光，如今又被重重的黑幕罩上。
绝望中我们问他们，下一步将会怎么办？答复是不予立案退回税务局。又退回税务局！再问，会不会税务局再往其他检察机关报呢？承办人同情地看着我，回答说，一般不会，特殊案件也说不准。
我是多么需要那份还我清白的文件，要知道它对我是无限无限的重要。有了它，我就有了说话的依据，不仅报纸上可以登载，我也从此得见天日了。
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从来就达不到。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轻而易举，推翻一个案子比登天还难。连纠正都不可能。尽管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姜文为了我的案子拚出命去与有关人等大杯喝酒，酩酊大醉，最后倒在了桌子底下，可是，青岛这一趟还是白来了。
折腾了半年多，忙天忙地昏头胀脑还是一个零圈圈。
我突然没有什么事想做了。只有一件事就是等待。我这时非常非常想家。我要立即找一个地方憩息，立即去那友爱、温暖、不需要防范、不需要伪装、更不需要缩头缩脑能还我真实自己的小小的窝。
蒋律师留在青岛继续与有关方面交涉，再最后争取一次检察院在退回税务局之前给我们一个书面结论。我飞回北京进行《红楼梦》的后期工作，补录一些声音，然后将前往深圳。
和母亲大吵是要她不要过于节约多多花钱
又坐在飞机上。这段时间总在空中乱飞，都赶得上空中小姐了。
只身一人，我前往深圳。深圳这会儿还没有机场，从北京去深圳很麻烦，从北京去蛇口就更麻烦。我办好了去深圳的特区通行证，先坐飞机去广州，从广州再转火车去深圳车站，出了站再乘“的士”或是“中巴”去蛇口。
上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了。哦！对了，还是那次我刚从美国办影展回来去深圳办理银行贷款及买楼花的各种事宜。虽然上次去深圳同样是为钱头痛，可处处见到的都是春天般的笑脸，现在又去深圳，戴眼镜、戴帽子，还得四处躲避那横扫落叶的秋风。
唉！往事不堪回首。几年前我的家在四川，现在我的家在深圳。几年前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我负债累累，是正在通缉中的头号偷税犯，整个一只过街老鼠。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幸好在此以前就已经借钱买了蛇口这么一个去处，不然我今日这副模样别说借钱，借空气都没有人给你。唉！人生难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坐了飞机坐火车，坐了火车坐汽车，辗转颠簸，我终于到了蛇口。
蛇口与我过去来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然是那样安静、整洁，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是这位少女羞答答使我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从此流连忘返，继而“一怒为红颜”，从而惹出这一系列的风波。蛇口，你还认识我吗？
哦！我的家在什么地方？记得当初买这幢房屋是看的图纸，头一昏脑一发热就顺手圈了一处。我想起那幢别墅是在海边，小小的，乖乖的，树木葱茏，在我心目中是自雪公主住的房屋。
唉呀！蛇口怎么这么热呵？知了在没完没了地叫。各种昆虫不停地嗡嗡嗡嗡。在大街上刚站了一小会儿，汗水已湿透了我所有的衣衫。快走快走，再不快走就通体透明了。
几步冲到有冷气的大楼里，一股凉风渗透进来。父母、外婆他们不会太热吧！在这赤日炎炎的地方？哦！不会不会。那幢房子里有七个空调呢。
想到这里不由得多多少少回复了一些自豪感。只要能为亲人谋福利，我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愿意。我头上的千钧重压身上的脚镣手铐突然无影无踪，啊！人有了尊严是多么好啊。
快走快走！不要停留！脑海里浮现出外婆、爸爸、妈妈慈祥的笑脸，仿佛听见小丹丹叫“姨妈”的甜甜的声音，一家人团聚的美满情景激荡着我，三步两步我跨进了家。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一边呼喊，我一边冲进客厅。这段时间除了呼救吵架外好久没有这样快乐地喊过了，我心里一阵通畅。没有回声。临走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也没有思想准备吧。
轻手轻脚走进屋去、怎么这么热啊？“轰”的一片蒸气扑了过来，怎么屋里气温高得像水开了锅？坚持着往里又走了两步，“唰”的一下汗水从全身的毛孔里冒了出来，放下东西朝大厅里一望，一幅悲惨的图画映在我的眼前：
一家几口老弱病残全靠在沙发上喘气，丹丹满头满脸部长了毒疮，几个空调静静地不动不响，屋子里所有窗户都大开着……一步冲到他们面前拚命大嚷：为什么不开冷气？为什么不开空调？这会热死人的！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母亲站起身阻拦我。竭力解释说空调费太贵了，付不起这些钱。外婆、爸爸也跟着帮腔：不热不热，多洗几个澡勤扇扇子就行了！过得去过得去。我吼起来：不热？还说不热？你看丹丹长那么多痱子不就是热的吗？都成毒疮了就不心疼？你们不心疼我心疼！
一边说一边关窗户，又爬到桌子上去开空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边流泪一边忙活一边继续喊：你们不要觉得我没钱！告诉你们我现在钱多得花不完！你们不要看到报纸上写这写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我好着呢！马上报纸就要登反面文章了！
那天夜里，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母亲吵架。吵架凶得我嗓子全部失声。与别的家庭吵架不同的是，大部分家庭是为了谁多花了钱吵架，我是为母亲舍不得花钱而吵架。
记得前些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在成都跟外婆吵了一架。原因是外婆七十多岁高龄为了省钱偏不坐那三轮车，而去挤那人满为患不安全的公共汽车。几年以后差不多的原因我又与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我告诉她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家庭幸福才是最大的财富，只要你们好就什么都好，我的事一切都好处理，只要把你们自己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听说你们嫌物价高吃饭贵就每顿吃面条？这怎么能行呢？本来我想说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监狱里送饭都没有人送，话到嘴边我赶紧把它咽了下去。
我强行给家里订了计划：每天必须开空调多少时间，吃饭必须用去多少开销，自来水必须用去多少，并且告诉他们留好付帐单，我下次回来要检查。并且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完成我就把这些规定计划内的钱撕成碎末扔到大海里去！
我把带回来的所有钱财全都交给了母亲，“命令”在多少天内要把它花完。我知道我走之后她一定会“阳奉阴违”，可是命令与不命令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最近又挣了一笔钱，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没有地方用。我妈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呀？那报上写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