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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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里已再存不下歉疚。本来应该对摄制组有歉疚，可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余地去歉疚。我只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有歉疚？
又坐在飞机上了。我坐了多少次飞机？数也数不清。
我只明白没有钱是不可能这样来回飞的。我又一次想到没有钱绝不可能打这样的官司，绝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去那千万里之遥的税务局去上税。没有钱就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冤沉海底，眼睁睁一步步走向抗税，眼睁睁走向灭亡。
税法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幸好是那年才开始实施。假如在税法实施之前我没有挣到一些钱，假如这次拍《李莲英》没有一些补贴费，那后果又将如何？
停止。不往下想。
这段时间，说实话把这些事都忘了。本来是掩耳盗铃，后来时间一长不知不觉把假象当成了现实。虽然仍顶着耻辱柱，可是只要不去想也能苟且偷生赖活着。这一懈怠我连出国的手续都忘了催办了。
拍《大太监李莲英》之前又托朋友去过公安局，所有的材料均已齐全，只剩下发护照了。朋友交涉过好几次，公安局答复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离婚案、税案两案缠身（与四川记者的名誉权案公安局可能还没有看到报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官司未了的公民不得离境。
朋友把中院对我的离婚判决书交给了公安局，当然她没有说陈国军已提出上诉此案又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那张判决书其实无效。朋友照我事先面授的机宜，只把判决书在主办人面前大概地晃了一晃，公安局接着说，那我们要看到税务局方面的文件。
出国的事又搅和进了那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这一来，出国一事已成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已沉浸在老慈禧晚年的悲凉之中，现实暂时离我遥远，情况并不那么紧迫，何况在我预料之中，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沮丧。
在律师出发之前我们召开了“战前会议”。会上没有谈国际形势，也没有议论国内形势，不管它形势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越来越好，我们单刀直人谈我的税。
大家一致肯定了这段时间来艰苦斗争取得的成果。毕竟青岛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又将材料退回了青岛税务局，还是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律师们说，此次青岛之行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陈述那铁证如山不能辩驳的事实，务必要争取一纸纠正那“偷税十八万、罚款三十六万”的错误裁定。
我似睡非睡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我对这些事已经烦透了、腻味透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我控诉它们的疲惫，世界怎么这么没劲啊？
律师们谆谆嘱咐我要好好报告，万万不能出差错。青岛税务局等着挑刺，绝不能疏忽上当。我迷迷糊糊地说这点你们就放心吧。这些数字我早已千锤百炼背得滚瓜烂熟。不信要不要我倒过来给你们背一遍？
于是我开始摇头晃脑仿佛在念八股文：“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在四川自贡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出五场，其中三场由体育馆按六场付劳务费，实际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六十元。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四川成都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八场，共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元。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在云南昆明演出……”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说。他们相信我的能力。我的记忆力一向惊人。虽然受了多次惊吓有些损伤，但这些生命攸关的数字应该没有问题。何况已有那么多次在重大关键时刻的重复背诵，别说我，恐怕连律师们都会背了。我甚至还背得出完税后税单的号码呢。我的税单都交给了税务局，我要不把号码记好，万一税务局丢了或是硬说没有还无处可查，怎么办呢？
我发现自己变了。过去为人做事总往好处想，现在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
而经验告诉我现在是对的。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几次躲避陈国军的成功以及告那四川说我偷税上百万元的记者，都是先把情况往坏处想的结果。
过去发现的事都比我想象的要恶劣，现在我至少能保护自己不让事态向更环的方向大踏步发展。
其实还能怎么大踏步？别说大踏步，再跨一小步就进监狱了。我只不过是在监狱的门外徘徊，我是危若累卵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形势也许就会急转直下，到那个时候没准儿押赴刑场连“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不许你喊。
律师们说没有那么严重。关键在于你临场的发挥和表现。我说我哭不了，眼泪早就流干了。再说背那一串数字也不知道该在那儿哭。
大家说不用哭不用哭，只要真挚就可以了。
我说我也放不了电了。现在没眉毛没睫毛老鼻子老脸的电力也没有。再说那税务局是我的头号敌人，就像白毛女见了黄世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谁听说过火眼金睛还带电的？
大家笑了几声又戛然住嘴。这不是笑的时候，离笑的时候还早着哩。
他们说随你吧随你吧。设计好了也没有用。
设计好了是没有用。过去每一次重要场合我都设计周密，可回回都让我的设计落空。
去他妈的设计个狗屁。
一股火冲上心头。别，千万，千万不能发火。这一次短兵相接，近半年时间交战双方才面对面，我深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闹出那得不偿失的事来。
我只要还我的清白，只要尊重事实。我不想整谁。也不要报仇。我已被诬蔑、陷害整够了。己所不欲，岂施于人？我只要一张纠正的文件。只要那薄薄的一张纸。唉！那生死攸关，我前途、事业以及一切所维系的纸啊！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吧。凝视着远方我在心里说。
我不恨你们，真的不恨你们。我不会报复的。我也没有能力报复。你们不会怕我的，是吧？
你们是为国家效力，我知道我知道。国家有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很欣慰、很欣慰的。为查我的案子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我们之间本来无怨无仇。不是你们专门要和我过不去对不对？一定是告我的匿名信太多了你们就相信了。再说像我这样的“大腕”在税法还没有普及认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税的问题呢？
你们不知道我已有过一次税的教训了是吧？你们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众矢之的早就有人捷足先登，我的狐狸尾巴已经被逮住过一次了。
你们大概以为我这个人狂放不羁、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殊不知吃一堑长一智正是我所具有的特长呢。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没有打算成为百万富翁，我才不会为了那区区几个臭钱而失去我一生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坦荡的胸怀，你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其实你们也是有道理的是吧？我知道有一位“穴头”曾交给你们一份手写的白条，上面写明：“三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日，×××交刘晓庆二十八万五千元”。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二十八万五千元因为我不翼而飞了。你们不会无风不起浪的对吧？只不过那确实不是我之所得，你们事先也该问问我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来找过我。也许我为了躲陈国军把你们也躲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你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我该挨这一回劫难吧？
可是你们在下裁定之前还是该再找我问一下啊。也许是你们已经觉得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了，没想到半路杀出来我这个程咬金，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吧？可是你们的罚款太多太多了，三十六万谁能付得起啊，还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付清？你们以为我是印钞票的机器吧？
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谣传。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假如不是罚款太多我也许就不闹这一场风波了。不行也不行。十八万我也付不起。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认定那二十八万五千是我的钱呢？
不过我也确实是像那个“偷斧子的人”。站在你们的角度一想，我要是税务局也会觉得刘晓庆是偷税犯。不偷税不可能嘛。在税法远远没有普及的今天？
我其实是有没交的税。只不过恰巧不是你们查的那笔巨款。只有零星的几个钱。在一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全部补交了。现在的我绝对堂堂正正，是依法上税的模范，我的任何帐目都经得起调查。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都是税后所得。
查税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教育我们吗？这个目的早达到了。谁还会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的？
现在的状况是我没有偷那十八万的税。这一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然全国上下都不明白，可是你们心里其实比我更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裁定呢？
是不是你们觉得既然事已至此，报纸也登了，如果再改变无异于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下不了这个台呢？要是我就不会在乎这个。不过我理解你们。我不会打翻天印的。我们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大家都体体面面地过去行吗？
也许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承认错误形象才更高大、更雄伟呢。
后天，不，也许明天，我就要和青岛税务局见面了。听说我的案子是市南税务分局在管。又听说主办人是青岛税务局的一位处长。青岛税务局和市南税务局在一个楼办公。
唉呀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我去申报税会不会记者、群众铺天盖地而来啊？要知道我对这一点怕得要命呢。
临行前再三嘱托律师们务必要将这一点安排好。悄悄地进去，万不可弄出动静来。
想起毛阿敏去税务局交税那份热闹，我的后背就直出冷汗。要也是那样的场合我扭头就走。豁出来抗税到底，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再不然就大叫大嚷。该说什么说什么发表我的演说。破罐子破摔图它一个痛快，捎带着把那些记者也骂一顿，最后一定要声泪俱下像戴安娜那样对记者说：“是你们使我痛苦！”作为精彩的结束。
可是报纸也不会登啊。我这么热闹还不够他们看西洋景呢。还是静静地好。不要出声。把自己包裹起来，申报完了税就走。税务局说不定也愿意张扬，还不知道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呢。
唉呀，我好累好疲倦啊。真的再没有力气在这个漩涡里挣扎了。你们就可怜可怜我给我那张纸吧。上帝你保佑我吗？
飞机徐徐降落在青岛。
帽子压得低低，对周围的指指点点以及四面八方传来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一阵风似地出了机场。
律师们同侨办的一位张仁光处长，还有我的朋友贝贝，在机场迎接我。
顾不上与大家打招呼，我飞快地钻进汽车，把头埋在前面座椅的靠垫上，汽车立即起动。
十分钟后，我慢慢把头抬起来。啊，青岛，我又来了。
律师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来接我的贝贝是大导演凌子风夫人韩兰芳的侄女，《春桃》中我们摄制组的场记，与我和姜文相交很好。青岛侨办的张处长是她的朋友。
为了避免毛阿敏在税务局交税所有记者、摄影机一拥而上的悲剧重演，律师们在我来之前已与青岛税务局，更准确地说是青岛市南税务分局进行一番交涉。
鉴于我这次来青岛暴露给新闻单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们建议能否选一个中间地带见面。税务局坚持要去税务局申报，不过同意安排在远离市中心的小税务所进行。也表示可以作好一切保密措施，绝对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时间定得很早，可以在税务所人员上班之前先到达他们的会计室。
具体日期是明天早晨。七点半，青岛市福山税务所。已完全弄清楚了行走的路线。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由青岛税务局发出了“税务违章案件处理书”，直至五个月之后，被处罚人刘晓庆才被通知前来申报。
一切都颠倒了。
在青岛税务所的重要一幕
明天，重要的一幕即将开始。
当晚，我们就住在贝贝的父母家。
贝贝设家宴为我和姜文接风。处在激战前夜，我的心惴惴不安。
贝贝的父亲是青岛著名的牙医。他说，晓庆你怎么不笑啊？我赶快勉强笑了几声。
牙医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你的牙是最好的。
我高兴起来说是吗？有人说过我死了以后我的牙可以送给牙科医院放在橱窗里做标本呢。那我就送给你吧。
牙医说那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了。
我说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很快了也说不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牙医哈哈大笑。他说上次你们来有人看见就问我，刘晓庆上你家是不是请你看牙？我说晓庆的牙是最好最漂亮的。又问晓庆的税怎么样？我说那都是胡说八道，晓庆没事。
牙医的夫人帮腔，这不，晓庆是没事，我就信这一点。
大家都笑起来。欢快、温馨的气氛弥漫在小屋中。一团东西又升起来堵住了我的喉咙。
啊，这些善良、真诚的人啊。
一夜“孤灯挑尽未成眠”。
清晨，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在律师们的陪同下，我前往福山税务所。
街道上没有行人，只听见车轮在柏油马路上沙沙作响。
好静好静。打开车窗，一阵清新的空气和着细雨扑面而来，不由得深深地好几口呼吸。
几个月来的郁闷仿佛一下子吐出去好多。也许今天会出现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机？
两位承办人已在福山税务所等候。七时半，我们准时到达。
所里人还没有上班，我们是唯一的几个人。
受周围静溢气氛的感染，大家悄悄地点头，握手，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仿佛是多年认识的朋友。
承办人带我们去到二楼会计室，大家坐下。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个人。各自占据一张长会议桌的一侧。没有人为我们互相介绍。
强作镇定我坐在屋子中央，眼珠子在对面两位的脸上滚来滚去。
不用介绍我就知道我正前方年长的一位是张处长，旁边那位年轻的大概就是他的助手了。
窗外雨点仿佛大起来了。敲打在窗棂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没人有说话。
少顷，钟摆的声音又开始传来，与雨点的“滴答”形成了和谐的二重唱。
张处长划火柴点烟。我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抖得很厉害，抖了好几下也没有把火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