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台湾的一位歌星。弄了半天是她的个人演唱会。
在开演的那一天，节目单上赫然印着差不多半场，至少四十分钟的时间，是这位台湾歌星一个人唱，而我和其他几位大陆演员将在上半场陆续鱼贯出场，每人唱两首小歌，以铺垫那台湾歌手的隆重登台！
那一天不巧我病了。贪嘴多吃了云南特有的“干巴菌”，不能消化上吐下泻。俗话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一天之内我脱了人形。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我对这种骗子行径直感到恶心。几位大陆演员无一不气得打哆嗦。
我向来喜欢光明磊落，不愿意被人骗。事前与我们讲清楚，如果大家愿意为那位台湾歌手捧场，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种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行径使我们怒火万丈。连我们都敢骗，并且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这个公司真是胆大包天。
而且，剧场里到处都有摄像机。
主办人根本无视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没有上场。
本来我可以上场。虽然我病重，但是至少我可以像主办单位要求的，上台站一下招手致意，随便说几句话便可对付过去。何况还有那等着给我的几万元钱，只要站了这一下便唾手可得。钱不算少。再说没有人会嫌自己的钱已太多。
我不要这臭钱。士可杀不可辱。
知廉耻者不吃“嗟来之食”。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故事，一直被我作为人格的准绳：有一位书生穷困潦倒，不得已上街乞讨。一次，要了好久不得，饿得头昏眼花。一路人见了不忍，盛了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给他，并大声吆喝：“嗟，来食！”那书生径直走过那人身边对那白米饭看都不看一眼，最后饿死了。
一介书生尚能自爱如此，我，一个堂堂中国著名的明星岂能随意任你像面团那样揉来揉去？
假使是我刘晓庆个人，也许把脸皮一抹放在兜里，上台一唱，几万块钱一揣，过了以后没事人一样也没有少了几斤肉。可是在那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昆明人民面前，我是中国演员的代表，我没有为了几个臭钱随便处理自己行为的权利。
当然，我不出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及种种猜测。在一次我为“星原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问到了这个问题。
我由于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太丑陋，不想过多说话。
我只说了三句话：“整个晚会是一场骗局。”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连我这样的大明星都敢骗。”
第三句话这样结束：“你们买它的房子要当心。”
其实这几句话我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以上记录的几句话也是从那公司合我的厚厚文件中摘录出来的。
就这样，我成了被告。
那个公司告我说了这几句话后，它的房子便卖不出去，要我公开道歉并赔偿它的经济损失。
这是我知道有官司这件事并且打官司以来最滑稽的一场官司。整个事件日月颠倒，恶人先告状，我没有腾出空来与它算帐，它反倒先咬了我一口。
并且，它动员云南新闻界，在报纸上至少骂了我不止三千句话，大大超额报复了我三句话这个区区小数。
开始我没有在意。真理在我这一边。虽然我是被告，但肯定会赢，因为我，不，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军。再说我对输赢本身也不是太在乎，只要揭露那家台湾公司的丑恶嘴脸便已足够。
不仅如此，我反倒感激这个“傻帽”公司居然为我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天地，我至少可以代表参加那台演唱会的一批演员出一口被侮辱被欺骗的恶气。
我又请了蒋律师。我没有去昆明。那个公司的代表不配与我站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平等的人格可言。
在宣判那天，我心里觉得已稳操胜券。甚至，我给法庭的感谢信都写好了。我准备一接到昆明的电话就将感谢信传真过去。
可是结局大大出我所料。我打败了。太阳居然从西边升了起来。
法院把那个公司究竟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放在一边，而判我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
我不明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多少条的规定。我不知道法院是真不懂呢还是不懂装懂搞出这么一个活报剧似的结论。我说它是骗子，它告我污蔑，我拿出事实来证明它骗了我，这就得了。什么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这绕的是什么弯子？故弄什么玄虚？我不该在那个场合、那个地点说，那么该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说？难道去向那个骗子说吗？难道我被骗了，连说都不能说一声吗？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好比一个人打了人，被打的人喊痛，并且告诉别人那人会打人要小心提防，结果判决被打的人就是痛也不该在那种场合、个地方呼喊。那在什么地方喊？关起门来自己喊给自己听？
假使一个人要杀我并且杀到了我，我不能跟别人说他杀人，只能跟那凶手去说，又有什么作用？我当然应该大声疾呼，揭穿他的凶相，让别人不要被他迷惑再让他杀死。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公司骗了我，我说它骗人。关键在于它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我已经证明了它骗了我，骗了我们。不仅我，所有的大陆演员都奋起作了证。
我决定不再对那公司怜悯。过去本来说实话，多多少少对它有一点恻隐之心。办公司不容易。利用公司作点宣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一次，我要怒而触不周之山。我要穷追到底。
为了武则天，我重又粉墨登场
这一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处。
他高大魁伟，一眼看是个北方人。我以为与我有生意要谈，于是请坐叫秘书倒茶。
寒暄了几句他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要请我演武则天。
他叫刘大印，是这部戏的制作人。
我哑然一笑，揶揄地问他：“知不知道我不想再拍戏？”
他说知道。事实上我已有五年没有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了。
我再问：“这部戏你打算投多少钱？”
刘大印说是电视剧。三十集。初步设想投资四百万。
我笑得花枝乱颤：“这些钱给我一个人都不够，你出得起我的片酬吗？
他慎重地说，也许出不起。不过，武则天非你莫属，相信你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我继续微笑，扬起头来说：“任何角色对我都是机会。”
刘大印说是。但是武则天不同。她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女皇帝。不，她就是皇帝。这个角色只有请你出山。
“那我以后腾出空来再演就是了。”呷了一口茶，我轻描淡写地说。
刘大印说不对。话虽这样说短时间内武则天这个形象不会再有。也许在你有生之年不会重拍第二次。
我放下了茶杯。
良久。“那就先看看剧本吧。”我终于说。
刘大印觉得有门。第二天就把剧本送了来。
匆匆测览了一遍。不敢恭维。没有多少可演的戏。武则天写得和慈禧差不多。
还是算了吧。我决定不上这部戏。再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的生意正蒸蒸日上，轰轰烈烈，正处在要劲的当口。
老板去拍戏，公司怎么办？企业怎么办？这么多职工怎么办？
武则天的事很快淡出了。我继续忙活我的生意。
估摸着时间刘大印打了电话来。问我对剧本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不好。我决定不上这部戏了。实在是抱歉。
刘大印说别别别，我们可以改。
“很难改。”我想了一下说。剧本基础与我之所想大相径庭，非大动干戈不可。“太麻烦了。”我接着说。
还是算了吧。以后再合作。
“一个星期以后拿新剧本给你看。”刘大印挂断了电话。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新的一套剧本前五集又送到了。刘大印真是说到做到。
这是另一套新剧本，是另一个不同的作者。我看了一遍，仍然与我的想法南辕北辙，我还是没法喜欢，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刘大印又打了电话来。我歉疚地说真对不住。还是不大好。算了吧别麻烦了。我这么苛刻像个事儿妈。别人写剧本辛辛苦苦也不容易。
“请别的演员来演好了。”我再一次建议说。
刘大印说那就再重写。写到你满意为止。
我有些感动。我说这样吧，能不能与作者谈一谈，互相沟通沟通呢？
刘大印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安排。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那么清了。总之是很快就定在一天下午去一个地方与作者互相交流思想。扔下我日理万机的事务工作，跳上汽车去了约定地点，一屋子的人已经在等着我。
导演陈家林也在座。十年前我在长影见过他，那时的陈导英俊潇洒，数年不见，陈家林竟然满头白发，不过仍然目光如箭，像一头勇猛的山鹰。
一位年轻的编剧，据说是刚从内蒙古赶来。内蒙古？我心里闪了一下。那么远的地方请编剧？还没问念完，就听见介绍说这是冉平，是《成吉思汗》及《东方商人》的作者，现在又请他来写新的一稿。
时间紧迫，我没有过多客套，一坐下就开始大谈特谈。
我把自己的思路尽可能想得到地讲了一通，也讲了对武则天这个人物的理解，并讲到我所希望的剧本的蓝图，最后说到我个人认为只有用这条线拍摄武则天才有意思，当然艺术创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共同的想法大家就在一起合作，拍一部好戏，如果不一致就下次再合作，今天算我们交个朋友。
我挥汗如雨地讲了三个小时。当结束讲话时陈家林戏谑地问我：“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多地讲话？”我笑了笑，心里想在公司一个星期也讲不了这么多话。平时我只要咳嗽一声大家都要寻思半天，要像这样讲话公司职员肯定觉得山崩地裂，吓都吓死了。
讲完后时间已到，再议论了几分钟我就告辞了。
后来知道大家都赞同我的想法，觉得这条线拍武则天蛮有意思。没有几天，我与刘大印签订了拍摄三十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合约。
啊，我又要粉墨登场了。过去熟悉的一切又将卷土重来，那令我烦躁，令我兴奋，令我辛劳，令我折磨，令我呕心沥血的一切啊。
在这当中又有了一次重大闪失。这一闪失差点要了刘大印的“命”。
在我与他签订合约的第二天，香港×公司就风尘仆仆到了北京，强烈请求我在上、下集电影《武则天》中扮演武则天。这部电影投资巨大，给我三百万的片酬，同时影片完成后，发行盈利还将分成。
我摇头。摆手。又摇头。又摆手。在摇头摆手拒绝了不知多少次以后，突然产生了动摇。拍电影当然比拍电视好。三百万当然比没有酬劳好。
我终于点了一下头。对方兴高采烈，表示明天就离开北京，一个星期内把我的一半片酬送来。
多少有些迟疑，我还是将事情告诉了刘大印。刘大印一听声调都变了：“别别别，别开玩笑，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听着他的声音我的脸色也变了。我的歉疚病又开始死灰复燃。与曹操相反，我一生秉行的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多少亲人朋友骂我，可我积习难改。我的心又在翻腾。
刘大印立即赶到我家。我们开始谈话，我希望能说服刘大印换演员，欠他的人情我再给他拍几部戏来弥补。
刘大印则表示我不演他就不拍《武则天》了。只要我这次让他圆了拍这部戏的梦，以后到我公司给我兔费看大门三年。
他接着说自己真是运气不好，什么事都不顺，又发生这么大的事故。这一次变化，他的后半生都会夭折。小佛爷，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吧。
我跳起来手脚乱舞，别别别，别这样，还是我给你跪下吧。
闹了半天，我们谁都没有跪下。静场。
只听见刘大印差不多过几分钟就重重地叹一口大气。
我想起几年前，不，差不多十年以前，在香港，我与众多的成功者佼佼者们在一起聚会。席间我认真地问他们：“什么是你们成功的秘诀？”
其中一位大款，是大大款，不，是大大大款说：“生命第一，信誉第二。”听到这句话后我用眼光询问大家，人人都频频点头。
从那以后，“生命第一、信誉第二”成了我终生的信条。
做生意以后，甚至是“信誉第一，生命第二”了。
是这句话引导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台阶踏上另一个台阶，是它，使我朋友遍天下。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向来说一不。，说出来就跟写出来一样，写出来就跟做出来一样。
我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是我的一分钱不拉下，不是我的多一厘也不要。
话一讲出无论发现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会出现多么大的亏空，也要兑现，实在兑现不了，也要讲清楚征得对方同意。
所以，我作为一个电影明星跨入企业界，依仗的就是信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及我的公司已誉满天下。
本来，搞艺术和搞企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当。需要截然不同的海角天涯的思维。搞艺术是感性思维，搞企业需要理性思维。艺术需要创新，企业需要经验。一般地来说，越是成功的艺术家越是成不了好的企业家。
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疯疯癫癫夸夸其谈，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随便许愿。就连没有经商以前还并不富有时也是如此。
那次去香港与大陆来的一位朋友逛街。在首饰店发现一副精美的耳环，朋友喜欢得不得了，爱不释手。见到她如此模样，我看那耳环价值五百元，就说我买了送给你吧。殊不知第二天我带钱赶去，那副耳环是港币五千元！原来是耳环遮住了标签上最后面的那个“0”。
斗争了好长时间，我咬碎牙还是买了给她。尽管那时五千元几乎等于我在香港的所有开销。
回想我的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失信。那是我发表了“息影声明”刚好一年，就又开始拍摄《大太监李莲英》，可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再说发表的也是暂时息影，暂时的时间界限可长可短。尚可勉强说得过去。
这一次……
这一次不能原谅。为了钱？为了电影？不管为什么，不能把吐出去的唾沫再舔回去。不能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