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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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我不过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但我干得很起劲。还要加一点，就是要到下面去调查，不然就变成官僚主义了。
洪锡炫：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倡导了四大改革。你此次访问韩国，如果与金大中总统就改革的经验问题进行交流的话，可能对双方都有所帮助。
朱镕基：我向他学习。
洪锡炫：刚才，你谈到金正日其人反应敏捷，信息量大，有远见。那么，你认为朝鲜会进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吗？会以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吗？
朱镕基：我们从来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具体情况，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来进行自己的改革，当然并不是说，不能互相借鉴。我们也向韩国借鉴了很多经验。中国报刊上就有关于韩国经济建设的文章。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吗？中国经常讲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是指美国吗？
朱镕基：我们说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指的这种现象，包括所有国家。美国如果有这种现象，当然也包括在内。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假想敌人，但也确实有少数人包括一些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进行一些反华活动，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镕基：根据我们初步的看法，他们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待中国的政策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
洪锡炫：最近在中国，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和一些演唱小组很受欢迎，有人称之为“韩流”。不知总理是否看过韩国电影？是否听过韩国歌曲？
朱镕基：由于时间有限，我连中国电影看得都不多，韩国电影也看得不多。我觉得不应该叫“韩流”，这容易让人想起“寒流”，应该叫“韩热”。
洪锡炫：最近，韩国一些宗教团体正四处活动推动达赖访问韩国。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政府的立场有保留，民间团体批评政府更多地在看中国的眼色行事。朱总理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达赖喇嘛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图谋“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活动。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就不应该接待这样一个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人士。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是否看中国眼色行事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和遵守自己与中国建交时的承诺，保持自己国家信誉的问题。
洪锡炫：请朱总理给韩国的青少年讲几句鼓励的话。
朱镕基：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今后我也将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18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1）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
康比德夫妇采访
（1999年4月2日）
朱镕基：刚才，广播电台已经宣布，我将从4月6日开始访问美国。我一直想在访问美国以前能够通过媒体向美国人民致以问候；同时，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使我这次访问达到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目的。我之所以选择《华尔街日报》，不仅是因为你们是一家大报纸、大媒体，而且因为贺女士＇1＇在1993年采访过我，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秘书班子起草了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看了一下，这都是“标准答案”，恐怕对你们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我也不把这个答案交给你们了。我认为还是由你们直接向我提出问题，我即席回答，可能更能够符合你们的要求。在你们提出问题以前，我想先讲一下我最近一个时期关于访问美国的一些思考。我想，这对于你们也许还是有一点新闻价值的。
我在今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讲过，预计我这次访问美国，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我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有些人对我还怀有敌意，但是，我仍然愿意去访问。我想，我可以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当时是满怀信心的。然而，随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事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对此，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多次发表了声明，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国人民情绪激昂，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其次，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提案，这件事情在中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再次，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原来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最近一个阶段，我们估计是由于来自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改变了。
实际上，美国政府方面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中国在加入WTO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大的让步，这在3年或者5年以前，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这些让步如果使中美达成了这个协议，是有利于中美贸易合作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的，也是有利于美国的。目前，根据我与美国企业家的接触，我充分地了解，如果这个协议公布的话，一定会得到美国企业界的欢迎和支持。但是，就是由于来自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判对手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前天上午，我会见了来自美国国会的两个代表团，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一共有20位。一个代表团是由罗斯先生率领的，另一个是由托马斯先生率领的。我跟他们进行了一个上午的谈话。我首先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中国非要加入WTO不行。我们当然希望参加WTO，为此我们已经谈判了13年，但是，并不是离开了WTO中国就不能活下去了。那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其次，我告诉他们，我比你们更加专业，我更了解中美WTO谈判的全过程。对这13年过程的细节我都清楚，我比你们更知道中国做了多么大的让步。我认为这个协议公布以后，一定会得到你们的企业界的支持。但是，你们现在指责克林顿政府，指责巴尔舍夫斯基，指责他们拿原则来做交易。我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巴尔舍夫斯基在整个谈判当中表现得非常强硬。我奉送她一句话：得寸进尺。我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我还说到这个协议公布的时候，恐怕美国人再不会指责美国政府拿原则做交易了，而我很担心中国人民会指责我拿原则做交易。
康比德：你讲话的语气使我们认为中美谈判好像已经达成了协议，是这样吗？
朱镕基：我认为我们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就是这一点点距离，由于美国方面的贸易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她不敢走过这一点点距离。
康比德：你刚才也说了，中国已经作出了最大的让步。是不是说，到此为止画一条线，中国不会再作出更多的让步了，是不是？
朱镕基：差不多。你们要问我为什么中国要作这么大的让步呢？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不要误会了。中国绝不是要乞求加入WTO，不参加WTO中国不是活得很好吗？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就是为了顾全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确定的目标，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好的势头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像现在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因此，我对这些议员先生们说，你们反对中美之间达成协议，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并不是非要达成这个协议不行，也并不是非要在我访问美国之前达成这个协议不行。我们主要是为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这个大原则。我们不达成协议，我们不加入WTO，仍然可以和世界各个国家发展双边的关系。刚才康比德先生也问我，是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了？不是。确切地说，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而是现在美国方面要求我们再做的让步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在开放电信产业方面，这在中国过去是根本不对外开放的，现在我们已经承诺，可以开放我们的电信产业。在最近的几年，可以允许外资参股合资的比例达到25％到30％，过了过渡期以后，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还可以放宽。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控股，可美国方面一定要求它能够控股。那我就说，你们美国的很多产业也不允许我们控股，比方说你们的民航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只有25％。目前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对外国投资比例的限制，并不只是中国才有啊！其他在银行、保险领域，我们的开放度都超过了原来美国所要求的条件。在证券方面，我们吸取了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够过快地开放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美国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仍然可以开放B股，但是A股我们是不能够开放的。如果美国一定要求开放A股，那中国是做不到的。并且我们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做法搞下去的话，我们将步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后尘。第19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2）
康比德：你讲的这个开放A股和B股指的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现在我没有时间来解释。总之，我觉得现在把一个经济问题——WTO谈判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化了。前天，我会见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议员很直截了当地跟我讲，WTO的谈判就应该和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等等联系起来。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把任何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都跟人权、核不扩散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把任何经济问题都跟这些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中美两国就没办法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了。农业方面的谈判，关于TCK小麦问题、柑橘问题、肉类检疫问题，中国都做了充分的让步。美国方面认为，在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达成协议。那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农业方面的协议公布于众，取得大家的拥护，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谈其他问题。当然，我也讲了，这个协议的公布并不是说整个WTO一揽子协议达成了，它要等到一揽子协议达成以后才能够生效。但是现在公布有助于改善这个气氛，同时促进其他协议的达成。可是美国方面就是不同意，说“It’s impossible（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中方反复地考虑，还是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会影响到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格局的。因此，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是决定让我到美国去。这次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美，是希望做一次努力，来沟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意见，并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继续推向前进。
康比德：是不是说，在你访问美国期间是不可能就WTO问题达成一致的？你刚才说不可能，是不是指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意思？
朱镕基：我刚才讲“It’s impossible”，是指我提议先行公布一部分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美国方面说“It’s impossible”，不是我们讲“It’s impossible”。
康比德：希望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告知美国的企业界，让他们了解美中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朱镕基：那巴尔舍夫斯基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了。我想，我这次访问不会很轻松。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务是very difficult job（困难重重的工作）。
康比德：还有10个到20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朱镕基：我下面还要接受一个采访，加拿大《环球邮报》的。
康比德：你认为美国的商业界、企业界是支持改善美中关系的，但事实上，对华的外来投资在减少，这是不是实情？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
朱镕基：实际上，外国当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就比前年有所增加。你刚才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减少，完全不是这样。去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459亿美元，超过了前年450亿美元的水平。今年1到2月份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进入中国的投资会有更多的增加，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东南亚的某些国家要强得多，特别是在我们实行了刚才我讲的诸多领域的开放，尤其是电信产业方面的开放以后，外国的投资更会大量地进入。
康比德：想问你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问题。中国目前不断加深的经济自由化，是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多元化的增强？或者说，政治多元化是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使之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你对这二者间的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当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