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者手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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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不断被迫说谎、被迫出卖灵魂的训练，都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一切。丑恶的教育占满了他们的生活和大脑，他们甚至因此没有机会发展心灵，没有机会学习基本的德行。因为“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从事正当而又高贵的行为和思考，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模仿的模式无所顾忌地说谎，按照习得的方式成为没有灵魂的无赖。他们几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他人灵魂的奴役之中。所以，检讨书在阉割灵魂、囚禁精神、伤害尊严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部分 第52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5）
对于一小部分善良的人士来说，他们从检讨书中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他们常常因为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卖过自己的灵魂而自责不已，痛苦万般。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灵魂就像人质一样已经被扣押在巴士底狱中，他们因为这种软弱的过失而彻夜难眠。
良知之士的灵魂痛苦正是逼迫人们写作检讨书的强势群体所期望的效果。作为对抗灵魂伤害和精神奴役的措施，我们必须主动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逃离出来。就像美国士兵在绝对弱势中举手投降而不会因此背上精神包袱一样，一个中国人面对无耻的迫害时不得不交上检讨书作为自我保护的措施，这并不必然地成为丧失人格与尊严的事件。我们必须及时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越狱，以求获得灵魂的新生。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反抗精神暴力和其他一切暴力，为反抗灵魂奴役和其他一切奴役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尊严才不至于被这种消灭尊严的教育所消灭，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这种奴役灵魂的制度所奴役。
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西方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首先是那些天才人物的人格形象。尤其是那批搏战一生不寿而夭的天才们，给了我太强烈太深刻的印象。拜伦享年36岁，济慈26岁，别林斯基37岁，杜勃罗留波夫25岁。他们都是心力耗尽，猝尔长逝的。此外，雪莱30岁，普希金38岁，莱蒙托夫27岁，他们虽然皆为非正常死亡，但其死因亦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借用英国哲人罗素之言，便是以孤独本能对一切束缚作坚决的反抗。
所谓孤独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从而使他们与整个市民集体和市民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要么牺牲自己以屈于规范，要么坚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们显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就把自己推上了凭着个人力量“独自反抗你们全体！”的坎坷道路。这反抗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狂暴的感情活动，来自他们如疯如魔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分钟的存在，都要以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且，他们时时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众作勇猛冲击，这更需要十分强大的勇气作动力。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战斗状态，往往来不及进入中年，便已积劳成疾，积狂成疾，积战成疾。他们无以享尽天年，是因为他们预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来作冲锋的枪剑。
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第二部分 第53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6）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大法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第二部分 第54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7）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聘在周作人所主持的北平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每出版一部新著，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可谓难得的殊荣。1949年以前，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受到文坛推重。每有一件文化成果产出，即有著名编辑或出版家抢着将它公布于世，以供世人共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是不难保持自信的，从而也就不难立其“特”而行其“独”了。
在他49岁那一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是1949年，北大当局组织员工政治学习。废名痛感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决意放弃文学创作，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年他写了《读新民主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这本书自然不像当年写《阿赖耶识论》那样立意在驳难，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加上真诚的赞颂。据说事后董必武约见过废名，算是对他的答复。后来，废名还有过两次献书，其结局很有点叫人痛心。
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此前一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所以他献书的对象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请指正，两年过去了，领导没给过答复，特立独行的废名当然不好意思去催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这才物还原主。
第二次发生在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他一边交书稿一边向领导说，不久就是“七一”了，我这是向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请领导审定出版。好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某个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他打开抽屉，看见一叠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著作。他当时不敢把书稿取回，因为这是给别人的献礼。直到回家以后，他才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从这吼叫里，才透出一点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事后他眼疾急发，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衰微，也许这是特立独行之气的一种转化。不久以后，他的住房被“无产阶级”占领。1967年，在“文革”高潮之中，无家可归的废名长辞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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