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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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迁之後固然可以从容评论，但是，当日身在祁门军营中的诸人是否也能像领悟了黄老之学的曾国藩那样平心静气看待将要来临的变故，实在是个问题。前述王辏г耸拢呀补谄蠲疟晃弊髁恕疤颖钡木欢嗄暌葬幔匾湔饧苁拢廊槐挚晒蟮淖晕遗芯瘢鲜敌吹溃骸爸辈研探＃嫖瓷嚼础薄娜四皇康难洹岸探！币埠茫绱室埠茫谟才鲇病⒔险娑氖焙颍蟀胫豢捎美吹阕骸翱瓷健钡姆缇埃⑵鸩坏绞导首饔茫子檬毕铝餍械幕坝铮庖菜闶恰叭宋木竦氖洹卑铡＠詈枵乱院擦稚矸菰谄蠲糯笥鞑文保摹叭宋木瘛币惨虼舜挝；笆洹绷艘换兀还纳矸ū韧蹶＇运要强上许多。
其时，被曾国藩派去防守徽州的李元度（也是文人），不到三天便丢了防地，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玩起了失踪游戏。曾国藩不禁大怒，于是，命李鸿章起草奏折，参劾李元度。于情于理，身为曾幕第一公文高手的李鸿章都不应推辞这个指令，孰料他竟冒出一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闻言，先是一愣，又一转念，以为李鸿章和李元度交情太深，不忍动笔，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人不忍欺
市面上有数种曾国藩相人秘诀之类的书，概可归类于社会科学中“领导学”或者“成功学”范畴，我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因此没看过这些书。清末以来的笔记小说，业已举出很多例子，试图说明曾国藩在“相学”上确有独到的造诣。案例太多，指不胜屈，有兴趣的人随便抓一本与湘军有关的书，就能发现幾条。此文也要讲一个曾氏相人的故事，用的却是反面教材。
湘军克复南京後，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武统转移到文治，需要大批文职人员。因此，被“髮匪”们“荼毒戕害”了十幾年的东南士子，纷纷出动。原任公务员的，忙着恢复身份；资格不够或者志存高远的，则投身各位大帅的幕府（湘、淮两军幕府中的佼佼者甚至作到督抚级别的大官）。曾国藩幕府，天下第一，理所当然成为各位准幕客的首选志愿。入幕跟入学一样，需要考试。考试则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不一定当庭挥毫，缴上幾首过得去的诗文即可交差。面试则由曾氏亲自主持。
某日，一人赴考，自称萧山人，曾在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见面之後，他先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宏大叙事开始，煽乎得老曾一愣一愣。接着，谈操作实务，老曾提问：属下“欺蔽”上司，是一个行政难题，阁下有何高见？此人面色一变，语调一转，说：属下欺与不欺，是个伪问题。上司受不受欺，才值得探讨。曾氏肃然起敬，说：愿闻其详。此人不疾不徐，说：我看当世衮衮诸公，在受不受欺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状况：像胡文忠公（林翼）那种人，综核名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心细如髪，性猛于虎，人不敢欺；都不愧是当代豪杰。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顿。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赶紧问：那第三种情况呢？此人微微一笑，说：但是，胡公和左公，都要比中堂您稍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您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的境界。不能也好，不敢也罢，那都是用外力压制属下的欺瞒之心；不忍欺，则发自内心，是一种道德感召，弥足珍贵。前者是法家的恐怖主义，後者则庶幾实现了儒家理想。所以说，欺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左二公，都比不上您。
无疑，这套欲扬先抑的“宏论”打动了老曾。明日，即派他督造船炮。
此文篇首，就说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此，幾天後，这个萧山人携款潜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卷逃案报到督署，属下纷纷建议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言自语：“？！？……”。
这到底是谁相谁的面呢？
养活细民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克南京。前此，洪秀全在南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湘军围城三年，南京城弹尽粮绝，物资匮乏，洪氏“共产主义”宣告破产。洪秀全鬼迷心窍，竟然丧心病狂号召全城军民以“甘露”为食。什么是“甘露”呢？就是苔藓。由此可知，湘军入城以前，南京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到了何种程度。而湘军入城之後，按照旧日军队惯例，弛禁三天，任由将卒烧杀抢掠。历此二劫，南京经济遂全面崩溃，再无丝毫六朝金粉的气味。破城後，两江总督曾国藩入城办公，看到这么一副惨状，不觉头大如斗，如何恢复生产、促进经济乃成为曾氏执政的当务之急。在曾总督的指挥下，如火如荼的经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除了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其他诸如移民回迁、减免税赋、地产开发、交通建设等措施，与今日大多数地区搞经济的套路如出一辙。不料，没多久，理学界知名人士、江宁知府涂宗瀛却给他出了个难题。
涂氏汇报工作，说：最近以来，秦淮河两岸的色情业死灰复燃，总督务必要防患于未然，明令禁止，不然淫风大渐，必生事端。在道德家眼中，画舫妓女无异洪水猛兽，理当驱禁；从地方长官来看，这却是经济复苏的表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且清代只废除官妓，禁止公务员嫖娼，并不禁止普通民众的有偿性交易。但是，曾氏是“理学名臣”，处理事务自应秉持比经济、法律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涂氏找他批禁令，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曾氏若冒然以法律未明令禁止者即为合法权利此一现代法学原则答复，必令拥趸失望，清誉受损。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次日黄昏，国藩换了便服，叫上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租了一条游船，对秦淮河地区色情业进行调研。只见得满河的画舫，只听得盈耳的笙歌，游人如织，美女如云，一派升平景象，哪有半点滋生事端的征兆？二公徜徉其间，不觉东方之既白。清晨，下船後，曾国藩直接去了办公室，即召涂宗瀛来府，见面便说，昨日与李山长在秦淮河上游玩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不少”。原来，曾氏不仅看到表面的繁荣，还看到此地色情业“拉动内需”，为“细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涂氏借口治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