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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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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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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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第四十二章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