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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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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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 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