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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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