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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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人厌恶：“他的长相，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上过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弟兄、顾问，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决心不那么意气用事地搞冷战，他拒绝投原子弹”。极端派无论读到什么关于总统的报道，无不切齿痛恨。
这类报道可够多的。有关第一家庭及其许多有关人员的报道有时好象把整个通讯事业全包了下来。肯尼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编入了电视节目，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还谱成了赞美的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截至1962年，此种书籍已超过一百种，藏书家们为要要到有作者签名的《英勇的人们》【肯尼迪写的一本书。——译者】，不得不额外多掏点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读戴维·塞西尔勋爵所写的一本梅尔本【威廉·兰姆·梅尔本（melbourne，1779－1848），英国自由党政客，曾任首相。】的传记，这一部本来只会使少数人感兴趣的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有人报道说总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年），英国惊险小说作家。】的《从俄国寄回的家书》，弗莱明立即就成了百万富翁。《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而三家电影刊物决定：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都要有卡罗琳的母亲的照片。
人们一听说总统通过一种快速阅读的函授教程学会了每分钟读一千二百字，于是教这种教程的机构就增加了十倍。美容学校专门教授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那种蓬松的发式。由干她的丈夫通常不带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的制帽业中心丹伯里城的生意一度大为萧条。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说，总统最喜欢喝的鸡尾洒是代基里，转眼之间，卖瓶酒的店铺货架上就摆出了一瓶瓶代基里鸡尾酒配料。杰基【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的昵称。——译者】认为举行小型的家宴更时髦。于是，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以举办大型宴会闻名的主妇，如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等等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人传出，肯尼迪政府中的要员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泰勒将军等尽管公务繁忙，还腾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罗伯特·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私邸所举办的晚间及周末学术讨论会）去进修。这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林顿，传到了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于是，象约翰逊兄弟公司那样的企业也开始为其经理人员开办了进修班。
肯尼迪家的人酷爱室外活动。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白宫里还从没有过如此热中于提倡锻炼的总统。锻炼项目包括简易足球，在海恩尼斯港外泛舟，以及杰基的摩托牵引滑水。把他们弟兄算在一块儿，他们几乎对一切运动都盛兴越：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球、垒球，肌肉锻炼，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前长途步行，体型本来矮胖的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越来越发胖，这简直使他成了叛逆，迹近非美活动，于是总统为了挽救他，提出同他比赛俯卧撑。由于想到皮埃尔的情况，肯尼迪曾经一度要求他的工作人员都把体重减轻五磅。总统本人则总是认真地按时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里，外出旅行时在旅馆的房间里，以及在“空军一号”的地板上，做一套特别设计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简直象是着了魔似的。海恩尼斯港式的简易足球是很粗野的运动；在蔷薇丛中接球常会伤人；杰基是在一条腿骨折断以后，才不再玩了。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时就相识的一个秃了顶的老朋友，被肯尼迪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后，他巡视各海军基地，到处同水兵们比赛俯卧撑。在胡桃山下榻的客人早餐前最好打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他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在布雷格堡能够熟练地通过一套难度惊人的障碍训练教程之后，就要他的三位已届中年的军事助理也照样去练。
当时最令人难忘的体育锻炼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大远足运动”。这是甚得肯尼迪欢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肖普将军首先发起的。他从档案堆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道训令，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都能在二十个小时内行军五十英里，最后的七百码还要快步完成。他就此事给总统写了个备忘录。总统查了查有关资料后给他批示说：“罗斯福总统当年不只是对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阁员——甚至也适用于倒楣碰上的外国外交官员。”接着，肯尼迪就问海军陆战队敢不敢试试看。他问肖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比得上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能赶得上，而且也实际赶上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走完了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一线的全程；司法部部长肋理和秘书们全都追随其后。消息见报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狂潮。长途步行成了最时髦的事。一向最多只肯从安乐椅边走到鸡尾酒柜前面去的人，现在也全上路了。着慌的医生们指出过火的运动是危险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总统告诫大家别做过了头；而曾经冒失地同意�
